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监狱_ 美国华人历史研究基金项目/刘正教授撰写《民国名人张璧评传》14_河北省保定监狱雕塑

美国华人历史研究基金项目/刘正教授撰写《民国名人张璧评传》14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十三、罩在张璧头上查无实证的“汉奸嫌疑”

最早的《惩治汉奸条例》出现在1937年8月23日。而后又在1938年8月25日公布了第一次修正案,增加了没收财产的规定。因此,惩治汉奸一直以军事间谍类的汉奸为主。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到北京,成立了“北平肃奸委员会”,开始督查旧北平惩治汉奸工作的进展。10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条例的要求,戴笠亲自主持将伪政权的首要分子和军事间谍100余名,当作大汉奸全部逮捕。

这当中,没有张璧。

11月23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共十一款。此次惩治汉奸的范围从军事间谍扩大化到在伪政权工作的公务员和机关首长。一时间,抓汉奸运动的扩大化的浪潮遍布了全国。只要是曾经在日伪政权下工作过的人,不论是出于谋生还是被迫,或者主动效忠于日伪,性质不问,一律定为汉奸。

12月3日,何应钦亲来到北京后,监督执行《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的执行问题。这时候,原属于张学良部下的某人,因为三十年代在天津就已经和张璧发生多次矛盾,相互结怨很深。于是,他越级向刚到北京国民政府的何应钦直接举报了张璧,举报信中说:张璧是伪北平公用总局的局长,属于新发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条例》范围内任职伪机关首脑一款,应该立即抓捕。于是,何应钦亲自批准了这一举报。

12月5日,张璧被捕。

因此,当时公布的汉奸名单中就出现了“张璧”的名字和他早就辞职不干的“伪公用局长”一职。见如下:

河北监狱

我们无意于指责当时实际出现的大量的夹杂个人恩怨和纠纷的那些“汉奸举报”。因为,借机诬告陷害例子非常多,不但旧北平市内,甚至连宋哲元的老家也出现了,见如下:

有一次肖司令的除奸组决定除掉一个被人诬告为汉奸的乐陵县知名人士。春元了解这个人,他在暗中多次帮助抗日爱国力量,……过去曾因商业利益问题,得罪过人,肖司令向春元通报这一决定,春元十分着急,火速派遣高庆海亲见肖司令,报告真实情况,肖司令果断的派人追回已经出发的执行队伍。

张璧也如此,他被仇家举报了。当天,和他一同被捕的还有在日伪政府内任现职的公务员七十余人。张璧是唯一一个不任现职、早已主动辞职的前伪机关首长。

从该汉奸名单中我们得知:河北高等法院检察1946年2月5日受理张璧案件,2月20日起诉。该卷宗保存在河北省档案馆,卷宗编号是634-72-128。

为此,我们需要先详细地介绍一下当时的汉奸审判问题的由来。

国民政府的《惩治汉奸条例》修正案直到1946年3月13日才正式发布施行。该修正案的条例是对1938、1945两年条例的补充和修正。该条例规定了本法适用范围如下:

1、通谋敌国,而有本法所列行为之一者,判死刑或无期徒刑;

2、曾在伪组织机关团体服务,为有利于敌伪或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为于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3、明知为汉奸而藏匿不报或包庇纵容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4、犯前条之罪者没收其全部财产,但应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

5、查封动产,但应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

6、查封动产,得委托该管地方行政机关执行之;

7、明知为汉奸将受没收或查封之财产而隐匿、收买、寄藏或冒名顶替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罚金。

请注意这里的第二款:

曾在伪组织机关团体服务,为有利于敌伪或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为于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张璧虽然在1946年2月5日被河北省高等法院受理、2月20日被起诉。但是,再无下文。

为什么要在如此违反当时国民政府政策法规的情况下拘押张璧呢?原因如下:

按照1946年3月13日的《惩治汉奸条例》修正案,张璧曾经任职过二年的“北平市公用总局局长”一职,顶多属于“曾在伪组织机关团体服务”,但是他不但没有“为有利于敌伪或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为于一定年限内”,相反却干了很多保护抗日的国军将领和共产党人的历史事实,哪怕再不为国民政府所考量,顶多是“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已。关键是这一条并不是何应钦所希望出现的结果。何应钦抓张璧的目的是要一箭双雕:这第一雕就是张秀岩所分析的那样,可能是因参加“北京军调部”的共产党代表中有其侄子,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愤恨。因此,抓了张璧最好再治其重罪,就可以实现打击参加“北京军调部”的共产党代表的效果。第二雕就是终于替蒋介石又除掉了一个曾经的反蒋势力积极份子,达到教训冯玉祥所属各部的目的。

