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工作:如果你犯了轻罪而没有进监狱,你如何处理?
[眼睛看世界]
19930岁的孟凡今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因为我叔叔几次欺负我父亲,他愤怒地把我叔叔推进车里,在几个小时内打了他几次,骂了他几次,造成我叔叔受了轻伤。因此,孟凡被判处非法拘留和六个月监禁,缓刑一年。 孟凡住在山东省济南市淮阴区幸福街199号缓刑意味着你不必去监狱服刑。本周四,孟凡来到幸福司法学院接受司法人员的采访。孟凡皮肤白皙,戴着眼镜,坐在员工对面。“工作上不太顺利”,“你最近感觉怎么样”...谈话很平淡。这是孟凡接受社区矫正的内容之一。
1年。一些奇怪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发生在社区——最接近每个人的公共空间,但一般社区居民并不特别了解这一点。
刚开始到司法厅报到进行社区矫正(以下简称“入院矫正”)一个月。司法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每周与孟凡进行一次谈话。每两个月,司法人员也会进行一次家访。
周五集中学习和劳动安排这一天,淮阴区所有的矫正人员都将去区社区矫正中心学习和工作。
“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会变。入学的前三个月是严格控制的,学习和工作每月将持续“两个12小时”。如果犯罪危害较小,个人表现良好,将逐渐减少到“共同管理”和“广泛管理”,学习和工作时间将减少到10小时和8小时。”孟凡说
当记者来到淮阴区社区矫正中心时,并不是一个集中学习的日子。该中心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带有监控室、谈话室、图书馆、心理评估室、公告室和其他功能室的大楼有些冷清。矫正人员学习的地方是多功能教室。工作人员介绍说,学习方法主要是听讲座或看视频,有时会播放违法警告视频,有时会学习一些当前的政治知识,还会有关于中国研究和心理学的讲座。劳动是在社区矫正中心的基础上养鱼和种植蔬菜。幸福司法研究所所长盖英说,学习和劳动的形式因地而异。淮阴区社区矫正中心成立前,他曾联系养老院带矫正人员做志愿者,但被拒绝了。
孟凡戴着一条看起来像电子表的腕带。盖颖展示了由幸福司法研究所负责的所有矫正人员在社区矫正监测和指挥系统中的位置。“该位置每5分钟更新一次,腕带配有防脱装置。如果腕带被暴力移除或有人未经许可直接离开济南市,系统将立即提示。“
孟凡说,如果真有急事,可以向司法厅请假,“但你不能离开济南。它确实受到限制。”社区矫正结束后,我想带我的家人去旅行。不请假而不去学习或工作将被警告,三次警告将被关进监狱。高,主要负责兴富司法办公室的矫正工作,他说,在他在这里工作的两年中,没有人抵制或拒绝合作。
兴福司法所有相对较小的公告室在公告仪式上,被告知社区矫正应遵守的规定后,矫正人员将宣读矫正誓言,其核心内容是警告矫正人员不要再犯罪。
“一般来说,在进行社区矫正时,没有经过拘留或收监过程的人没有正确的态度,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囚犯。”因此,学院建成后,我们把重点放在了规范学院入学申报仪式上,这对招生人员的心态敲响了警钟。”盖英说
2年。
形成社区矫正基本制度兴富司法学院现有孟凡等21名负责人自2013年11月成立以来,该研究所接收了200多名社区矫正人员,其中90%被判缓刑,5%被判公共监视,3%被判假释,2%被判监外临时处决。
自2003年起,我国开始试点社区矫正工作,将上述四类人员纳入社区矫正框架,这意味着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犯罪轻微、人身危险性较小的人员。
北师大刑法学研究所教授、社区矫正研究中心主任吴宗宪参与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初步改革他介绍说,刑事司法制度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四个阶段,分别对应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四个责任主体。社区矫正实施前,缓刑等四类人员由公安机关管理,这意味着侦查职能和刑罚执行职能的重叠。
“公安机关的任务很重,这四类人员管理不到位,造成很多问题,法院也承受很大压力。””吴宗宪说因此,当判决可以缓期执行或不执行,假释可以裁定或不裁定时,法院倾向于判处重刑。
“对于个人来说,他们是否曾经在监狱里生活过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被判缓刑的人通常犯有轻微罪行,主观恶意很少。如果他被送进监狱服刑,他很容易受到交叉感染,不利于改造。”吴宗宪指出
社区矫正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也是一种基于各种需要的现代管理方法
吴宗宪表示,自2003年7月以来,京津冀、沪、苏、浙、鲁六省市相继实施了社区矫正试点项目。2009年,它进入了全面试验阶段。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201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审议社区矫正法草案,目前的草案将很快接受第三次审判。
