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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所有中华文化元素当中挑选一个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元素，你会选择什么？是中国菜？是中国茶？是京剧脸谱？是水墨画？是园林？是瓷器？还是旗袍？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而中华文化本就是多元的，不可能要求所有人对于这个问题给出统一的答案。而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看来，有一个元素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也是是大家都会一致承认的。
郭永秉
那就是我们每天使用的方块汉字。
在汉语有文字记录的这两三千年历史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只要写成汉字，今人还是可以推断、猜测出这些文字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些我们熟悉的汉字中，隐藏着中华文明的最初基因。
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九说中国”系列作品中，郭永秉所著的《九个汉字里的中国》，便是选择透过汉字管窥中国，以何为中，何以成国，何为天，何为礼？从中、国、夏、天、儒、礼、法、册、民九个汉字出发，九个维度，九例个案，勾勒出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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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汉字里的中国》郭永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版
中：由神秘主义到道德意涵
解说汉字中的中国，“中”“国”这两个字自然是无法绕过去的。所以我们先来讲这两个字。
“中”是什么？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中”字所象之物，没有作明确解说，在“史”字之下有这样一句说解：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史官之德，讲求中正客观、无有隐忌（春秋时有“董狐直笔”），但是以手持一“无形之物德”（王国维语，意思是没有形体可象的物态的“德”），于造字而言不合情理。因此清代学者对“中”之所象多有其他猜测，有的说象竹简，有的说象簿书，王国维则认为象盛放算筹一类东西的容器，并以《周礼》《仪礼》等书中记载的“中”为证。后来不少人信从王国维这样一种意见，即因算筹和简册类似，都是史官所执之物，“中”就是这一类盛算筹简册的东西。他们大致是要把这个“中”所象之物与“史官”职能联系在一起。
但其实看一下“中”字的比较早的写法就会知道，“中”本来并非盛放算筹之器的象形字。所以一直也有学者并不赞同王国维说。唐兰认为，“中”字的本义为“徽帜”“旂旗”一类，其字形象有九个飘游、六个飘游或四个飘游之旗，最后飘游省略（中间还出现过上下两个飘游的过渡环节）变成了最简化的无飘游“中”形。那为什么徽帜、旌旗这类东西，会叫作“中”呢？他认为，徽帜一类所置立的地方，一般而言都是中央，所以后来徽帜这种“中”引申有“中央”以及一切之中的意思。但有些学者并不同意唐兰的意见，又提出“中”象测日影的工具、象风向标一类的说法，至今莫衷一是。
无论如何，先应该肯定，“中”是一种现实生活当中使用过的工具或器物，它具有一根笔直的长杆，上下或上中下皆有飘游，中间有一个附着于杆上的物件（有时这个物件边上也会装有飘游）。这样的东西，恐怕还是以唐兰所说的徽帜、旌旗一类较符合字形所象。如果是测日影的工具或指示测量风向风力的工具，恐怕不需要那么多的飘游（现在的风向袋，一般一根杆子上只安装一个，早期的风向标可能也是如此），更不大可能在竖杆的下部也安上飘游。何况，无论把“中”讲成测日影还是测风向的工具，都不好解释为什么它会叫作“中”，因为古书里面并没有这样一个对应的语词存在，这是最不好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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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为何能表示这样一种旗帜类的事物？从语言上给它找到比较合理解释的，可能是陈秉新《〈说文解字〉笺证》（内容选录于《说文学研究》第二辑，426—427页）的看法。他认为“中”就是“幢”的初文，“幢”就是军中用以指挥的旗帜，“中”和“幢”的上古音比较接近（古代说小孩“幼冲”“冲人”“冲龄”的“冲”，读音和意义与“童”密切有关，可以旁证）。