拘捕了张璧后却找不到他的汉奸罪行,这就是为什么河北省高等法院接到何应钦抓捕张璧的指令后一直无法定罪和判决的原因。

关于国民党抓捕军调会代表及其家属的问题,还可以参见下面这篇文章的证据:

戴笠即紧急指示,1946年元旦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要成立,要在该部未成立前秘密逮捕一批中共人员及革命人士,同时特别指示逮捕后送入监狱时,一律称为“重要汉奸”,以掩人耳目。

国民党当局为了制造轰动效果,1946年7月2日,何应钦特地指令将张璧和著名的大汉奸金璧辉同时由北京移动到保定的河北第一监狱等待审判,制造了一个将两“璧”一起同车押送到保定的客观效果。意图达到以大汉奸金璧辉的罪行来纠缠张璧的新闻效果。新闻效果虽然达到了,但是却无法按照给大汉奸金璧辉定罪的模式和证据来给张璧定罪。因为张璧除了任职过两年又主动辞职的旧北平市公用管理总局局长之外,并无《惩治汉奸条例》修正案的“通谋敌国,而有本法所列行为之一者,判死刑或无期徒刑”之罪。

——就连解放后被人反复提起的“天津事件”,也没有再被当时的法官或者新闻记者们提起。这难道是国民政府和新闻界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张璧和“天津事件”无关?

1947年1月1日,决定张璧的新罪名才正式出现:见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第05466号密令》原始档案,该档案照片如下:

河北监狱

该密令全文如下:

北平市警察局密令

行治字第05466号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七日

案准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化社字第8193号公函以据报:安清道义总会自会长张璧因汉奸嫌疑被捕后,该会已由骡马市大街迁移东城某胡同内秘密活动。

嘱查办见复等由,准此查。此案前奉市政府三十四年十二月三日府秘二字第65号密令,经于是年十二月八日以行治字第1090号密令通飭取缔查禁在案。兹准前由。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前今各令,严密查办其报为要。此令。

局长 汤永咸

这次的罪名仍是“张壁因汉奸嫌疑被捕”,但是,此公函不再提“伪公用总局局长”之职位了,改为“安清道义总会会长张璧”,这次的罪名看来似乎是无法逃脱的了。

可是,1943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张璧为华北军事特派员。两天后,即同年11月11日,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又下达“字第6444号令”,委任张璧为平汉路北段军事特派员。这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张璧获得的两个国民政府委任的秘密职务,他的一切工作将以策反日伪汉奸、支持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为核心。两次委任指令传达人均为军统北平站站长张世五。为此,1944年1月1日,年已六十岁的张璧决定接手“华北安清道义总会”的管理权,实现策反的抗日工作。于是,由于他的辈分和名望被推举为“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会长”。此事请见《随冯玉祥反蒋失败后的青帮老大》中张璧向国民政府书写的程文。

让我们看看另一位真正任过“华北安青道义会”总会长的魏大可,他于1938任此职后,成为“青帮”在华北的领袖,收日本军官14人为徒,收日特务机关要员首野为义子。1941年,他为日军筹办“华北铁路保卫部”,被委任为总办(部长)。而这样一个人并没有被国民党认定为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去上海与黄金荣、杜月笙、马汉三等筹建了“新中国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任会长,国民党要员戴笠还招待了他。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因为辱骂领袖罪(而非汉奸罪),被河北人民法院判刑5年,1956年上半年保释出狱,于1959年春天病故。

既然如此,以张璧参与筹建了“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出任该分会会长的理由来批捕,显然是无法对其定罪的。而且,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张璧为华北军事特派员、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下达“字第6444号令”,委任张璧为平汉路北段军事特派员的事实,证明了所谓的“安清道义总会会长张壁因汉奸嫌疑被捕”的宣传效果和法律结果之间的完全不一致。

因此,“安清道义总会会长张壁因汉奸嫌疑被捕”之说,仅仅是“嫌疑”而已,却无法完成审判和定罪的法律程序,因为国民政府无法否认和解释委任张璧为军事特派员、进行策反日伪工作的事实,上述事实反而证明了国民党过河拆桥的行为。如果不是张璧接受了国民政府给他的这两个秘密委任,以他在青帮的资历、资格、知名度和能力,晚年的张璧又为何要出任一个“北京分会”的会长这么个“小头头”来自辱?!换句话说,罩在张璧头上的“汉奸嫌疑”至死亦查无实证。

