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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三武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之难，曾给蓬勃发展的汉传佛教以毁灭性的打击。其中，北周武帝之所以灭佛的关键性人物即为卫元嵩。
卫元嵩，益州成都府新繁县人。“少不事家产，潜心至道，明阴阳历算，时人鲜知之，”(杨楫《元包经序》)在佛教流行的梁末(约公元555年)，他20岁左右即往峨眉山黑水寺出家，为无名法师弟子，后曾住成都野安寺。当时佛教席卷全国，随之泥沙俱下，僧人多追逐声名荣利，聪明秀出的卫元满也受了这种“下海”风影响。p/p
据道宜《续高僧传》记载，卫元嵩曾于夜静时分问师父说：“世人汹汹，贵耳贱目即知皂白，其可得哉？”无名知晓其意，点拨道只有狂放不羁才能获得声誉。卫元嵩随后果然便疯疯颠颠起来，他四处周游，每到一处，后面总跟着一群人看稀奇。卫元嵩富于文才，写了许多通俗的佛教文学歌谣，现在敦煌文书里还存有《十二因缘六字歌词》等作品，可见其歌谣曾颇为流行，可惜的是其所作千字诗，今只留下“龙首青烟起，长安一代丘”十字。p/p
就这样过了20多年，卫元嵩觉得蜀地狭小不能展其抱负，便与其兄商量要上京城长安与国士们一比高下，其兄却说：“王褒、庾信名振四海，你一个和尚家，何必去自取折辱？”卫元嵩认为这些国士不过多读了几本书、会写几篇文章罢了，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到了长安以后，卫元嵩经旧友介绍认识了很多显贵名士。王子晋在《仙笔》说卫元嵩“过太华山，遇异人，授以按摩之术。”卫元嵩因而对道教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长安与道士张宾结交为友，又换上了道袍。卫元嵩好言将来事，都有证验，所以不久便影响很大。p/p
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卫元嵩以黄老微言向宇文邕献策20道，大受宠信，“赐爵持节为蜀郡公，武帝尊礼，不敢臣之。”(杨辑序)他凭借自己的巨大影响，和道士张宾联合，数次请求抑制佛教，清洗无行富僧，周武帝原本信佛后见佛教泛滥已危及国家的经济政治基础，况且又有谶言说黑衣(当时和尚穿黑衣)当称王，使他对僧人心存憎忌。不过，因为当时佛教信徒太多，周武帝未敢轻举妄动，便调和三教，多次进行三教优劣的辩论。p/p
建德二年(公元573)年)，武帝亲定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又因打算统一河北而须增兵筹饷，终于在建德三年初断、建德五年普禁佛道二宗，“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勒令僧道还俗。关山东西数百年来佛寺扫地以尽，将四万所寺庙赐与王公为宅第，毁像焚经无数，300万和尚被逼还俗，没收了大量的财宝。
虽然普禁佛道，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佛教徒的，道教不过是殃及而已。卫元嵩是武帝的红人，当然没有被勒令还俗，但也受到影响，处境艰难，不得已于建德三年回到成都，晚年定居什邡，北周静帝时死于什邡，被葬于县衙东侧。卫元嵩竭力向武帝游说而导致了这次法难，所以僧侣将他视作佛门大叛徒和不共戴天的敌人，一千多年来攻击咒骂有加。道士们也因道教未能幸免而摒弃了他，他实际成了佛门道冠都在唾弃的人物。p/p
其实当时，佛教确已到了必须加以拣选的地步，卫元嵩出自佛门，对僧人的腐化堕落了解得最为清楚，故他的现身说法说服力极大。武帝也正因此而尊崇利用他。其次，他并不主张将僧人们赶尽杀绝，而是建议在京城建通道观，选择有名的僧人道士120人，著衣冠笏履，称为通道观学士。认为有一定数量的人研究佛理道法就够了，用不着蜂拥出家修道，这无疑是正确的。唐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学士陈子良就认为卫元嵩建议拣选僧人并不是“憎嫉昌显，危身挟怨，故须除荡以畅胸襟”，而是“为崇重教门，恶其渝滥”而已。这实在是难得的卓见。p/p
实际上，后来还是有很多人尊敬他的。唐朝皇帝赐与他“希微真人”之号，什邡人为他建了祠，北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县令杨楫在恭谒此祠时赞之为“高士”。南宋的洪迈在《夷坚志》说：“什邡风俗，每以正月五日作卫真人生日，道众皆会。”南宋端平三年(公元1234年)，县令吴中孚为立碑，上篆刻“惠应希微真人之墓”八字。民国15年驻军旅长钟光辅在墓周围砌石板围栏。1954年墓上建有六角亭，可惜1982年因修建而拆毁。
卫元嵩著述甚多，除前面提到的大量通俗佛教歌谣及千字诗外，尚有《元包》五卷、《三易同论》、《易论》、《齐三教论》七卷，可惜大都亡佚。今存最完整的是《元包》，《元包》一书在唐、宋、明、清都有刻本流行，甚至被秘阁收藏。卫元嵩的这部代表作是研究《周易》的，它仿扬雄《太玄》，主要阐述了《周易》的义理。p/p
唐代李江赞叹道：“《包》之为书也，广大含宏，三才悉备。言乎天道，有日月焉，有雷雨焉；言乎地道，有山泽焉，有水火焉：言乎人道，有君臣焉，有父子焉。理国理家为政之万者。”唐高宗宰相张行成更将《元包》与《太玄》、(周易》并称“三易”。李楫认为它代表了研究《周易》的最高水平。可见，仅以《元包》而论，卫元嵩在中国道教史上也当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