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应该允许老年人改变他们的法定年龄

< p >假设你的身体状况比同龄人的平均状况好，你比他们更有能力:更快、更有活力、更有活力你的自我认知和身份会比法定年龄年轻。然而，尽管你充满了年轻的活力，你仍然会因为你的年龄而受到歧视。你找不到工作，或者你可能找到一份工作，而且收入比你年轻的同事少，都是因为你老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为了避免这种歧视，让你的年龄更好地匹配你的身份和自我意识，你应该被允许改变“合法”年龄吗？

的假设在2018年成为现实69岁的荷兰人埃米尔·拉特·班德请求法院将他的出生日期和年龄改为年轻20岁(他认为这将有助于他在约会网站上找到合适的对象)人们可以质疑拉特·班德的动机，但仍有一些人强烈要求改变法定年龄。允许人们改变法定年龄有很好的道德理由。虽然，原则上，我(指的是作者Joona Rs nen)不反对年轻人提高法定年龄的要求，但本文将只关注降低法定年龄。

当一个人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时，他应该被允许改变他的年龄:第一，这个人可能因为他的年龄而受到歧视；第二，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好于实际年龄的预期状况(即生理年龄小于实际年龄)；第三，这个人认为他不符合法定年龄。

改变法定年龄的想法最初遭到几次反对。例如，一些人认为改变时代是不可能的，社会不能允许不可能的事情发生。这种异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年龄总是并且必然指足够的年龄。根据定义，年龄只是衡量事物存在的时间长度，没有其他意义。既然一个人不能穿越时间，他就不能改变他的年龄。

的第二个论点认为年龄的修改实际上改变了身份证件中的出生日期。一个人要么在这一天出生，要么不出生，所以改变出生日期就是提供虚假信息，这在官方文件中是不允许的。

的第一个解释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年龄并不总是指事物存在的时间长度。例如，瓶装威士忌是没有日期的。一瓶威士忌的“年份”是指蒸馏和装瓶之间的时间。一种21年的威士忌即使装瓶10年后仍有21年的历史。因此，尽管这瓶威士忌根据时间已经存在了31年，我们(正确地)说它仍然是一瓶21年的威士忌。这是因为威士忌的陈酿并不重要

现在，让我们假设我们有可能将生物在超低温下冷冻几十年，并以这种方式将它们的生物老化速度降低到例如正常速度的10%如果一个人在40岁时被冷冻，100年后醒来，他的生理状况将保持在50岁的水平即使他已经存在了这么长时间，法律也不应该把他当作一个140岁的老人，不是吗？

今年90岁的摄影师西本·罗震环的照片来源:林睿君·西本/Instagram

也许你会说适用于场景中假设的冰冻人的东西不适用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人然而，这种意识形态实验与现实世界之间只有一定程度的区别，没有质的区别。在现实世界中，人的衰老速度也是不同的。

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功能下降的速度和细胞退化的速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如遗传、表观遗传学、饮食、锻炼和其他生活习惯。在老年学领域，“生物时代”是一个常见的术语。虽然在如何确定生物年龄上没有共识，但估计的生物年龄比足够的年龄能更准确地预测死亡。尽管他们的同龄人同时存在，但他们的生物老化率可能完全不同。既然他们的生物年龄不同，为什么法定年龄必须相同？

反对改变法定年龄的第二种解释认为，改变法定年龄需要篡改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了理解这个命题中的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对一个人的出生日期感兴趣。例如，如果一个青少年想买酒，店员需要知道他的出生日期，但只是为了检查他是否能在他(满)岁时喝酒。出生日期只是了解信息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她想要得到的信息。

将我们的身份证设计为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它可以直接显示年龄(如30岁)，而不是通过出生日期间接表达年龄(如1989年8月27日)。这个怎么样？如前所述，如果足够的年龄并不重要，那么应该允许人们修改证书上的“年龄”，以反映他们的生理年龄，而不是足够的年龄。这不是撒谎或篡改记录，因为没有出生日期让你篡改(记住，虽然在现实世界中，年龄需要通过出生日期间接计算，在这个假设场景中，人们的年龄是直接可见的)如果在一个假设的场景中年龄可以改变，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呢？我们如何表达年龄信息——直接说出我们的年龄，还是通过出生日期间接说出我们的年龄，这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不这么认为。

您可能还担心法定年龄的改变会带来一些混乱。假设一个70岁的老人想把他的年龄改为50岁，假设他18岁时有一个女儿。如果他从70岁变成50岁，从法律上讲，他比他52岁的女儿小两岁。虽然这个结果是反直觉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很不寻常，但并不意味着这是错的。

我们应该允许人们改变法定年龄，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年龄歧视造成的伤害，并且不会伤害任何人。有时，即使一个人的法定年龄已经改变，人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的完整年龄。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改变年龄是一个不允许的坏主意。

年龄歧视是一种真实的现象。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老年人所遭受的偏见和不公平的态度。然而，我对文化变化并不乐观。我认为人们不容易改变他们对年龄的态度。因此，对于受到歧视的个人来说，改变法定年龄可能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199挪威奥斯陆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朱娜·瑞恩目前正在从事人类胚胎发育的表观遗传学和生物伦理研究项目。他也对应用哲学感兴趣。他的作品发表在《生物伦理学》、《医学伦理与医学杂志》、《卫生保健与哲学》上。

(翻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