1948年2月29日,阴历正月20日,傍晚时分,张璧猝死在旧北平的第一监狱。张秀岩在《我的回忆》中也说:“由于在民族灾难中,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后来我们曾在党的指示下,几次做张璧的工作并且得到他的掩护。抗战胜利后他死在蒋介石的监狱中。”由此可见,猝死在监狱是定说。

当张璧的遗体从监狱送出,在阴历正月22日,张璧的亲属、各界朋友及北京社会名流两千多人前去吊唁。当时,还是19岁的学生白洪瑛代父亲白静明去送挽联。他在“我的记忆”中写到:

张璧逝世后,在宣武门外下斜街的一寺庙吊丧。办事时,庙内人很多,院内都满了。

挽联很多,也都挂满了。特别是李宗仁送的横幅挂在中间最显眼的位置。当时天气很冷。

我是代表我父亲白静明去送挽联,我那时正在北京四中读高中……

当我采访白洪瑛老人时,他说:“当时李宗仁亲自书写了四个字的挽联,由于年代久远,至今已经忘记了这四个字的具体内容。但对李宗仁送挽联的事情记忆深刻,因那时李宗仁在国民党政府中名声很大。”

我没有找到档案相关的记载,但至少,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在此提出来。也请亲身出席了那次吊唁的人,一起回忆和复原历史的真实。

吊唁连续了三天。然后,张璧的灵柩厝放在寺庙中(当时讲究这种做法),直至5月份出殡下葬。

档案记载了在5月23日举行了送葬仪式和追悼会。当时由四存学会理事、四存中学校长张荫梧任主任,专门设立了治丧处。并发布公告如下:

兹订于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新三时,假北平宣外老墙根广惠寺举行追悼会,敬希惠临,如赐唁,请迳交宣外骡马市大街一三七号治丧处可也。

当时特别印制了一个专门纪念册《张玉衡先生治丧处》,内容收录了治丧处公告、治丧处成员名单、悼词等。由于该纪念册没有当天追悼活动的任何报道,由此证明了这一纪念册发行在前、而追悼会举行在后这一事实。

该治丧处至少曾举办过一次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并且专门发了会议通知如下:

敬启者

兹定于五月十六日(即星期日程表下午三时在骡马市大街一三七号开全体筹备委员会议,并有主席团代表张荫梧先生共商丧务事宜。务祈准时出席,以便讨论一切重要事项。再关于发帖事,作请将台端之至友以及同道之通讯地点,就便拟单交来,以资照发。此次会议关系重要至希拨见与会为盼。

此致 先生

该治丧处全体委员共120人,全部名单见如下原始档案照片:

河北监狱

仔细分析这些人员构成和他们各自的背景,可以加深我们对张璧的了解。上述120人,大致由以下几类人员构成:

第一类是张璧在军中和警署的老友。如靳云鹏、张席珍、宫梅峰、上官云相、张荫梧、董汉三、王虎臣、程瀛洲、宋光烈、沈公侠。其中,王虎臣和张璧同为冯玉祥的部下。张席珍则是张璧在陆军学堂时代洋文班的同学,曾获陆军中将军衔。宫梅峰曾是张宗昌的部下,任64师师长。上官云相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张荫梧曾在二、三十年代任北平市长,曾提出所谓的曲线救国论。后来出任四存学会理事、四存中学校长。

第二类是张璧在青帮和洪帮的老友。如魏大可、宋华卿、魏子文、王慕沂、向海潜、章夔一。其中,魏大可和他同为青帮“大”字辈弟子。宋华卿早在1933年就曾被旧北平市警察局通缉。辛亥革命的元老和抗日英雄的向海潜,当时为洪帮的大佬。章夔一则是旧北平市洪帮的大佬。龚春圃也是洪帮大佬,曾任陆军少将。

第三类是张璧在武术界的老友。如李尧臣、姚宗勋、诸子炎、马骥良。其中,李尧臣当时是旧北平武术界最高泰斗,他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的保镖。而姚、诸、马三人皆王芗斋的弟子,当时王芗斋正在青岛赶不回来,特地电话指派自己的三名弟子到场。“诸子炎”的名字,一直被武术界错传成“周子炎”。

