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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玉河微澜
丁敦龄（1831.6-1886.11）
众所众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到后来的民国时代，都是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直到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我国才算是真正彻底废除一夫一妻多妾制。
一个男人，如果在一个施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国度，转而去了一个施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度，遇到重婚官司，将会遇到怎样的评判？
话还要从一个叫丁敦龄人说起。
时间追溯到19世纪，中国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61年，山西平阳府（今临汾）秀才、参与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丁敦龄流亡法国寻求避难。
丁敦龄于1831年6月22日生在山西平阳一个传统中医之家，18岁考上秀才，接着跟随一个法国耶稣会士皈依天主教，受洗取教名“保罗-约翰·巴蒂斯特·玛丽”。翌年，他在澳门娶方阿玲为妻，女方亦为教徒。接着，丁敦龄给意大利血统的法国传教士约瑟夫-玛丽·加莱（中文名“范尚人”）当助手，与之签约编一部汉法辞典。为此，他于1861年8月抵达巴黎，住在加莱的居所。不料，一年后那个耶稣会士不幸病逝，丁敦龄流落街头，在圣拉萨尔港堤岸漂泊，生计无着。一天，他在巴黎拉丁区流浪，遇到了东方学者查理-克莱芒·卡诺。卡诺是泰奥菲尔·戈蒂埃的挚友，遂将丁敦龄引见给这位高蹈派大诗人，跟东道主一家共进晚餐。戈蒂埃是个“中国迷”，对中国诗歌兴趣浓厚，与中国秀才相见甚欢。
戈蒂埃对一个从遥远东方国度来的落拓文士深表同情，表示愿意提供经费为丁敦龄购买船票，让他从海路返归故国。丁敦龄虽然对东道主的慷慨之举心怀感激，但有难言之隐。他如果返回中国，会因与太平天国有牵连遭清廷逮捕，故而无法承受戈蒂埃的支助。
戈蒂埃的女儿在回忆中说：“他原先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谋反，打仗时中了竹炮，一个臂膀被炸掉一块肉，受了重伤。”这一说法看来确有依据。先前雇用他的耶稣会士约瑟夫-玛丽·加莱曾经写过一部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著作，题为《中国的暴动，从起事到南京陷落》。况且，在丁敦龄影响下，朱迪特·戈蒂埃自己也写了一本不同凡响的书：《太平天国天王传奇》。
泰奥菲尔·戈蒂埃看到丁敦龄胳膊上中炮弹造成的疮疤，只得作罢，改为按东方习俗，留他在家当“清客”，让他住在垄尚街角一间小屋里过活。这样，中国秀才在戈蒂埃处当起家庭教师，给戈氏两个女儿——朱迪特和艾丝黛尔教授汉语，进而让两位少女领略中国古典诗歌之美。
泰奥菲尔·戈蒂埃1872年去世后，丁敦龄辞去了家教之职，一八七二年一月六日，在巴黎第九区市政厅办理结婚手续，迎娶三十五岁的丽茹雅（Caroline-Julie Liégeois）。他填报的职业是汉语教师，女方也填报教师，也就是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但是他们互相间不投契，像错贴门神，新婚之夜便吵架，新娘子在靠椅上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跑去警署，投诉被丈夫殴打。警察对这类家庭事件司空见惯，好言相劝，未作任何干涉。两人后来试图重归于好，相处不到几天又反目，这样反反复复，分分合合，过了一年多时间。一八七三年七月，丽茹雅跑到警署，告发丁敦龄曾在中国结婚。她的动机可能是为了摆脱对方，恢复自由身。想不到这一次触到马蜂窝，法国法律禁止一夫多妻，警察不敢怠慢，立即上报司法部门。检察官把案件交给查案法官调查，这位法官十分认真，发出公文，要求外交部转达驻澳门领事馆就地调查。工作由副领事去做，同样认真，深入调查，写成一份详尽的报告，循着原路寄回巴黎。
苏伊士运河虽已在一八六九年通航，但船只来往远东仍很费时，一来一去，加上调查，整整花了一年半时间，检察官在一八七五年初才收到报告。
丁敦龄的中国婚姻昭然若揭，如不法办便是渎职。于是在四月初发出逮捕令，以重婚罪名把丁敦龄关进牢中。巴黎报刊在五月初刊登了这条消息，引起整个法国哄动，人人引颈以待，等候案件开审。