经过16年的发展,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形成了基本制度然而,就具体方法和严格执行而言,各地的情况各不相同。
”在淮阴区,由于各街道的发展不同,司法社区矫正工作也大不相同盖英说,幸福街位于城乡结合部,户籍人口多,人口流动性大。淮阴区共有16个司法办公室,而幸福司法办公室通常只有该区工作人员总数的1/6,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1/4。其中,暴力犯罪和醉酒驾驶等交通犯罪各占40%
3年。一种重要的矫正方式——心理干预
郑强生于1996年,不久将成为幸福司法学院的一员2018年6月,在一次交通事故中,郑强开车撞上了一名67岁的男子,当时他正开着一辆电动车过马路。16天后,老人去世了。
郑强被带去做“判决前调查”这一程序意味着法官在计划实施社区矫正之前,委托被告常住地的司法机关调查居委会、亲属、朋友和邻居,判断被告是否适合进行社区矫正。
在盖英看来,矫正人员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比如郑强发生碰撞的那一刻,对方已经去世的事实,可能会在他的脑海中重复出现”因此,进入社区矫正前的心理评估和进入矫正后的心理干预是社区矫正的重要内容
自2004年以来一直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警官郑川说,传统的评估方法是制作一份心理测量表,但这要求每个参加测试的人都能如实回答问题。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和测试问题的敏感性,参与纠正的人员往往会掩盖甚至撒谎。因此,为了评估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危险程度,除了说话、制作量表之外,还有很多方法,如画画等。
在幸福司法学院,除了矫正期间的心理评估外,每月还需要重新评估以调整评级。目前,司法厅共有五名工作人员,只有局长盖英是正式的政法机构。人力短缺,流动性强,日常工作繁多。就社区矫正而言,除了整理每个社区矫正人员200页的档案之外,日常工作还包括平均每月12次探视和44次谈话。
“仍未与社会组织合作。一方面,济南的社会组织相对较少,只有好的和坏的混在一起。”盖颖说,心理评估和干预非常重要,但每个月对每个矫正人员进行两个小时的详细评估是不现实的。
盖英申请了两台机器,一台是心理压力评估仪,另一台是心理咨询自助仪前者主要通过测量人体心理变化等指标来给出一定的判断,整个过程只需5分钟后者已经建立了一些共同的心理学知识,以及缓解压力的音乐和游戏。
“如果你最近没有好好休息,而且压力很大,你会反映出来的。”盖导演将进行另一场一对一的谈话。”孟凡认为这种仪器“具有一定的功能”
4年。特殊矫正对象-未成年人
在社区矫正人员中,有一个特殊群体——未成年人
赵鑫17岁时,因为朋友挨打,出于“江湖忠义”的报复,抢了对方的手机和信用卡。赵鑫因抢劫罪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两年。
兴福司法学院共接收了3名未成年人,赵鑫是其中之一。盖颖认为未成年人自我控制能力差,做事鲁莽。他们经常因打架而被判刑。尽管他们接受了严格的控制和精心的教育,但他们的思想仍在重复。他指出,“这三个人都有家庭问题,他们的父母不理解甚至不想接受教育。”“
在社区矫正中心,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他们通常集中精力与成年人分开学习和工作。“那些还在上学的人,尽量让他们留在学校继续学习。如果有必要,已经工作过的人将被送去接受培训。盖英认为,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对防止进一步犯罪起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现象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有些人认为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有太多的保护,而严厉的惩罚是非常不够的。
对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儿童保护官员苏认为,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大多犯有轻微罪行,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很小。因此,最好让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封闭的环境中,更多地依靠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积极力量进行教育和援助。
社区矫正在其他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苏在借鉴各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对于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应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制定个性化的矫正方案。
例如,有些孩子有心理问题,需要一对一的心理干预。有些缺乏家庭教育和监护,这需要加强父母教育或进行家庭治疗。一些国家需要促进与受害者的和解,并采取恢复性司法措施;有些孩子在青春期处于冲动冒险阶段,但犯罪并不严重。矫正项目可以包括一些竞争性探索、户外运动和技能训练活动。
