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疫情的数字_在武汉社区,我看到的代际“数字鸿沟”

我目睹了武汉居民的日常生活逐渐走向网络化的趋势,但少数老年人并没有完全跟上数字化的步伐。

上个月初,武汉市委、市政府派出5万多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深入社区参与防疫工作。作为武汉市属单位的一名党员干部,我就是其中之一。

|自1992年年中以来,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先后发布公告,对全市所有居民区实行封闭管理。为了避免因外出购物而造成交叉感染的风险,鼓励公众通过网上购物来实现家庭生活,并在社区封闭的管理大门处设立了一个“非接触式送货”接收点。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我目睹了武汉居民的日常生活逐渐走向网络化的趋势。然而,一些老年人没有完全跟上数字化的步伐。

看到疫情的数字

首先,在此期间居民主要使用手机获取防疫信息。然而,老年人需要进一步提高他们区分手机使用和网络信息的能力。在这种疫情下,人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码、微博、新闻客户等渠道实时了解确诊病例数、国家防控政策和专家意见。然而,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更习惯于通过报纸、电视等获取信息。在疫情期间,由于报纸难以送达,电视新闻有一定的滞后性,一些最新的重要政策和指引可能被老年人遗漏,从而对行动做出不恰当的判断。沉船期间,我多次劝阻一些因信息滞后而坚持外出的老人。

其次,由于社区实行全封闭管理,基本生活资料由社区作为一个单位订购。这种订购模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内微博群的统一订购,二是社区干部的预购。无论哪种方式,居民都需要学习通过微信群订购和接收信息。当居民不时排队购买日常必需品时,我经常看到许多老年人抱怨这种购物方式,因为他们不能用手机上网。

最后,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社区疫情调查最重要的手段为了筛选每个居民,社区将所有居民分成几个网格,每个网格将建立一个微信群。每天早上,社区居民在单位家庭的网格微信群中打卡,报告家庭成员的体温和身体状况。然而,当我每天在微信群打卡时,我仍然需要分别给独居在网格中的老年夫妇和老人打电话,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不使用微信。

看到疫情的数字

美国学者本杰明·坎皮恩曾经提出过“数字鸿沟”的概念: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社会中信息的“贫富”之间存在着鸿沟根据“数字鸿沟”的表述,荷兰学者扬·凡·迪克将其分为接入信道和使用信道。目前,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处于世界前列,因此这种数字鸿沟并不直接反映在连接到互联网的设备的状态上,而是主要反映在个人如何利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更好地使用互联网上。带移动互联网的

手机终端凸显了虚拟世界中父母和孩子在感知和体验上的差异。也许当孩子们能够熟练地使用手机拍照、购物、玩游戏或刷视频短片时,他们年迈的父母可能仍然停留在打电话或发短信的阶段。

的代际“数字鸿沟”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消失。为了缩小这一“差距”,老年人的子女应该带头发挥“反馈”的作用,并教他们的父母如何使用手机上网。此外,还可以动员社区、村庄、老年大学和公益组织为老年人组织更多的移动互联网培训活动,帮助他们跟上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流行期间,还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信息需求,信息滞后不应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健康。

(作者是武汉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作者/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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