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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的秋天，西安梁府街（今青年路）上的一幢官方院落，有了一个新名字——图书馆。
这是城市的一扇小门，又是时代的一扇大门。
此时，大清王朝将倾，困中求变，用西方开放式的图书馆取代中国封闭的藏书楼，希望以此开启民智，改良这个总是遭挨打的国家。
陕西省既文化深厚，也颇有远见，成了第一批尝试新事物的地方。
但具体的开馆日期没有记载，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想来大约在秋季......于是，图书馆选在每年的十月份举办纪念活动。
掐指一算，今年恰好是110周年。
最初的陕图，并不像今天这样能起到阅读求知的效果。那时候识字的人本就不多，一年下来，去馆里的人仅仅500个，平均一天还不到俩。
这个地方，更多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愿望。
一个民族的发展史，也是知识的增长史。到了今天，陕图每年要接待读者260多万人次，平均每天7000多人。
无数人在这里阅读学习、考研考公，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和生活。
110年间，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在陕图的身上，留下了太多的传奇故事。
01
读书人都想静静，所以早期图书馆的选址原则是“远市嚣”，但忽视了交通不便，就没人来了。
陕图的重要转折点是，1915年从北郊梁府街，搬到了城里的繁华之地南院门，也就是老西安市委的东边。
这事说起来，还与慈禧有关。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一路打到北京城下，慈禧吓破了胆，以“西行狩猎”为名，带着光绪皇帝，仓皇中逃到了西安。
虽身处离乱，未改奢侈本色，年底她的寿辰，还像往常一样操办，各地的贡品纷纷朝西安涌来。本地官商，更是殷勤服侍。
当时的陕西首富，是个女人，名叫周莹。她是孤儿，自小被周家收养，16岁时嫁给大盐商吴家。但过门仅十天，丈夫就去世了。
原来吴公子本就患有重症，娶媳是为了冲喜。
不久，公公也去世，周莹成了继承人，她有“三高”——智商、情商、财商，逐渐掌管了家族生意，并且越做越大，成了“女版李嘉诚”。
• 周莹画像，脑门大的人果然聪慧。
2017年的爆款电视剧《那年花好月正圆》中，孙俪扮演的女主角，原型就是她。剧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大义秦商之安吴寡妇》。
周莹给慈禧进献了十万两白银，还有龙床、巨型紫檀屏风等物件。两人都是寡妇，相见之后估计有不少共同话语，慈禧还认了她当干女儿。
1901年，在签下《辛丑条约》后，局势缓和，慈禧起驾回京。动用了3000辆大车，也未能将珍宝全部运走，留下不少好东西。
当地官员就在南院门旁边建了一座楼来收藏，并向市民开放展示，取名“劝工陈列所”，意为工艺品展览馆。
而老百姓习惯叫它“亮宝楼”，“亮”就是今天的“炫富”。
1915年，陕图迁到南院门，与亮宝楼合并。因为楼里有不少珍贵的书籍，也算是对口单位。
从那之后，亮宝楼就成了陕图主要的藏书、办公和阅览区，一直持续到这个世纪初新馆建成。
• 民国时期的陕图外观。
所以，早期的图书馆兼具了博物馆的功效。比如1918年，几个美国人想盗走“昭陵六骏”，被人发现截获后，就安放在亮宝楼内。
直到1944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建立，陕图里面的那些文物才剥离出去，单独陈列保护。
南院门因为是巡抚衙门所在地，修建得很漂亮。院子里古木参天，曲径通幽，四季鲜花盛开，并且还养有鹿、熊等动物，像个动物园和植物园的合体。
1926年，西安城被镇嵩军围了8个月，城中粮食匮乏，饿死数万人。有人想把图书馆里的梅花鹿给杀了吃，但馆长坚决没同意。
