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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开元时期商业十分发达，交通运很发达，有规模巨大的内河航运网络，更有遍布全国的陆路交通网络，驿道驿站遍布全国。政治的清明稳定，经济的高速发展，唐朝诞生了很多因商而兴的城镇，商业的兴盛使货币交易也达到了一个高峰。由于唐代的钱币主要是铜币和金银，金属钱币因为本身具有局限性，不便于大额携带，在运输中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制约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个新兴事物——“飞钱”。
在《新唐书·食货志》中记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凭纸券取钱而不必运输，钱无翅而飞，故曰“飞钱”。但是在唐朝官方将这种现象称作“便换”。
飞钱是在唐朝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有其产生的因素，首先这种商贸往来有着广泛性和频繁性，其次商业交易的规模很大，还有这种大规模的商业交往普遍具有跨地域，路途较远。
在“飞钱”产生之前，人们大多用铜钱进行交易，在所需货币增多或者运输条件不好的环境下，它本身的弱点就暴露了出来。唐代笔记小说集《因话录》卷6“羽部”记载：“有士鬻产于外，的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碟以归，世所谓便换者。”这里的“川途”可不是山川路途的意思，而是专指三川(剑南东道、剑南西道、山南道)之途。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是诗人夸张的说法，但蜀道一向被视为险途，是确有其事。剑南三川因地理条件，交通不便，使用携带方便的“飞钱”就成了迫切需要。
为何“飞钱”会产生在蜀地，有两个原因是不得不说的。一是当时唐人嗜茶。而菜之名品中，剑南蒙顶石花茶占第一位。因此，许多茶商便辗转于京城与蜀地之间做起了茶的生意。随着交易的越来越多，“飞钱”也便应运而生了；二是蜀地印刷事业的发达也促进了飞钱的产生。唐后期益州地位陡然上升，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并和扬州一起成为长江流域商业带一尾一头的两个重要中心，唐宋间人称“扬一益二”。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九里则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州一而蜀州次之也。”
长江三角洲本是富饶的地区，扬州就位于长江三角洲上。唐代中叶以后，中原战乱，北方人大量南迁，更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扬州也借此踏上了发展的捷径。安史之乱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备受摧残，原来富庶的农业地区百废待兴，皇朝的“军国费用”，只好“取给江淮”。当时人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扬州就是江淮的中心。江淮是一个富庶的农业地区，是皇都主要的粮食供给的。这些漕粮大都集中到扬州后才上运至长安，就连从长江以南远逾五岭运往长安的漕粮也都要经过扬州城下，这就增加了由扬州运出漕粮的数量。
另外，扬州周围不仅富产粮食，而且大量产盐，盐税更是国家财政重要的收入。据说代宗大历之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庸代最重要的理财官员盐铁使就驻在扬州。刘曼为盐铁使时，在扬州周围产盐之地设四场十监以相治理，据说每岁所得的钱财，可“当百余州之赋”。
扬州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物产，如锦和铜器，特别是扬州的铜镜也久负盛名。天宝年间，韦坚主持漕运，把东南各地的奇珍异宝和重要物资用船舶载着运到长安。船上所载的是广陵郡出产的锦、镜、铜器、海味。就是这样便利的交通和富饶的物产，促成扬州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唐人赵嘏称道扬州的诗中有句说，“十万人家如洞天”。十万人家似乎有些夸张，至于冬天的说法，则充分道出当时扬州人的心情。
除扬州和成都外，唐代中期以后南方的重要商业都市还有润州、杭州、江州、越州、荆州、鄂州与广州等。
南方经济地位的上升与人口的增加，使得唐朝将对工商业的注意力转向南方。长江流域的日渐兴旺发达也就成了唐代中期以后全国商业中心逐步南移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