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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云翔案陪审团经过5日讨论仍然无法统一意见，法官宣布解散陪审团，同时发布“报道禁止令”，要求庭上商议的细节不得公开，案件将延后到明年。若检察长批准，此案有取消重新诉讼的可能。若检察官继续上诉，法官重选12名陪审员，再次进行终审环节。
案件审理发展到现在，高云翔与董璇这对曾经让人羡慕不已的神仙眷侣劳燕分飞。但两人似乎却也分不干净。据悉高云翔律师团队来帮助自己辩护费用非常高昂，如今高云翔光是律师方面的费用就要每天支付10万元左右，而高云翔如今身在澳大利亚没有收入来源，光是保释金就花了几千万，估计高云翔的家底也折腾得差不多了。而这些钱或许还得靠董璇接济。
而为了能够维持这样的高支出，董璇更是拼命拍戏，而在片场能够看出多么疲劳，即使厚重的妆容也无法掩饰倦意，更有传两人的女儿也开始走穴挣钱，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从2018年3月26日案发至今，一年半的时间，案件迟迟未有进展，归结起来或许与西方陪审团的构成以及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具有现代意义的陪审团制度发源于英国。而真正地发展则是在美国，1635年，弗吉尼亚建立了大陪审团制度。在1641年，《马萨诸塞自由纲领》规定，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也可以选择法官或陪审团审判。
现代之后，美国对陪审团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是在陪审团组成人员对性别和种族的排斥度降低。其次，历史上陪审团的人数是12人，改革之后组成人数可以根据各州的情况在6-12人间组成。再次，陪审团裁决原则上的变化。传统的陪审团裁决是全体一致通过原则，现在开始应用多数主义。据统计，美国每年由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案件，占世界每年总案件的90%。
但尽管如此，陪审团制度的发展还是存在较多问题。20世纪以来保留大陪审团的州越来越少。而在小陪审团的运用上出现了辩诉交易的现象，陪审制度也常常被诟病影响了司法效率等问题，对陪审团制度的存废的争论也愈发激烈。
再则选出陪审员的步骤就不简单，首先剔除与案子有关的人员，初选陪审团时，法官为了公正会从选举站的投票名单或者电话号码本上随机选择。但除了法官的审查，陪审员候选人还要接受辩方律师和检方的审查，他们对陪审员候选人都有否决权。任何一名入选的陪审员都必须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最终选出12名陪审员和12名候补陪审员。每当一名陪审员因故离开，就有一名候补的顶上。一旦候补的全部顶完，再有人必须退出的话，审判就可能由于陪审团的人数不足而宣告失败，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其次陪审团必须是处于隔离的环境，他们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许呈堂的证据，在判断时不会受到新闻界的推测和不合法证据的影响。陪审员不可以看报纸，不可以看电视新闻，保证对庭外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甚至在整个案子结束并移交给他们决定之前，陪审员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讨论案情。总之，一切都为了使他们不受到各界的情绪和非证据的影响，以维持公正的判决。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陪审员的自由度比该案的嫌疑犯还要小。
但其实即使在美国，所有理解赞同这个制度的人，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固然，陪审团制度是有明显的弱点，所有的“法治”都会有“人治”的困惑，最初的立法、审理、最终的判定，都有“人”的参与。西方司法体系之所以坚持用陪审团制度，就是因为陪审员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的判断，就是一般民众放在法律对陪审团的规定之下都会做出的判断。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法庭为他们保密，使他们没有心理负担。他们只要自己不想出头露面，可以永远不被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当然，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个社会是自由的，普通民众是不受任何控制的。
另外有澳洲律师称女受害者的长相或许也会成为高云翔和王晶能否自称清白的关键，如果张曦的长相比较漂亮，那么陪审团则认为高云翔和王晶的有罪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长相比较丑，那么高云翔和王晶有罪的嫌疑就比较小了，而如今却连陪审团也告难产，高云翔案件的最后走势着实变得越发不明朗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