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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风宋月（读史专栏作家）
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宋真宗是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在即位之初也曾想着效法太祖、太宗，政治上有番作为。但由于他谨小慎微的性格，加之缺乏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当他的提议被否定或在执行阶段碰到阻力后，立即明智地决定，做个甩手掌柜。
好在宋真宗即位时，经过太祖、太宗二朝的经营，各种政治制度已臻于完备。真宗即位不久，宰相王旦就善意地提醒他“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如果典故中没有，那么就直接“问诸有司”。王旦毫不客气地告诉官家要夹紧尾巴做人，祖宗法的解释权在士大夫主持的各政府部门。——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形成于宋真宗时期，发展于宋仁宗时期！
历数中国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根本不可能有宋真宗，在后人看来，宋真宗太过平庸。殊不知，平庸才是皇帝的常态。历史证明，甘守平庸的皇帝，令人尊敬。
宋、辽澶渊之盟签定后，宋廷再无来自外部的侵扰，城市商业经济逐步繁荣，大量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向城市聚集，市民开始做为重要的城市人口出现在人口结构中。宋代户籍分为坊郭户和乡村户，坊郭户与现代的城市人口类似，包括州、府、县城及各草市、市镇的居民。
伴随着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形成，社会上涌现出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精英阶层。宋初，历代奉行的“工商不得与于士”的陈规被废除，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大发展。
随着街坊制的形成，汉唐以来形成的宵禁和“日中为市”的交易传统被彻底打破。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实施，使得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呈现出空前活跃与兴旺。
宋代之前的城市经济，基本上以农业为主，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单一性和纯消费性。真宗皇帝在位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商业和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密，不仅出现了许多新兴行业，而且行业内部的分工也更加明确细密。据专家统计，宋代城市中有文献记载的行业达440多种，其中比例最大的是服务性行业。
服务性行业的迅速膨胀意味着宋代社会风尚的商业化转变，人们的生活观念在城市化、商业化的大潮中，日益滋生出人生在世享乐为上的意识。
我国的休假制度源远流长，其起源自然与农业社会大背景相关，带有明显的农耕色彩。唐、宋前的节庆活动，多是以农业生产和节气转换为基础，人们休闲娱乐时间的长短也要视自然天时变换而定。
宋之前，既有法定假日，还有旬假制（汉代官吏每五天休息一天，唐代改为十日一休）另有旅游假、婚姻假、事故假、孝假、等一些休假名目，这些假期的设置，不但增加了官员的休息闲暇时间，更折射出中国古代吏治中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追求。
到了真宗在位时期，带有休闲色彩和浓重狂欢意识的假日更是得到空前发展。
宋代官员的休假大致分为公假和私假两种，公假有节假、旬假、国忌假、外官上任假、唱名后假、朝假，还有各种特殊情况给假等；私假则有婚嫁假、丧假、病假、探亲假、私忌假等。
休假的主要方式为‘朝假’和‘休务’。‘朝假’即皇帝不上朝，官员也不必赴殿朝参，但需安排值班官员处理日常公务；‘休务’则不必安排官员值日办公，可以任意选择在家或自由外出休息。除此之外，就是名目繁多的节日休假。
宋代官员所休的各种节日假，天数之多、节日之繁，为中国古代社会之最。
据北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记载：“祠部休假，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上元、夏至、中元、腊日各三日；余立春、清明等节各为一日，一岁共七十六日。”
