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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夫在民国时期的小说、电影中，多以助封为虐的恶奴形象出现。小说《海上活地狱》第五十一回“汽车夫狂谈恋爱史，登徒子空惹单相思”中，车夫许寿向少爷小村讲述周师长与女校长朱瑶仙的恋爱史。许寿的讲述绘声绘色，几近香艳，原来绊闻故事的男主角周师长正是许寿的旧主。
《新歇浦潮》中，有汽车夫桂林、阿六、小张。这三位人混迹于上海滩的阔公子、富小姐间，干着欺上瞒下的勾当。他们过着上等仆役的生活，开车揩油打野鸡，与公馆女佣轧妍头，饭店酒馆内花天酒地。
现实主义电影《马路天使》中，汽车夫协助流氓古成龙意图霸占酒馆卖唱的姑娘小红，小红与妓女姐姐小云不堪酒馆老板的奴役压迫，在马路对面吹号手小陈、报贩老王等四人协助下逃走。小红与小云在此过程中，分别收获了小陈、老王的爱情。然而好景不长，汽车夫与古成龙一直对姐妹俩的下落穷追不舍，最终小云为了保护妹妹，死在了汽车夫的刀下。
汽车夫亦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媒体所垢病。翻阅1937年之前与汽车夫相关的《申报》报道可知，社会对汽车夫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交通肇祸方面。
汽车肇祸是近代社会长久关注的一个问题。《申报》第一次对汽车的报道，出现在1889年4月27日，题名“汽车相碰”。此后，自1907年至1937年的30年间，《申报》以汽车肇祸为主题的报导，出现1017次。
《申报》对汽车肇祸的分析，大体分主观、客观原因。其中，客观原因总结起来，大致为道路不平、机械故障。“修理路政始自于处置已，经肇祸之事，当先求肇祸之缘，由尽责及车夫也。”1927年后，上海特别市加快华界地区的道路建设与改良。
主观原因方面，通过冬季与夏季汽车肇祸数量的对比，可知夏季为事故的高发季节。夏季时日较长，市民出行在外的机率较冬日大，造成事故高发。由此可见，尽管道路混杂、机械故障，但主因在人祸。
主观原因则在司机与路人之间游离，社会多对司机的操作及职业道德提出质疑。上海汽车不断增多，肇祸案有增无减。道路交通安全一时成为社会问题，时人更有“汽车夫简直是候补刽子手”的感慨。
上海社会认为，“盖若辈均有恃无恐，设或碾毙华人小民，罚金若干，拘留数月即可了事”。鉴于此，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对缓解日益严重的汽车肇祸进行了尝试。其中主要包括增设汽车夫养成所加强职业技能教育，以及针对车主和车夫的社会道德教育。
值得关注的是，192 0年代有关汽车的社会教育，其内容多为谦恭友爱的传统礼义说教，展现形式突破学堂教育的限制，利用影院、礼堂等公共空间，运用电影、演讲等近代新生事务，进行大众化教育。
1922年，一被称为范老博士的绅士，在上海创办汽车夫感化所，以宣扬人道主义，激发汽车夫天良。1924年，为扩大汽车夫感化所的影响，范老博士又创办了感化汽车夫的影院，召集上海士绅、记者、名人同百余名汽车夫参观开幕式。1923年1月22日，四川路爱普庐影戏院于上演“汽车祸”一剧。《申报》评述中，批评了某些汽车主阶级为富不仁的心态，又希望通过影片激发肇事逃逸者的良知。
还有一种非常规的教育法，即将汽车主的名誉与汽车夫相互绑定，促使车主加强对汽车夫的管理。尽管社会舆论在肇祸上多谴责直接事故人，即汽车夫驾驶技术不精，或职业操守不足。但某些汽车主在乘坐汽车时，要求汽车夫加快速率行驶；或车主驾车肇祸，车夫出面顶罪等状况亦会发生。
如谓：“今汽车闯祸时闻而不稍减者，其原因有二。其一坐车者喜坐快车，车夫驶车之速度恒视车主为转移，苟主人喜坐快车，则车夫未有不常驶快车，以博车主之欢心。以为偶一出事，主人必为其设法。车夫有恃无恐，驶车不加节制矣，而汽车行驶过快，鲜有不肇祸者。其二坐车者不常加汽车夫以训嘱。汽车夫常有自恃其艺之精熟。驶车时不免疏忽，忽是亦起祸之一道也。”
