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小提琴家朱丹、芬兰钢琴家帕南多次在中芬两国举办演唱会,在此期间,他们多次献演芬兰作曲家、中国作曲家的古典作品,为促进中芬的友谊和音乐艺术交流作出了许多贡献。
今年12月上旬,两位音乐家以“梦想弓弦”为主题在中国巡回演出。 12月11日,两人来到上海,弓弦和钥匙之间进行了会话,传达了友情。
同日下午,在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温暖的沙龙音乐场所,两人出演了芬兰作曲家西伯利亚的《流浪曲》、中国作曲家马思聪的《思乡曲》。
两位音乐家在沙龙音乐会。
芬兰最有名的作曲家西伯利乌斯,写了很多有魄力的交响作品。 另外,还写了很多小巧的室内乐作品。 唯美的《流浪曲》就是其中之一,但很少有机会被人听到。 马思聪《思乡曲》触动了曾经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中华儿童的心,引起了超越世代的爱国爱乡炎黄子孙的共鸣。 两首曲子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色彩,风格完全不同,但给现场观众同样的感动。
那天晚上,在芬兰的上海总领事馆,两位音乐家的画风发生变化的焦点是作曲家们青少年时代的艺术理想和追求。
其中,贝多芬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作品12号第3首》写于27岁,贝多芬作为天才作曲家的才能,他在技巧和难易度上对两种乐器提出了同等的要求,同时展开了紧密的合作和对话。
埃雷内斯克《童年印象组曲》写于59岁,是他对巴黎故乡罗马尼亚童年的记忆。 他从童年的记忆中,提取了强烈的罗马尼亚民族音乐风格,如街头小提琴演奏家即兴演奏、老乞丐的哀叹、院子暗处流淌的小河、笼子里鸟儿的尖锐叫声等。
“F-A-E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是舒曼、布拉姆斯、迪特里希共同创作的。 勃拉姆斯和迪特里希是舒曼的学生,当时他们在德国杜塞尔多夫。 因为朋友约阿希姆要来演奏会,舒曼提出了音乐派对游戏,并呈献了共同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 当时布拉姆斯只有20岁,与舒曼的关系是音乐史上的好话,这首曲子是两人友谊的美好见证,充满活力。
无论演奏什么曲子,朱丹和帕力的合作都有默契,台风很坚定。
两人是在2009年认识的。 那一年朱丹被邀请参加芬兰着名的音乐节,音乐总监与帕瓦里一起演钢琴和小提琴二重奏,两人自此拉开友谊的序幕,2012年首次在中国公演。
“帕瓦利不仅是芬兰作曲家的作品,音乐也有权威。 近年来,朱丹致力于演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经常演奏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和室内奏鸣曲。”朱丹这样形容了自己的伴侣。 “他的音乐修养和钢琴技巧并不完美,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作品的理解是深刻透彻的。 我们一起欣赏室内音乐的时候是无缝的,我们随时都会倾听对方,可以碰到很多即兴的火花”。
芬兰的音乐教育世界闻名,现场、帕弗里也向观众展开了芬兰音乐教育的一角。
“芬兰音乐教育对所有人开放,所有孩子都有机会享受音乐教育。 同时,老师和家长尊重他们的学习意愿,尊重他们的自由和选择”
帕瓦利在芬兰的音乐教师水平总体上很高,学校在培养孩子的音乐能力时,不让他们向专业音乐家的方向发展,而是让他们深刻认识音乐,让音乐成为他们一生的陪伴。 “大多数受过音乐教育的孩子最后还没有成为专业音乐家,但音乐、艺术和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长期去芬兰交流公演,朱丹说芬兰的音乐教育最应该在中国学习的地方是“那不是功利性的教育。 他们学习音乐的原本目的很简单,不是通过学习音乐来得到什么,而是提供与最美丽的艺术进行深入交流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开放和平等的。 ’他说
长期在中国进行交流公演,帕里最大的心情是中国人对音乐教育有强烈的需求,无论在哪里开演唱会,他都能在现场看到很多青少年。 同时,他也经常看到中国家长带着孩子进入音乐厅,认为中国家长重视音乐教育,投入是芬兰值得学习的地方。
家长的亲近感,其实也给朱丹带来了很多好处。 “我的父母不是专业音乐家。 幸好,他们在我学小提琴的时候深深地涉及到了这个过程,和我一起上专业课,选择了作品,带去了音乐会,自己也学习了在下面演奏的作品。 整个家庭的学习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乐趣。 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学习”朱丹认为,音乐教育是整个家庭的教育,不仅是孩子,家长也有参加学习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