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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知道吴凯声这个名字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但在民国年间的上海滩，吴的大名却是妇孺皆知如雷贯耳。作为1920年代的中国早期“海归”，吴凯声不仅是当时租界内用英、法语言出庭辩护的第一位中国律师，而且还连续承办了不少颇有影响的重要案件，以至于年纪轻轻就名噪一时，迈进了上海滩头牌红律师的行列。
大律师吴凯声
吴凯声1900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22年毕业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文科，后赴法国留学，获里昂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开办法律事务所，人称“吴凯声大律师”。吴氏以代理政治案件见长，这是他承办最多、也是最拿手的一类案件，当年他曾先后为陈延年、陈赓和廖承志等著名共产党人做过辩护，并由此名闻沪上。1933年3月，廖承志在上海租界被捕，吴凯声受宋庆龄、何香凝和蔡元培先生的委托，出庭为廖辩护。法庭上吴凯声当着各界人士的面列举事实，与租界当局律师唇枪舌剑，然而法庭依然决定将廖承志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为以防万一，吴凯声随即尾随囚车来到公安局，根据国民党当局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侦询完毕，可交辩护律师“责付”出狱的规定，要求立即将被告“责付”给律师。如果当时不能在上海将人救出，到南京后风险更大，经过吴凯声的据理力争，公案局长向市长请示，市长又向最高当局请示，最后终于将廖承志“责付”辩护律师吴凯声，当晚，吴凯声就将廖毫发无伤地交到何香凝老人手上。后来吴凯声见到上海市长吴铁城，吴铁城说：“你代表的是共产党！”吴凯声反唇相讥：“我是律师，只知道接受委托，依法办事！”二吴之间的这段对话可谓是中国法律史上的经典对白。
大律师吴凯声也打小官司，甚至还涉足过一桩婆婆妈妈的离婚官司。官司本身其实并不复杂，只不过是离婚双方当事人皆非等闲之辈，男主角是南京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李调生的儿子李定国，女主角即后来成为孙中山公子孙科二夫人的蓝妮。对蓝妮和李定国的离异经过，吴凯声回忆说：“蓝妮和丈夫感情失和，常有口角发生，双方要求离异。约在1933年间，我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时，某天蓝妮来到我的律师事务所，要求我为她办理离婚手续。蓝妮是我前妻虞韵清的好友，她俩过从甚密，在我前妻的劝说下，由我来办理蓝妮的离婚一案，既是出于友谊之情，也是为了解除她的痛苦。我在李调生之子与蓝妮之间，进行了调解，只经过他们双方的同意，并未通过法院接办，就办妥了离婚手续。李某虽贵为财政部次长之子，并未付出任何赡养费用，即办妥了离婚事宜。”也正是因为这件离婚官司的缘故，吴凯声和蓝妮成了相交甚笃的好朋友，蓝妮的许多重要私人事务都是委托吴凯声打理。1930年代中期，蓝妮与孙科相识并同居，1938年生下女儿孙惠芬，孙科为此亲笔立字为证：“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孙科廿五、六、廿六 ”此信的复印件即由吴凯声保存，而吴凯声与蓝妮的友情也一直持续到晚年甚至下一代，1989年12月11日，吴凯声90大寿时设寿堂于上海静安古寺，众多来宾中就有蓝妮女儿孙穗芬的身影。
蓝妮与孙科
吴凯声的名气给他带来了高效的回报，他的律师事务所是1930年代前后中央银行、哈同洋行以及上海当地各公会、商会等数十家机构的法律顾问，同时还是上海许多名导演、名艺人的私人法律顾问，当时顾问费的基本标准每年大约100—200元，其他涉讼事务费另行结算，仅此一项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据其后人介绍，当年他与人谈话两个小时可得一根金条，办两件小案即可购得一辆汽车，吴凯声在上海霞飞路附近还有一处很大的花园洋房，有亭台楼阁和豪华网球场，由此可见当时吴凯声不菲的身价。
在吴凯声前半生的律师生涯中，与上海滩各种势力都有过交往，既帮中共办过案子，也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海上闻人关系密切，还和外国人打过官司，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陈阿堂案件”。1926年，上海人力车夫陈阿堂拉着醉酒的日本水手去十六铺码头，到目的地后，日本水手不仅不付车资，而且还毒打陈阿堂，最后伤势严重的陈阿堂在医院死去。陈阿堂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吴凯声义务为陈家提供法律援助，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政府，吴凯声便直接与日本驻沪总领馆交涉，提出赔偿要求，并将交涉的情况向社会公布，得到了上海各界的声援。经过吴凯声的再三交涉，日本方面决定将打人水手送往日本长崎法庭审判，并将吴凯声的诉状以及证人证词一并送往长崎，最终打人水手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死者家属得到3000元的抚恤，此事轰动了上海，陈的家人特以“保障民权”的匾额相赠。
知名媒体人杨澜夫君吴征就是吴凯声的孙子
但就是这位屡屡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弱者利益的正义之士，却在孤岛时期做了汪伪政府的高官，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投进了监狱。有人认为他的下水事出有因，但不管怎样，法学博士吴凯声的这次失足让所有熟悉和了解他的人都感到极端的惋惜和不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