那时，达官显贵们接待客人，也喜欢带到这里逛逛，喝喝茶，看看宝。1924年时，还在馆内设了宴会厅，类似今天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会所。
不过，初兴时，图书馆经费很紧张。1921年11月，民国时期的《陕西日报》登载了一则广告：
“为补助图书馆临时经费起见，将自办最新鲜、最美观、最有价值之电影。”
这是陕西省最早的公开放映电影的记载。
用放电影的方式来筹资，当年也算是创举。同为舶来品，两种文化形式，实现了合流。
到了1929年，陕图每月的借阅人数，提升到了200人左右。还专门设有妇女阅览室，异性不得进入。
今天看起来有些荒唐，但是能让女生走出家门读书，也是一种进步。
抗战时期，有几位地下共产党员，以陕图为接头地点，办了一张报纸《老百姓》，针砭时弊，宣传抗战，搞得国民党很头疼。
其中一人名叫武伯伦，建国后担任了陕西省文化局局长。1958年大跃进时期，有人要拆掉西安城墙，他给在中央的一位陕西老乡写信，请求保护。
这才有了今天古城的面貌。
02
每个图书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陕图的宝是宋元版的佛经《碛砂藏》。
碛砂，读qì shā，指的是地名，位于江苏苏州澄湖上的一个小沙洲。那里有座“碛砂延圣寺”，建于佛教盛行的南朝梁代。
宋代时，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流行印刻经书。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延圣寺组织雕刻佛经，中途因遭遇战乱，断断续续工作了91年，到1322年的元代才完成。
这套经书共1532部，6362卷，囊括了从两晋到宋的完整佛经种类，史称《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简称《碛砂藏》。
•《碛砂藏》局部，数百年流传，依然清晰。
它集中体现了宋代的书法和印刷成就，端庄而清晰，被称为“稀世之奇珍，人间之瑰宝”。难怪今天的常规字体，就叫“宋体”。
经过数百年的流传周转，到了民国时期，经书在西安的卧龙寺被发现了。
是谁拥有这么一双慧眼呢？是大家熟知的维新领袖康有为。
1923年10月，康有为受陕西都督邀请，到西安讲学。作为当时的“网红”，大家都想看他一眼，所到之处，前呼后拥，阵势不亚于朝廷钦差。
参观陕图时，他看到诸多经史子集图书，挥毫题写了四个大字“兰台石渠”。“兰台”指的是古代的史官，比如司马迁、班固；“石渠”指的是皇家藏书的地方。
题字的落款为“孔子二千四百七十四年癸亥冬南海康有为”。这正是他自己提出并坚持使用的“孔子纪年法”，以孔子诞生之年为元年。
• 康有为的书法被称为“破体”，长撇大捺，气势开展。
当时，“新文化运动”已入人心，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高涨，而他演讲时还宣扬孔教，学生们听不下去，纷纷退席。
都督不得不派兵守住门口，但依然有人跳窗而出。
11月29日，康有为来到卧龙寺参观。这座寺本叫“福应禅院”，因为北宋时有个主持喜欢“葛优躺”，天天卧着，被称为“卧龙和尚”，寺庙也就改了名
吃过饭后，他在主持的陪同下，参观藏经楼。就在此时，他发现了一堆经书，凌乱放着，有的长了书虫，有的被僧人剪去做了鞋垫，留下豁口。
到底是大学问家，他看出了这正是稀世珍宝《碛砂藏》。
心生痛惜的同时，也生了贪念。他提出拿自己府内的三套经书，进行交换，拿回去修补。面对这个大名人，主持没好意思拒绝。
当晚，康有为就派人来取经书。但夜色掩盖不了车马动静，消息很快走漏出去。
有些东西，如果没人看破，可能会永远埋没下去，而一旦看破，大家都知道了它的价值。
陕西当地的绅士听说后，气愤不已，成立了一个“西安古物保存会”，向康有为讨要经书。
康有为自持是都督请来的人，放出话说，决不归还，如果有人阻拦，宁可一把火给烧了。
士绅没有办法，只好依靠舆论，在报纸上发文揭露康有为的劣行，比如《康圣人统兵打抢之骇闻》《盗贼圣人》......放到今天，估计篇篇都是十万＋。
不少在外省的陕西人也开始关注此事，长沙《大公报》的文章更是毒舌：
