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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其实，哪儿的套路都深不可测，越是看起来顺眼之处，越有精深的套路存在。毕竟，大道至简，假相的背后未必就是真相。
没挨过饿的人，无法体验到受饿者对食物的极度敏感。本地有一特产叫麻糖，以精选糯米、芝麻、白糖为主要原料，并拌以桂花、金钱桔饼等成份精制而成，具有形似玉梳白似璧，薄如蝉翼甜如蜜的典型特征。每每听到街头小贩推动小车，敲着有节奏的“叮当声”，高喊着“卖麻糖啰"的悠长之声，与麻糖诱人的香味一同飘来，让人馋得直流哈拉子。再经“不好吃不要钱”、“免费品尝”的撩拨与勾引，一个箭步就冲上前去，大呼一声：“来一块。”
卖糖者大喜过望，挥刀一劈就切下一大块，拿着在称上一掂，大声吆喝道：“一斤一两，25元，给你打个折，收20元。”
术中加价，进而又止，满满的套路
此时，你若回顶一句“不要”或者“太贵”，立马会有一群人从四面八方围上来，手执切糖利器面露凶光，宰羊般恶狠狠的瞪着你。“你把哥们当猴耍啊，要也得给钱，不要也得给钱。”手起切糖之时，就注定只有一种结果：拿着切好的糖，掏空钱包后小心翼翼的舔着，甜味与苦味并存，泪水与口水横飞。珍爱生命，远离麻糖。摔烂三个存钱罐的积蓄，一股脑儿就被撸得精光。
从性质上讲，这叫敲诈性强卖，是不法者惯用的套路和手段。越是简单的强卖越好定性，一对比一调查就足以得出结论。不过，当敲诈披上一层技术性外衣，有了专业化的包装后，处理起来就挺复杂。其中透露出的凶劲和猛劲，比“卖糕的”还略胜一筹。
落入术中加价的陷阱之中，如同被捆绑待宰之人，无法反抗
7月29日，患者马明到吉林博爱医院做包皮手术，术前，医院称手术费580元、检查费30元。不想，术中，马明处于麻醉状态下却被临时2次加价，结账时，费用达到10134元。经过交涉，最终，院方返还马明7000元。
表面上，患者少损失了7000元的费用，“一拖二”既做了包皮手术，又实施了筋膜感染手术，附带完成了消除敏感度手术，贵乎，不贵也。患者加了2000多元的费用后做了个彻底的治疗，似乎也没有亏损什么。就像买麻糖一样，虽然价格贵了一点，不过你总算尝到了麻糖的味道，对麻糖有了刻骨铭心的印记，下次提及“麻糖”两字，不但胃疼还头疼。
麻药打了，切口开了，面对血淋淋的器官，医生才缓慢放下手术刀，有条不紊开始谈项目、讲要求、论风险、标价格了。做不做随你，反正不做会感染，会化脓，会恶化，会溃烂，会留下后遗症，轻则如何，重则如何……比如之前，家住广州花都区的王先生去一家私营男科医院做包皮手术，在手术中，医生告知他生殖器血管堵塞，需要做疏通术。“我当时只是想做包皮手术，可是医生在我生殖器上方开了一个孔，血淋淋的，我很害怕，无奈之下就接受了第二个手术。”看来，不是所有的勇士，都能直面血淋淋的现实。
吉林博爱医院创造的“术中加价”的收费奇迹
伎俩被识破，医院和院方也早为自己找到了后路。
第一个理由是，没有人强迫你，你签字了就是自愿的。
第二个理由是，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也不是预测一切的神仙。医学上有在合理范围内的误诊率，况且个体差异加大了不可预料性，走一步看一步，术中发现问题属于“解决老问题之际发现新情况”，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第三个理由是，医者父母心，医生在术中加项是为了更好的治疗，更彻底的解决问题，本质上属“一切为了患者”的体现，不应遭受指责与非议。
这样的解释很煽情、有鼓动，既能骗人也能自欺，及至有恃无恐而毫无顾忌。实际情况也差不多，虽有恶意敲诈之实，却背负良善用意之名，患者自然多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固然有少数较真者，也多“民不举而官不究”，顶多罚酒三杯退款了事。“术中加价”成为一门快速赚钱的生意，免不了花样翻新和推陈出新，如春雨滋润下的野草，恣肆无忌的野蛮生长着。
“术中加价”的最大风险在于，破坏了信任，让暴力成为一种习惯
若是“术中加价”毫无风险，抑或零成本，换作是我，也有一竿子到底的冲动。既能赚快钱，又能给脸上贴金，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
于是乎，不法医院和不良医生就发明了一种“坑蒙术”，先是以低价或者特价的噱头作为诱饵，让囊中羞涩“小镇青年”们，如饥渴的人见到面包，毫无犹豫就扑了上去。就像那些未婚先孕的学生妹，尽管到黑诊所流产风险极大，不过一看到那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摸摸空空如也的钱袋，节省缩食两三天，吞着过期很久的药片，冒着生命危害验证自己身体的强大。