可能因为树立这种旗帜的地方往往位于中央，两者词源上有密切关联，“中央”的意思，很可能就是从这种旗子及其所在的位置引申出来的。当然，也有可能“中央”的意思跟这种旗帜本身没有直接关联，表示“中间”“中央”纯粹是一种借字表音的现象，这样看的话，“中”字中部的圆圈形，或许是指示旗杆的“中间部位”的一个指事符号，而不是旗杆上实存的一个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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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学者已经指出，甲骨文里有“立中”的记载，这种记载往往与征伐的卜辞相关，所以推测“立中”就是召集民众的一种手段，甲骨、金文当中也有“称旂”（称举旗帜）的记录，目的类似。《周礼·地官·大司徒》说：
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郑玄认为，这种致万民的旗子上面，会画上虎、熊一类的图案，约定日期招致百姓聚集于旗下。古代的大事，田猎和战争是一类，祭祀是一类，都会在显著位置树举有特殊纹样的旗子，让人们看到并聚集起来。这样说来，这种“幢”，确实是位居“中央”才可能比较容易地让人看到。
古代旗帜非常重要。据考古学者介绍，安徽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个长方形土堆成的台基，最上一层用白土覆盖，台基面偏北处发现了一个烧祭面，在南面的台基中央可以看到有密密麻麻的长方形柱坑35个，大小相近，距离相等，有考古学者认为就是当年禹会涂山，各方面部落代表到达之后举出部落标志旗帜，用来插旗杆的（参李伯谦《在考古发现中寻找大禹》，《光明日报》2018年8月5日）。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没有确凿的根据，禹会涂山本身也只是一种传说，不宜与某种考古学文化直接对应。但这些柱坑如果确是用来插旗杆的，正说明旗子在上古时代用以象征族群、聚集人众的重要意义。上博楚简《容成氏》是一篇记录了远古时代传说一直到武王伐纣的历史文献，在叙述禹的部分，有这样一段文字：
禹然后始为之号旗，以辨其左右，使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
旗帜就是人辨别方向、知所进退、不致迷惑的号令（我们至今仍常常在报纸上看到“高举……旗帜”的表达，这种象征意义由来已久）。姜亮夫曾认为《书·盘庚》“各设中于乃心”一句“犹言各设表于乃心，亦以旂喻心之相向”（《古文字诂林》第一卷，333页引），虽然我们下面要讲到此句的“中”不是这种实义的旗帜，但其说显然亦出于此种考虑。《容成氏》记载的可贵之处在于，中央的旗上画有熊形，正与前面讲到的郑玄的话有关，可证位于“中”的旗别有重要意义。中央旗帜的图案以楚人图腾熊来代表，不知道是不是掺有南方系统文化和信仰的成分，用以突出楚人特殊地位的功用。
按照《说文解字》的看法，“史”的上部是“中”，但我们从来没看到过“史”字上面写成比较繁的那种“中”，“史”字的写法在早期古文字一般都比较统一。那么《说文》的分析是不是不可信呢？恐怕也不完全如此。
“事”和“吏”先秦是一个字，其间的细微区别只是字形中部的竖笔是否穿过手形（这两个字现在明确地知道是秦王朝书同文字时才加以人为区分的），“史”与“事”则是一语一字分化，“史”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史”也是记录曾经发生的“事”的人，“吏”是被任职事的人。而西周早期的“事”字，上面部分可以说跟“中”字所象确实脱不开干系，只是省掉了下部的飘游、多了旗杆顶上的分叉而已。甲骨文和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克罍、克盉铭文，就有省去“又”旁的形体表示“事”。所以虽然许慎对“史”“中”的关系分析不准确，但应当说仍然反映了一部分的事实真相。
上面之所以对“中”的字形和相关问题花那么多笔墨作文字的分析，其实是要告诉读者，对汉字造字本义的说解，不能只以《说文解字》为根据，即使有了越来越多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大家的看法也还是见仁见智，要从中实事求是地解读出汉字本来所蕴含的文化意涵而不夸大、歪曲，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明了的事情。许慎以儒家思想赋予“史”字以“中正”的观念，这是不合于早期文字的造字本意的，就好比古书里面记载的“止戈为武”“背私为公”之类说法，这一类道德政治理想其实与古人实际的造字理据往往格格不入、太过超前。“中”之何以为“中”，目前在学者当中的看法也是不尽一致的，我们也只是在这里提出一种倾向性的意见而已。
配图：摄图网
新媒体编辑：金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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