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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曾、邓关于击椎生是谁的论争，为时快三年了，应当有一个结论了，以解除广大读者为时已久的悬念。因此，笔者借本刊连载此系列文章，以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曾、邓之争作最后之决断，给广大读者一个正确的结论，让这场论争有一个圆满结局，同时也让曾业英及其相关文章的审者、编者、转者、摘者心服口服。相信他们对此也都不可能再有意见了吧。
蔡锷，字松坡，号击椎生
历史研究其实并不难，简单的说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治史方法有十条之多，其中第一条就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胡适先生也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他还说：“有几份证据，说几份话。有一份证据只可说一份话。有三份证据，然后可说三份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以作无证据的概论也。”这就充分说明，证据是治史的核心和基础，有之则立，无之则废。笔者与曾先生两年来围绕“击椎生”的所争所论，其实也就在“证据”二字上。
笔者曾在《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的系列文章中，以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曾先生在《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上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其证据全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牛头不对马嘴，其论证全部是错误连篇、漏洞百出，其所有结论全部不能成立。
然而，在铁的事实面前，曾先生仍然执迷不悟，还自我感觉良好，又于2018年7月在《河北学刊》第4期上发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称：
坦率地说，就邓江祁“商榷”文章中提出的所谓“事实”证据，要我放弃以上原有看法，而接受其“不可推翻”的最终结论，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
曾先生此言差矣。科学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谨的工作，做出的每一个结论靠的证据，而不是斗气，耍性子。因此，对于曾先生在《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上发表的《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中对于其《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严重失误的重大遗漏的各种辩解和补充，笔者又在《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和《曾业英先生又读错了》等系列文章中，同样以不可辩驳的证据和论证，再两次证明，曾先生《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其证据全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牛头不对马嘴，其论证全部是错误连篇、漏洞百出，其所有结论全部不能成立。
笔者以上文章，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图文并茂，不可推翻。读者如有兴趣，不难从本刊中查阅，毋庸在此详述。
如前所述，历史研究关键在证据。击椎生究竟是谁，关键也在证据，只要有扎实证据的结论，不管你曾先生愿不愿意接受，也无关紧要。就好像一些罪犯在铁的证据面前死不认罪，法官根据确凿的事实照样可以判案。
既然历史研究讲证据，那么，笔者今天就以摆证据的方式来决断与曾先生持续两年多的“击椎生究竟是谁”的问题。
其实，关于“击椎生究竟是谁”的问题，历史上早有定论，远的不说，1984年刘福祥和赵矢元两人所著《蔡锷》一书中就说过：
云南留日学生李根源等，遵照孙中山、黄兴的指示，在日本创办了《云南》杂志，宣传民族主义，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深得当时爱国人士的欢迎。蔡锷以击椎生的笔名，在该刊发表了《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西江警察权问题》等文章，为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而大声疾呼。
其中不仅说明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而且还点明，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在《云南》杂志上发表过《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西江警察权问题》等文章。但刘福祥和赵矢元两人并未就此而以证据进行论证。故而2000年，殷英提出了击椎生不是蔡锷的笔名而是殷承瓛的笔名的观点。对此，笔者于2012年在《邵阳学院学报》上发表《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兼与殷英同志商榷》一文，根据相关史料，从击椎生的经历与蔡锷的经历相吻合、击椎生关心时政的特点与蔡锷十分相似、击椎生学识结构与蔡锷基本相同、击椎生政治观点与蔡锷完全一致以及时人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是知情的等五个方面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问题进行了全面而详细考论，最后认定，击椎生不是殷承瓛的笔名，应是蔡锷的笔名。同时在文中引用了惠我春和郭燮熙为蔡锷所题写的挽联“少年别号击椎生，论智勇绝似张良，岂魄褫祖龙，嗟我公竟魂逝神山，指数功人应第一；末路几同吞炭者，成勋名却殊豫让，奈声归仙鹤，俾予辈齐泪倾昆海，心伤国士更无双”中“少年别号击椎生”的证据。
图一
2015年，笔者在《护国元勋蔡锷传》一书的第三章中，以蔡锷用击椎生的笔名发表于《云南》杂志上的文章专辟了蔡锷 《维护利权》一节。并在第九章《恢复共和》一节中披露了记者南舟在1916 年 8 月 11 日云南《义声报》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蔡总司令功成不居》的“时评”，其中有“记者尝论，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之句，以为蔡锷青年日自号击椎生的证据。
图二
今年2月，针对曾先生将“记者尝论，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之句中的“尝论”误读成“试论”，从而得出“并不能证明‘击椎生’是蔡锷自取的‘号’”的错误结论，笔者又披露了南舟之前在《书护国第一军蔡总司令〈告滇中父老文〉后》一文中的第一句话:“蔡公松波少年日自号击椎生”，从而证明“记者尝论，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之句中的“尝论”不是“试论”，而是“曾经说过”的意思。
图三