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而康有为年已七十不死，还做了盗贼，不正是这句话的例证吗？
至此，康有为狼狈不堪，只好长叹一声，退还了经书，灰头灰脸地离开了西安，留下一个“康圣人盗经”的公案。
1928年10月3日，陕西省教育厅下令，将卧龙寺的《碛砂藏》移交陕图保存，共5594卷，藏量居全国之首，成为镇馆之宝。
•《碛砂藏》的扉画，真是精美绝伦。
不过，多年后，历史学家章立凡所著的《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中有个章节，说他去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家做客，在密室中看到不少宝贝：
“但真正令人震撼的，却是贴着封条的楠木书箱，箱上用墨笔写着‘大藏经’，这就是康有为生前从陕西运回的那部《大藏经》了。”
所以说，康有为归还经书时，还是偷偷挑了些珍贵的，带走了。
老狐狸毕竟是老狐狸。
03
1949年，西安解放，陕图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接管。
首任馆长名叫梁午峰，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向全国征求革命书报。因为馆里之前的收藏主要是古代典籍，“不合新时代之急切需要”，所以要与时俱进，进些新货。
如今，陕图有两方面的资料得天独厚，一个是有关1936年“西安事变”的资料，一个就是陕甘宁边区红色记忆系列资源，其他馆藏没法比。
• 写论文一定要学会用图书馆资料。
那时候，图书馆的保护技术还不发达，没有防火、防虫、防湿设备。1950年秋天，在把《碛砂藏》拿出来晾晒时，发现不少地方长了虫，柜子下面的部分也受潮了。
幸亏1931年时，朱庆澜将军发起了对《碛砂藏》的影印工程，以陕图所藏为底本，历时4年，成书500部，发行全国，供后人参阅。
随着馆藏增多，旧有的场地受限，1959年，陕图新盖了一座阅览大楼，高四层，是当时西大街上最气派的现代化大楼。
新楼新门面，最好也能有个新牌子。馆里的美术师李乃良，负责联系书法家给图书馆题字。他心气也高，直接给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此后就是天天跑收发室等回音。过了半个月，郭沫若还真得寄来了一幅题字。
不过，这幅字是横版的，而馆牌需要竖式悬挂。如果把横写的字，裁剪拼贴成竖版，势必不好看；如果请郭老师再写一幅吧，也不好意思打扰。
正苦恼间，大家发现寄来的信封上，有竖写的“陕西图书馆”的地址。虽不是正儿八经的书法作品，但因为是自然而为，一气呵成，也好看。
于是就把这几个字放大做成馆牌，这一用就是40年。
• 陕图旧馆，显得凌乱，没有今天的新馆气派。
时光兜兜转转，2001年，陕图在西安的长安路上建立了一座新馆。高大宏伟的门廊上，需要一个横版的馆牌，于是郭沫若几十年前题写的字就派上了用场。
除了《碛砂藏》，陕图还藏有明万历二十二年的刻本《海刚峰集》。刚峰，是明代清官海瑞的号，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海瑞著作刻本。
1961年，吴晗写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就专门到陕西图书馆来借阅参考此书。
没想到上映后，一篇评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让它成了“文革”的导火索。
在特殊的年代，图书馆也非静修之地。
亮宝楼因年久失修，建国初曾用几根钢筋对楼梯进行了加固，形成了几个类似卐形的铁铆。“文革”时，说这是纳粹标志，给砸掉了。
梁馆长因为曾把安吴寡妇送给慈禧的龙床，拿来自己用了，也遭到批斗。
尽管走了不少弯路，但新中国有一个重大成绩是，在全国开展了扫盲运动。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成为社会进步的重大阻碍。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学习，教农民从写自己的名字开始，识文断字。到了2000年，文盲率下降到了6.72%。
