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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东学
中央银行对流动性的调整是近年来货币政策的核心。年底,存款利率再次全面下调。1月6日之后,第一批大银行的实际存款利率分别为11%和12%,第二批中等银行分别为8%、9%、9.5%、10%和10.5%,第三批为县服务的小银行分别为6%和7%。基本形成了“三档两优”的保有率框架
当前准备金率是高还是低?中国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未来还有多大下调空间?我们可以从相关央行官员的声明中找到这个问题。
近日,中央银行调查统计处处长阮发布《中央银行近年流动性调整分析文件》,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了国际比较。她表示,截至2019年9月底,中国人民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基础货币分别约为60%和11%。在同一时期,美联储的法定储备和超额储备分别占基础货币的6%和47%,欧洲中央银行的法定储备和超额储备分别占基础货币的4%和37%,日本银行的法定储备和超额储备分别占基础货币的2.0%和66%按照阮的意思,今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很大的空间。
1992年3月10日,央行行长易刚在分析存款准备金率时也进行了国际比较。他说,在国际比较中,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处于中等水平,相对中等,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低。易纲通过增加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来计算准备金率。这样,美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是12%,欧洲是12%,日本超过20%和中国的情况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低。两者之和基本上不高。截至去年3月,中国加权平均法定准备金率为11%,超额准备金率仅为1%左右。因此,中国银行的总准备金率约为12%,与发达国家相似,但远低于日本。易纲表示,在现阶段,一定的法定准备金率仍然是适当和必要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说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下调的空间,但这个空间比往年要小得多。到目前为止,央行已经连续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两位央行行长从不同角度看待存款准备金率。阮、主要从总准备金率与基础货币比率的角度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意味着不同的基础货币在创造流动性方面有不同的结构和效率。
一般来说,超额存款准备金不仅可以为银行间市场提供流动性,还可以以最高的效率支持信贷扩张。货币发行不具备信用扩张能力,可用于日常支付和结算,具有一定的效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在提供流动性方面有很大限制,不具备扩大信贷的能力,而且效率低下。
因此,法定存款准备金在基础货币中的比例可用作衡量基础货币效率的反向指数因此,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允许其进入超额存款准备金账户,实际上是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
从现在起,法定存款准备金过高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对流动性的需求越来越强。此外,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存在双重盈余的模式。在过去几年里,外汇继续外流。在过去的两年里,情况已经稳定下来。资本也有大量流入。然而,不稳定加剧了。这需要央行对流动性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目前,央行在公开市场上通过反向回购投放资金的主要做法,以及再贷款给再贴现政策等其他做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弊端。
例如,目前的多边基金主要投资于大中型银行的流动性工具,小银行需要通过中间环节获得流动性,这直接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根据阮提供的数据,2019年9月,在MLF余额中,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占比42%,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比41%,城市商业银行占比14%,农村商业银行占比3%。在政策性贷款余额中,政策性银行占82%,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分别占3%和7%左右。
政策的另一个问题是,随着中央银行近年来的频繁操作,股票已经变得非常大,流动性周期不到一年。商业银行不仅要支付利息,还要准备频繁偿还资金,导致整体短期流动性、高波动性、商业银行流动性政策的可预测性差,以及市场利率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增加。
因此,笔者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看,未来央行在流动性操作中可能会逐渐依赖于法定准备金率的频繁下调,同时弱化多边基金等工具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从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