第四类是张璧的家属。如侄女婿梁以俅、义子刘绍臣等人。纪念册中误将“梁以俅”的名字印成“梁以侃”。

第五类是张璧在北平、天津的好友和文化界人士。如王宇澄、郭存今、尚绶珊、韩洁远、金符衡、赵守勋、申芝堂、李英奇、阎筱亭。其中,王宇澄就是当时著名的《实报》记者、报道多次大成拳时使用过的笔名“羡鱼”。韩洁远为京城名票、单弦大师。赵守勋、申芝堂为当时京城名医。李英奇也是陆军中将和新疆警察厅厅长。阎筱亭则是当时平、津著名的建筑师。

第六类是张璧的一些熟人。如王凤岗、马耀三、耿仙洲、杨宾楼。其中王凤岗是河北省新城县人,当地的土豪,参加过八路军,然后投日,1948年又任傅作义部第二清剿区司令。马耀三曾当过新城县长和北平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耿仙洲是当时著名的抗日将领吕正操部队中的游击战术的专家。杨宾楼本是张荫梧手下干将,曾组织过“华北民众自救会”。

第七类是张璧在国民党军统人员中的特殊熟人。如陈仙洲、张世五。其中,陈仙洲曾是当时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站长,而张世五则是当时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他们二人和张璧交往的密切,显然是张璧曾经帮助他们开展过获取日伪情报等工作。

其实,张璧在当时,还经常和国民党高级将领保持密切来往。又据国民党军统中将文强《文强口述历史》一书的陈述:

我未见孙殿英之前,戴笠就向我说起过孙殿英。戴笠在执行蒋介石“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密令时,同刘健群一道去天津租界与孙殿英见面,发现孙殿英所关心的事,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找靠山。回到北平后,戴笠撇开刘健群,另作去天津见孙的准备。戴笠说:他找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亲笔介绍信,又找到孙殿英的好朋友,北方著名的政客张璧(张玉衡)和洪帮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到天津。戴笠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住下,摆出很大的派头,请孙殿英在饭店见面。孙殿英知道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一见面倒头便拜,连连说:“上次相见,有眼不识泰山,实在罪过,我们同在江湖上闯荡,只要蒋委员长用得着我,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割下耳朵,今日难得见面,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笠当时收下,回南京后交给了蒋介石。

文强称张璧为“北方著名的政客”,已经显示出国民党上层人员对张璧的真实态度和看法。虽然这里没有说明是哪一年的事情。但是笔者根据1938年夏孙殿英在武汉经戴笠引荐见到了蒋介石,则可以推定此事下限当在1938年夏。而上限则是宋哲元邀请孙殿英到北平任命他为察北保安司令的1936年2月。此外,这一阶段正是张璧在北京居住和活动时期。

由上述文中可以发现,张璧和孙殿英、戴笠二人的交往,以及当时张璧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国民政府多名在职军政高官和军统局京、津两大工作站站长陈仙洲和张世五的同时出席张璧的治丧处委员,既是肯定了张璧当时协助军统从事策反和从事抗日工作及就任军事特派员这一历史经历的真实存在,也是对“汉奸嫌疑”的否定和平反。

治丧处的会议通知中的“讨论一切重要事项”,应该是讨论追悼会悼词和碑文二者。因为当时的习惯,社会名人基本上全安葬在万安公墓。

张璧的墓地保存在北京万安公墓“火区癸组”,这一位置今天距离他的好友王芗斋(1963年故)的墓地万安公墓“水区称组”,不过百米远而已。张璧的墓室保存完整,但是墓碑被砸断成两段,现在仅存上半段,并且被横着放置。

根据笔者2014年1月18日一整天的实地考察和推算,张璧墓地尺寸数据如下:

根据阳面 “顯妣劉氏夫人孝女”一行从碑文上部到“女”字的总长度为64厘米来推算,则该碑文总长度应该为92-100厘米之间。再根据碑文面宽度为46厘米,则按照刻碑习惯,则该碑文长度当为92厘米。即,长度和宽度是二比一的碑铭标准比例。估算该碑共12行,每行39字。则全部碑铭文字当在400字左右。第七行开头字为“亥”,而后言其“無疾而逝”,则“亥”字前显然当系张璧死亡日期的阴历,故可补写为“民國戊子正月乙”,并加前后方括号以表示根据内容补加。