只有认识了字，才能读书，图书馆才能发挥效用。
而图书馆在扫盲中也做了贡献，陕图在全省建立了数百个流动图书站，并支援农村图书室建设。
有书可读，有书能读，得到了统一。
04
改革开放后，人才重新受到尊重。
从1979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股读书热潮，多年受压抑后，对知识如饥似渴。
图书馆是书的海洋，也是人的海洋。陕图的持证读者数量在一年内增到了3万人，远远超出了接待能力。
阅览室座位仅有400多个，但日均接待量是1200人次。每天开馆前，大楼外就排起了长队，寒冬腊月也不例外，还常发生大门被挤坏、护栏被挤倒的现象。
1980年，陕图开始实行押金办证，当天就办理了3000个借阅证。原计划半年发放5000个，结果10天之内就发完了。
• 八十年代静心学习的人。摄影/翁乃强
这种状况到了80年代末期开始降温，因为下海经商潮代替了读书学习潮。
每天的读者人次下降到700多。1989年，原计划办读者证6000个，结果只办了5000个。
图书馆为此还做了一番调查，结果显示，很多人认为知识并不能给人带来财富，自学成才的人在选择职业上依然困难重重，未能改变生活。
以往走俏的基础理论书和教科书，借的人少了，更多人是来看一些实用书籍和娱乐休闲小说，比如金庸的武侠和琼瑶的言情。
图书馆的功能回到常态，成为培养阅读习惯的地方，而不是助人快捷经获得成功的地方。
1988年，陕图专门成立一个“社会联络研究部”，负责组织讲座，请名人来馆给读者普及知识、传授心得，逐渐成为一个品牌。
比如，1989年3月，就邀请作家路遥来馆谈自己的创作历程。
能容纳百人的屋子里，座无虚席，连窗台上、讲台周围都站满了人。见此情景，路遥也没坐，就站着给大家讲了两个多小时。
• 怀念路遥，如果活到今天，整70岁。
他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小时候家穷，过继给伯父家，上学也是省吃俭用。那时候农村人都光屁股穿秋裤，只有城里人才有内裤。
他的理想是，能实现内裤自由。
还讲了自己的初恋。“文革”时期，他当了县革委会主任，有次开会，在主席台上接到一张纸条。
他来到田野上，一个穿红衣服的北京女知青等着他。两人手拉着手，在雪地里奔跑，呼叫，开始了爱情。
有位现场的读者，后来写文章回忆说：
“在讲话中，路遥几次点烟抽，牌子是红塔山。路遥抽烟很讲究，他认为，除了解馋，还有精神支撑作用，抽烟在精神上能促进他写作。”
读者提问环节，有人问他对贾平凹的看法，他说：“平凹这家伙，弄啥成啥。”
那天他来，其实还想了解读者对已出版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看法，好带着意见回去写第二部。
讲完课，图书馆要留他吃饭，他坚决推辞，说要回家睡觉了。
因为，他是个夜猫子，晚上是工作时间，“早晨从中午开始”。
30年后，根据陕图大数据统计，文学类图书中，最受读者欢迎的就是《平凡的世界》。
2001年，陕图长安路新馆落成，面积4.7万平方米，能藏书400万册，阅览座位2000个。因为环境好，设备先进，交通又方便，成了读书的好去处。
原来南院门的老馆，作为少年儿童分馆使用。
而今，在西安高新区软件新城内，又一座新馆建成在即，面积是长安路馆两倍大，有阅览座位6700个，日接待能力一万人。
不怕再抢不到座位了。
• 高新区新馆。
未来的陕图，西大街少儿馆、长安路馆、高新区馆三位一体，服务三秦父老，走进下一个百年。
一个省的文化水平，往往能从图书馆的水平中体现出来，从读者对阅读的兴趣中体现出来。
已故的陕西作家陈忠实，说过一句话：
“我相信开启一个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书，所以一个省的图书馆对于一个省的国民的精神的开发、智慧的开发、创造力的开发是任何东西都不可代替的。”
每个人都是图书馆的过客，但图书馆是心灵永恒的家。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