尽管小镇青年是一个很励志的词，不过在有的时候也极尽为贬损。如同学生妹一样，既清新脱俗，又略带猥亵，让人产生别样的想入非非。底层人的悲哀在于，在钱憋死英雄汉时，你明明知道低端的游医和不靠谱的“莆田系”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无力选择优质的三甲医院和收费奇高的专家教授，最无奈的选择就会成为最好的选项。李文星若是有了王健林这个老爹，会因网络招聘而进入传销组织？王思聪若是走李文星那样的人生轨迹，能够潇洒的成为“国民老公”？“1亿元小目标”和“BOSS直聘求生存”，天下地下，恍若隔世。
救死扶伤被捅后，谁来救治，如何救治，才是最大的社会治理难题
这距离，就如同北京协和医院与“神医”胡万林那般遥远，当你进协和就像进自家诊所一样方便，你还会对胡万林五体投地？有你了庞大的私人医生、专家团队和律师队伍，有了秘书为你包办一切，还会为了几百元的医药费而投入黑诊所的怀抱？
这就像晋惠帝会说“穷人没有粥吃，为什么不吃肉”般，“王思聪们”或许会说，你为啥不选择北京协和、中日友谊，偏偏要去吉林博爱。比较了一大堆，其意在于表明，越是精英和权贵者，保护自己的能力越强。底层者之所以弱势，就在于自我保护能力孱弱，离不开公济力的救助。何以得法？一是制定可操作、相对平等的游戏规则，二是通过自护力的增加，夯实自我保护的基础。
回到医学上来，从专业角度说，术中加项当然可能发生，但其应有两个最关键的前提，一是在术前应当进行全面而精准的检查，并对可能实施的手术和出现的结果全盘告知，让患者在综合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作出选择。二是术中确有加项和加价的需要，当事前征求对方的同意。最重要的是，加项也好，加价也罢，关键要做到收费公开透明，像所有的商品那样实行总额控制，加与不加都有助于患者反向监督。
“术中加项”已构成了敲诈与勒索，成为一些医疗机构敛财的工具，既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又危及到医患间良性的关系，具有极强的负面效应。然而，囿于手术需要和专业需求的掩盖，这一乘人之危的行径却极易规避风险，逃过处罚，轻松获得机会收益和暴利收入。在媒体的关注下，支付万元手术费的患者最终被返还了7000元的费用，个案的成功并不具有普适性，给“术中加项”的乘人以危套上紧箍咒，才能实现权利保护与救济渠道的升级。
一者，患者应当发挥维权能动性，把所有手段都运用到极致。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术中加项”属于典型的乘人之危。医院虽然取得了患者的签字同意，但因属于乘人之危，在手术结束后患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该签字的民事行为。除了在术前要掌握相关的医学常识，避免掉入低价陷阱外，在遭遇到“术中加项”的勒索后，既可向卫计等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又可向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提出申诉，通过第三方力量的介入来保护自身权利。
这幅图，黑白如此分明，又如此颠倒，真实的再现，现实的写照
二者，《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明确，全面推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价格公示、药品价格清单、住院费用清单工作，并建立费用查询服务，做到医疗机构价格公开、透明。若不公示就以涉嫌乱收费定性，卫计和价格主管部门应主动介入调查，对涉嫌乱收费和价格欺诈的行为依法给予处罚。但在实际中，“术中加价”的欺诈行为往往停留在“自我整改”和“退费了事”的阶段，违规者并未为此付出必要的代价，创收获利的冲动便无法得到遏制，类似的行为则不断涌现并成为行业顽疾。
在医疗行业形象下滑，医患关系亟待改善的语境下，“术中加项”的破坏力则加倍凸显。因而，有必要对此行业毒瘤施以精准化手术，既要以价格公示为基础进行源头控制，又要以术前充分告知作为事中控制，还要以畅通消费维权，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的双重效果，对违规行为严罚重管给予事后监督，方能从根本上遏制利益冲动，砍断利益输送的链条，给予消费者以免受伤害的保护。
一言以蔽之，唯有把“术中加价”的行为按敲诈定性并给予打击，手术刀才不会变成切糖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