关于他的卒年,目前有三说并存:网络上多有人主张死于1946年1月22日。而在大成拳界,一直还流传着1949年1月他在国民党监狱中因闻听蒋介石败北而大笑引起心肌梗塞猝死的传闻。如,杨鸿晨在《并非装聋作哑——再次<问疑大成拳>之试答》一文中曾主张:“张璧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1949年1月因大笑引起心梗猝死于北平(现健在的浙江杭州窦以鸾为证)。”案:根据《玉衡张璧先生之墓》碑文记载,他卒于“民国戊子二月廿九日”,这个时间肯定是阳历,即1948年2月29日,阴历为1月20日。

——生于晚清而死于民国的人,经常在墓碑上以阴历记载出生而以阳历记载死亡日期的双重历法并存的现象。

该碑总体尺寸是:

额高12厘米,天头高46厘米,碑铭高92厘米,基座高分上下两层,底层高30厘米,上层高16厘米。则该墓碑总高度为196厘米。地上墓盖总长度216厘米,宽度90厘米。边池宽度118厘米,长度245厘米。

这里出现的孝男、孝女的名字已经残缺了。其“孝女”,根据该墓地的档案文献,立墓人为“张静琇”。这里的张静琇应该就是刘鸿英弟弟的女儿刘静琇,过继给张璧夫妇,改名张静琇。而这里的“孝男”,由于碑文下面已经残缺,《张氏家谱》中并无任何记载——该谱1930-48年之间并未修订,因此它不可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根据万安公墓的保存规定,任何墓碑一旦批准树立,该公墓管理处的文献档案室将保存全部碑文内容和该墓地所有权归属人。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得到万安公墓档案室的支持,恢复张璧墓碑全部内容。

河北监狱

墓碑阳面上“显”和“孝男女”文字

张璧墓碑阳面铭文为:

中華民國[卅七年□月□日立]

考張府[君璧]

顯 [之墓]

妣劉氏夫人

男[張xx]

女[張静琇]

阴面铭文为:

先公諱璧,字玉衡。姓張氏,霸縣望族也。篤孝友,性豪俠□□□□□□□□□□□□□□□王道,只天地父母,至誠無私耳。國人受數千年禍,悉家天□,□□□□□□□□□□□□□,思籍軍民,以除禍。本廼肄軍校,入同盟,結各會豪傑,為用自□。□□□□□□□□□□□□以討袁、逐奉、傾安福、拆軍閥。咸謂贊之。乘其□和□民矣。志必除□□□□□□□□□□□,定南都北上,以導諸將,卒以底定。惟淡利,不居功。釋國講學,時以悲□□□□□□□□□□作,被敵悿毒,挺承以免。眾聞者以敬,感者泣□達天,□忌陷三字淹雨□□。[民國戊子正月乙]亥,無疾而逝卒,年六十有四。遠近悲之,門人等以 公一生忠於[民國],□□□□□□□□□湣 公自謂“而立前無室家”,念 自母氏劉太夫人來歸,性行□□,□□□□□□□□□,□弛南北,有險艱所以助志者,卅年如一日。公生□□□□□□□□□□□□□□□□□□母氏殫力襄事,無發憾。以先公塋阻兵,權安□□□□□□□□□□□□□□□□□,雖阨命賚志,然不朽矣。至官階事績,有□□□□□□□□□□□□□□□□□□□□□。

泐碣陰以明志。

最后,我们将《张玉衡先生治丧处》纪念册中发布的原始悼词,全文公布如下,作为本章的终结:

霸县张先生,讳璧,字玉衡。为人慷慨,尚侠义,喜交游,周急济贫,毫无吝啬。尝有友人病卒,无以为殓,先生独力承任一切棺葬费用,不募他人分文。又为友人排解纷事,委屈陈说,泪随声下,双方感动,意见冰释。生平类此事迹,不胜枚举。居,恒座上客常满,解衣推食,欢如骨肉。盖皆慕先生之道义。向乐与接近者也。

先生最服膺颜、李实践之学,以为“学问以行事为本,离事物便无学问”。又以为“学问须有意于人生,必实践服务社会,方不负为人之意义”。故时常督励同人等,以全力用于民众。现在同人正努力于此,必期有所成就,以纪念先生。且以表现吾人之初志。

今兹日月犹新,云霄遽邈,同人等欲行无路、欲照无灯,不惟生死私交之痛。为此整集朋侪,坚定意志,一面继续完成先生生前未竟之业。俾无遗憾之。留一面更徵求同人所记忆先生生前之一事一言,看作专刊之集,聊述梗概敬祈。

鉴察嗣后,源源归纳,使先生之人格,千古不磨;先生之志,愿克尝全量同人等,实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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