对于未成年人面临的家庭教育缺失,目前幸福司法学院可以做更多的与父母的接触和交谈。例如,赵鑫的父亲喜欢钓鱼。盖英和他一起钓了几次鱼。"我不太喜欢钓鱼,主要是为了改变他的教育观念。"
5年。概念游戏,细节分歧,需要立法达成共识
符合要求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有效处罚的初衷。人们对最终重返社会的囚犯的期望应该是停止犯罪。
在社区矫正工作所承担的责任中,有效的“教育矫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内容“惩罚与帮助并重是刑法体系观念的转变,是一种制度创新。”吴宗宪认为
目前,我国已登记的社区矫正对象有70万人,接近全国罪犯人数的1/3。据统计,在社区矫正期间,社区矫正对象的累犯率仅为0.2%
但是理论和实践部门对于如何实现有效的教育矫正目的以及如何判断目的是否已经实现还没有达成共识。
作为一线司法人员,盖颖认为,目前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手段,应该严格规范,“以正其行,以正其心,以正其行为先”中国政法大学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淑男认为,四类社区矫正人员性质不同,权利义务也不同。因此,不能采用统一的模式,而应在不同类别和级别开展监督和管理、教育矫正和过渡性援助和协助。
在某些细节上也有分歧社区矫正基层人员执法主体资格有待明确。相关部门负责人坦率地说,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没有统一的制服,他们的身份不明确。“好”和“坏”的人无法区分。然而,工作人员面对的是具有一定社会风险的矫正人员,缺乏必要的执法设备和强制措施。司法办公室的人少,事多,政法专门机构的人少于2人。很难保证专门人员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由立法机关通过的社区矫正法。””吴宗宪说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概念在不停地玩游戏。
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16年的探索中,针对实际问题不断推进立法工作在今年的社区矫正法草案二审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指出,草案进一步完善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原则,增加了关于“机构、人员和责任”以及“法律责任”的专门章节,使结构更加合理,内容更加完善。最近,社区矫正法草案即将进行第三次审查。我们有理由期待它变得更加成熟。
(本文中“孟凡”、“郑强”和“赵鑫”均为化名)
(记者陈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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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社区矫正系统
日本社区矫正
日本的社区矫正源于保护观察制度和康复保护制度相关法律主要包括《康复和保护承诺法》、《康复和保护承诺法实施细则》及相关修正案。《刑法》和相关法律也规定了与社区矫正有关的事项。
康复保护是一种非监禁处罚方法,允许罪犯改造社会,教育他们避免再犯,并使他们能够重新融入社会。日本的社区矫正系统自上而下都有相应的人员,除了康复保护和振兴司等专业人员外,还有许多民间志愿者。
日本不仅考察专业人员,还考察民间志愿者的声誉、时间和生活状况。只有那些符合良好的社会声誉、足够的空闲时间和稳定的生活要求的人才可以作为民间志愿者参与到整改工作中来。
英国社区矫正
英国是社区矫正制度的发源地之一作为一个典型的判例法国家,英国目前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典。其社区矫正法是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00年,英国颁布了《2000年刑事法院权力法(判决)》,为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规定
在配套处罚方面,将根据罪犯的个人情况和社区情况采取不同的社区矫正措施。在行刑方面,已接受社区矫正的囚犯应尽量减少执行刑罚带来的痛苦和负面影响,避免与罪犯的正常工作、学校教育或其他教育发生冲突。加拿大社区矫正
加拿大《刑法》规定了社区矫正1992年,特别颁布了《教养和有条件释放法》,这是目前加拿大指导成人教养的主要条例。加拿大的社区矫正主要适用于缓刑和假释,实施方法包括一般监督、家庭监禁、电子监控、中途宿舍等。
加拿大的惩教系统是纵向管理的,有利于加强企业领导,同时惩教机构还与当地警察、法院、预防犯罪和社会发展组织合作。分工明确是加拿大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特点。例如,在联邦假释办公室,有高级假释官员、行政经理、项目经理、普通假释官员和特别任务主管。假释官分为监狱假释官和社区假释官。监狱假释官帮助每个囚犯制定假释计划,并帮助囚犯获得假释。社区假释人员负责管理社区假释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