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诏以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三月初三）、二社（春社与秋社，春社即立春后第五个戌日；秋社即立秋后第五个戌日）、端午、重阳并旬时休务一日，祁寒、盛暑、大雨雪议放朝，著于令。”
不但如此，而且另外规定每年大祀、忌日、大忌前一天，自己不坐殿，在京官员免予朝参。此后陆续新增的、天庆节（为纪念天书下降所设，正月初三日）、先天节（七月一日，真宗以圣祖下凡日为先天节）、降圣节（十月二十四日，圣祖与真宗相会日为降圣节）各放假五日；天祺节（始建节于天禧元年、即1017年、初名天祯节，后因避宋仁宗赵祯讳，更名为天祺节）天贶节（六月六日天书再降，特设天贶节）各放假一天。
这样算下来，宋代官员的带薪休假日至少在100天之上，每隔三天时间，官员就有休息日。这样的公务员生活实在是爽歪歪，强烈建议当代喜欢穿越者，如果穿越，还是穿越到宋代去做公务员的好。
真宗在位的年代，大宋官员只要不耽误公务，在上班时间可以斗地主、接龙、明目张胆的玩偷菜游戏，可以喝酒，而且有关部门不得干涉、指责，遇上下大雨、大雪的极端天气，不用赶早朝。——宋真宗真的是一位体恤下情的好老板！
赵宋自立国以来，对官员实行怀柔政策。宋真宗在位期间，一方面改革俸禄发放制度，一方面不断“益俸”，为手下的打工仔们集体大幅度加薪。
据史料记载，“三司估百官奉给折支直，率增数倍”。轰轰烈烈开展造神运动以来，真宗又诏令文武官员一并增加俸禄，制定文武职官月俸自三师三少120贯至侍禁4贯，分为22等发放。
真宗是个极具亲和力的皇帝，为了增进君臣之间的友谊，不但经常和属下臣僚宴饮，而且将送温暖活动制度化、透明化，除了平常赐肥羊、美酒之外，立春赐春盘，寒食送神餤、饧粥；端午赐粽子，伏日送冰红茶；重阳节送糕，并有酒水赠送；一到三伏天，每五日一赐冰。
给这样的老板打工，一年有一百多天的带薪休假，真是爽歪歪。
为拉动内需，真宗皇帝可谓不遗余力。在他的努力下，宋廷商品经济、都市休闲文化发展驶入快车道。
有如此密集的黄金周，宋人能不好好享受生活吗？
清人赵翼在其《宋制禄之厚》一文中称宋代官员“给赐过优”，称的上“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其它时代的宋代官员俸禄多寡不提，赵翼的评述用在真宗一朝恰如其分。
宽松的休假、薪酬制度，真宗皇帝为官员营造了宽松政治环境。有幸生在这样开明的，鼓励消费的，注重官员休假与关怀的，注重民间传统假日的“民主”时代，会不会有一种幸福的炫晕感？这个时代的公务员，幸福指数在有宋一代为最高。
宋代官员的俸禄以现钱为主，辅以禄粟、衣料等实物为岗位津贴。北宋文官体系复杂，因此，官员的俸禄也与其它王朝有别。文官系统中有实际意义的主要是本官、差遣、贴职三个系列。“其所谓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谓职者乃古之加官也。”（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
在享受俸钱、衣赐、禄粟之外，大宋官员们还享受着名目繁多的各种岗位补助，如添支钱、工作餐钱、傔人（随从、跟班）衣粮餐钱、厨料、茶、酒、薪、碳、羊、马等，此外，文官还额外享受一些变相俸禄的待遇，如职田租、驿券、郊赐、年节生日支赐、赙赠等等不一而足。
官员事假（病假、丧假）超过百日方停俸，生活在大宋的官员如沐春风。宽松的政治环境，重文养文的社会风尚，优厚的官俸，为官员纵情享乐提供了根本的物质保障；宽裕的带薪休假期，城市商业的繁荣，则为享受风月人生培育了滋生与蔓延的土壤。社会地位的提高、自我价值的体现，潜藏在文人心底深处的享乐需求如春草般疯长。
对此，最高统治者不但不阻止，反而主动鼓励提倡。“杯酒释兵权”，其实就是赵匡胤对开国功勋实行权力赎买而已。用丰厚的物质赏赐保证勋旧可以在退休后仍可以过着富足的生活，鼓励他们“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就是要他们沉湎于酒色之中，丧失对最高权力的觊觎之心。
王夫之在《宋论》中写道：“一时人士，相率以成风尚者，章蘸也，花鸟也，竹石也，钟鼎也，图画也，轻歌妙舞，狭邪冶游，终日疲役而不知倦。”
《东京事略》载：“宋兴，承五季之余，天下得离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
许多人认为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政治上保守，军事上懦弱，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宋代开创的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保守，保守并不是贬意词，也不是革新的对立面。在需要守成的时侯，一味的变革也许会适得其反。日语中，保守一词有维修、管理之意。另，英国的保守党，政治上并不保守。在稳健中完成政治制度的完善，这样的保守值得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