这则评论将汽车夫肇祸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展现出来。从常理推测看，民国时期汽油的价格较为昂贵，通常情况下，汽车夫无事开车在街上闲晃、打野鸡的机会较少。汽车运行在路上，多为主人或乘客出行需要。主人或乘客如若在行车时，对汽车夫加以训嘱，的确可以避免车速过快的危险发生。因而，管理具有仆役色彩的汽车夫，的确需要从规训车主的行为人手。
1923年，法租界颁布的取缔汽车章程中规定，“遇有汽车肇祸之案，一经公堂讯明系由车主或坐客授意司机速驶者，除将司机车夫惩办外，所有车主或坐客亦须照共同律究治。”
尽管中层社会对汽车肇祸不断提出解决办法，但仍未能有效缓解上海日益严重的汽车肇祸事件。1930年上半年，汽车肇祸案5381起，所伤人数多至数百，超以往历年之记录。三十年代，旅沪弹词艺人倪高风将上海路面的汽车肇祸情况，运用曲艺形式展现出来：
汽车
“海上繁华气象奢，无边景致修云霞。但只见路上穿梭人不断，一声狂吼吓哇哇。但只见那鸣鸣吼处尘头起，飞到红光一汽车。倘然喇叭无声息，便教你躲闪无方一命差。晓得街心如虎口，行人道上路无遮。尽可放心安稳步，朝前走去不须噬。如果不听声言解劝，立即轧死赛抛瓜。他是眼睛生额角，从无留意蔽尘沙。一心只顾冲锋去，不管旁边行路斜。可见那海上为人真可怕。尤须留意走街车，万事精心思想细。何愁祸事到君家。若然大意街中走卖老安心步若叉。便教你一交筋斗抛将去。后悔当街滚又爬。所以穷人最晦气，反连睡觉也烦麻。只有豪家真写意，风驰电掣没拦遮，夜夜朝朝坐汽车。”
弹词作为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在时尚性与传统性交杂并存的上海，对一般民众具有较大吸引力，因而弹词中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应与其听众相符。“一心只顾冲锋去，不管旁边行路斜，可见那海上为人真可怕”。
在弹词中，作者认为汽车是强势阶级的象征，在具有公共性质的路权问题上对行人等弱势阶层进行压迫。这种看法代表着上海普通民众的心态，那么受伤的行人就一定是晦气的穷人吗？
汽车夫肇祸后，供词中多有“行人自不小心”之语，意指行人不按交通规则行事。在此逻辑中，行人交通违章的原因，竟是行人多为乡人或下等之民，粗鄙无知，对城市的交通规则浑然无知。中层社会认为司机肇事在三种情况下应负全责：一尚未娴熟驾驶法；二开驶不照路章；三受伤者为旅沪多年之中等以上之一流人（老者女流及小孩不在内）。
根据粗略估算，汽车肇祸案中的受伤者，多为乡人、儿童、妇女等，受伤者的职业多为小工、车夫、巡捕等。当时的小工、车夫、码头工人等职业的来源，应多为外乡人，以距离上海最近的苏北乡民居多。上海大多数非技术行工人是从广大贫苦农民尤其是华北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转化而来，既没有受过适应城市工作的训练，控制进人技术职业之门、由南方人掌握的行会公所也不欢迎他们，这些农民一工人只能去做那些收人最低、保障最差的工作。小工、车夫等苦力行业，通常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在街边揽客做活居多。这就可以解释《申报》上，对受伤者多为乡人的看法。
综上所述，汽车夫在汽车肇祸问题上，一方面因为汽车主的强势而获益，另一方面汽车夫自身也因为汽车阶层的强势而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批评。汽车主可以顺利地将肇祸罪责归咎于车夫；能利用报纸等传媒手段进行批判的社会中层，对汽车肇祸的批判也多指向缺乏话语权利的汽车夫；而普通社会对汽车夫依附权贵，伤害人命而免受重责，多有看法。
撰稿/倪琦【读史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