以上三个证据，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击椎生就是蔡锷的自号，成色十足，硬邦邦的，坚如磐石。曾先生不是说“他提出的所谓‘铁证如山，不可推翻’的‘事实’，却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吗？那就请曾先生睁大眼睛，仔仔细细地看看以上三个关于蔡锷自号击椎生的证据，是不是“铁证如山，不可推翻”的“事实”？！仔仔细细地看看以上三个关于蔡锷自号击椎生的证据，是不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你曾先生有没有能力和水平去动摇任何一个证据呢？！
那么，以上三个证据的有效性如何呢？事实证明具有十足的有效性。
第一，时间不一般。以上三个证据，不仅有蔡锷死后的，而且还有两个是在蔡锷生前的。其中《书护国第一军蔡总司令〈告滇中父老文〉后》一文发表于蔡锷离开昆明赴四川前线不久，而且蔡锷离滇出征四川后，与后方云南的联系一直未断，云南的援兵、补给一直源源不断送到前线，蔡锷与夫人潘蕙英的书信往来也一直未断。4月29日，蔡锷在复潘蕙英的信中说，收到来信两封，“一由邮局寄来，一由专差带到”。这说明，历来有读报习惯的蔡锷完全可以读到《书护国第一军蔡总司令〈告滇中父老文〉后》一文。倘若《书护国第一军蔡总司令〈告滇中父老文〉后》一文中的“蔡公松波少年日自号击椎生”不实，记者不敢写，蔡锷读后也会提出批评指正。
第二，场合不一般。《书护国第一军蔡总司令〈告滇中父老文〉后》一文是以“社说”形式发表，其中“蔡公松波少年日自号击椎生”的结论不再是记者的观点，而是代表报社的集体观点和官方观点，其正确性、权威性不容置疑。而惠我春和郭燮熙为蔡锷所题写的挽联“少年别号击椎生”是在云南省蔡锷追悼大会上，会后又经云南国是报社所编之《蔡黄追悼录》和《护国军神蔡公传略》刊登，说明都是相当慎重的，绝不能不负责任地把“推测”或“联想”的东西写进为他们敬重的蔡锷所题写的挽联中，绝不可能是不靠谱的。倘若这个三年多前还在云南《南针》杂志上发表过《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作者击椎生还活着，去参加蔡锷追悼大会或从流传甚广的《蔡黄追悼录》和《护国军神蔡公传略》读到惠、郭二人此挽联，难道不会发生什么事端吗？
第三，人物不一般。事实上，《书护国第一军蔡总司令〈告滇中父老文〉后》《蔡总司令功成不居》的作者南舟就是郭燮熙。郭燮熙曾于1913年在蔡锷的指导下，在云南光复史编纂局参与编纂《云南光复纪要》，与蔡锷接触频繁。云南护国起义，郭燮熙又受蔡锷与唐继尧委派与惠我春等筹办《义声报》，惠我春主持编务，任总编辑；郭燮熙任主笔，笔名南舟。所以，惠我春和郭燮熙对蔡锷的击椎生自号是知根知底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蔡锷杜撰击椎生的自号。
由上可见，笔者所说击椎生是蔡锷的自号是有充分的、有效的证据的，是不可能推翻的。
反观曾业英先生，除了引用《唐璆文集》上现成的资料外，自己没有拿出任何有关唐璆与击椎生的直接证据。曾业英先生既然一而再地咬定击椎生是唐璆，请问你的证据何在？历史上谁说过击椎生是唐璆的自号？莫说三条，你能拿出一条来吗？不争的事实是，曾业英先生至今拿不出击椎生是唐璆的直接证据。有的只有把“尝论”读成“试论”、把“西蜀”讲成“广西”、把“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说成“1908年1月21日”、把“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中旬”当成“1908年2月中旬”以及张冠李戴、断章取义、“推测”和“联想”之类的“论证”。更为可笑的是，2018年曾先生竟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中指称：
2016 年 6 月，我针对邓江祁先生“考论”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的读史札记，并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直接证据，即1907—1908 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当时并不在国内而在日本东京，因此不能认为他就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而“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
图四
其实曾先生这个关键性的直接证据根本就是不堪一击的，笔者早就指出：
击椎生1907年7月就在《云南》杂志第7号上发表了《回国有感》一诗，这不仅充分证明击椎生当时并不在日本，而且从其回国之后又“戎马历边城”，从而“有感”而发这一点来看，还证明击椎生回国的时间确已不短了。
图五
总之，曾先生在论证击椎生是唐璆的前后两文中，从头到尾，无论是对于否定早已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即击椎生是蔡锷的自号，还是对于肯定根本就不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即击椎生是唐璆的自号，均没有拿出任何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关键性的直接证据”，加之这一次曾先生每每用来壮胆助威、底定乾坤的“尚方宝剑”又已折戟沉沙，所以，曾先生的所有“大胆的假设”都必定难逃“无证据的概论”的命运了。
为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真正对蔡锷和唐璆负责，真正对子孙后代负责，在曾先生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令人信服的击椎生就是唐璆的直接证据之前，笔者仍然坚持之前的结论，再一次郑重宣布：
在没有出现新的经得起检验的能证明击椎生不是蔡锷的史料之前，我认为仍可认定这个在《云南》和《南针》等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护国元勋蔡锷将军。《历史研究》《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国家人文历史》《河北学刊》上刊登、转载或摘录的曾业英先生《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等文竟张冠李戴，将击椎生误认为唐璆，不能不说是个重大失误，亟应以适当方式予以纠正，以免对蔡锷和唐璆的研究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如果曾先生还是一个有学术良知的历史研究者，难道不应该赶紧认错吗？难道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把击椎生说成是唐璆吗？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2017年8月14日，笔者曾在的搜狐号“老邓说史”公众平台上发表的邓、曾论战的开篇之作《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一文中预言，这场论战将是“史上最为丰盛而又营养、真实而又生动的历史盛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的这一预言终于圆满实现。回顾两年多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历史争论中，笔者始终坚持有理有据，有节有序，最终圆满实现预期的目的。邓、曾论战这场“史上最为丰盛而又营养、真实而又生动的历史盛宴”虽然即将圆满谢幕，但它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历史研究、怎样研究历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必将因此而载入史册，在科学研究的上空永远放射出耀眼的熠熠光芒！
衷心感谢曾先生和广大读者两年多来的参与、陪伴、关注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