丁敦龄在狱中蹲了六十七天，查案法官几次把他提出来盘问，最后决定起诉，交由塞纳省重罪法院（Cour d’assise）审理，也就是说，他的罪行级别相当于打家劫舍、谋财害命，或者强奸妇女那么严重。
审判者除了法官，还有公民陪审员，他们的判决便是终审。丁敦龄有一位公派律师为他辩护，名字叫波尼埃-奥多朗（Elzéar BonnierOrtolan， 1846-1916），一位有点名气的巴拿斯派诗人。他本人则要求通过中文翻译答辩，他有自知之明，虽然在法国居住了十多年，日常交流没有问题，但说话仍难以成句，遑论复杂的法庭答辩。刚好法国驻华使馆首席翻译官在巴黎，于是充任临时译员。
法院在六月十一日开庭，引来大批记者和听众。
开庭之后，法官首先确认被告人身份，然后由书记官宣读起诉书，主要内容是澳门寄回来的报告。领事馆在澳门政府有关部门查到丁敦龄的结婚登记，找到两位中国籍天主教神父，他们都是婚礼的见证人。最后找出丁敦龄妻子本人，她详细讲述了婚前婚后的经历。她的哥哥，以及一位在澳门法庭任书记的朋友，也证明他们曾经结婚。法国这方面，范尚人的遗孀是控方主要证人，她记得丈夫曾经向丁敦龄家庭汇过款项。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丁敦龄却不慌不忙，他向法官解释说，根据《大清律例》，中国有多种婚姻形式，与法国同样性质的是明媒正娶，这是“第一妻子”（Femme première ），但他在澳门入赘女家，这是“第二妻子”（Femme seconde），随时可以分手，他到法国后没有寄过钱回澳门，也从来没有收过澳门来信，因此再无夫妻关系。
他请来两位证人，一位是戏剧界人士拉法格（Gustave Lafargue， 1831-1876），他详细讲述了丁敦龄与法国妻子的不和情况。另一位是就是戈蒂埃的女儿，以作家身份为丁敦龄辩护，她告诉法庭《大清律例》已经有法文译本，其中规定，丈夫三年没有音讯，妻子可以再婚，只须事先通知官府，另一条规定夫妻之间可以自行协议离婚。
法官盘问所有证人后，由检察官陈词，出人意料的是，他宣称无法判断丁敦龄的澳门婚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尽管他不喜欢二手学识，但他不懂中文，也来不及去学，只好请法官和陪审员自行判断。陪审团最后听取律师的辩护，然后退庭商议，不到五分钟便复出宣布判决：丁敦龄重婚罪不成立，当庭释放。
事后有人称这次审判是一出逗笑喜剧，除了负责起诉的检察官不知被告是否有罪外，庭上只见被告，不见原告。丽茹雅在告发丁敦龄后，让司法部和外交部忙碌了一年多，到开庭时法院却找不到她的踪影，原来她已经不辞而别，去了美国。八年后，她的名字重现在美国报纸上，同样因为官司，她向违约的美国男友追索生活费，一笔一万三千多美元的巨款。对方不肯就范，跑去巴黎，通过中国领事馆找到丁敦龄，口录了一份供词，证明曾与丽茹雅结婚，并提供各种细节。这份供词对原告不利，没有被美国法官接受，此案最后结果不得而知，报刊没有报道。
丁敦龄的重婚案，法国传媒作了广泛的报道，英国和美国报刊也刊登了详细的消息。至于中国方面，根据《费加罗报》一八七五年六月十七日消息，上海的《字林西报》（China Mail）为了迅速报道这件案件，曾经请人从巴黎以电报传送判案结果。国际电报一八七一年才在中国出现，费用高昂，《费加罗报》说共花去一千四百五十法郎，相当于丁敦龄作为范尚人助手的十个月薪水。
重婚案没有对丁敦龄造成特别的伤害，在他被监禁的时候，仍然有闲情继续写作。一位张姓的中国朋友来探监，他送了一首诗相赠。《费加罗报》拿到译文，刊登出来，最后一句说他被关在第二十三号牢房里。他的狱中作品不止这首诗，还有一部平话式小说《偷小鞋》，以中文写成，由奥贝尔（Charles Aubert）译成法文，书名《La Petite Pantoufle》（小鞋）。此书由铜版画出版社（Librairie de L’Eau-Forte）印行，虽是法文作品，却采用正宗中式书籍样式，封面黄色薄丝绸，中文书名及作者名字直排，右边线装，与法文书相反，内文双页对折，文字绕以双黑线方框，六张铜版画插页，作者是著名插图画家舍瓦里埃（Frédéric Chevalier， 1833-1898），仿照中国的绣像小说人物绘制，像模像样。出版时间在一八七五年七月，离丁敦龄被释放仅仅一个月，如此快捷的写作、翻译及出版速度令人咋舌。出版商明显想趁热打铁，定价昂贵，五六十页薄薄一册，售价五法郎。此书后来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八九年两次重版，售价降为三法郎。
丁敦龄经过这一年大风浪之后，无灾无难度过生命最后十年，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去世，十七日举行宗教仪式后，埋葬在巴黎北部近郊的圣多昂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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