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天津大学青木信夫教授。 照片/景麒
人民网成都12月15日电2019日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今天上午在成都召开,本次对话会以“面向新时代的中日韩文化合作”为主题,邀请了中日韩三国媒体界、文化界的领导和代表。
日本学者天津大学青木信夫教授
在会上作基调演讲。 以下是演讲的全文
我是天津大学的青木信夫。 在如此有意义的论坛上,给了我一个主题演讲的机会,我感到非常荣幸。 另外,衷心感谢人民日报社的李先生和有关人员。 今天介绍我在中国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构想、研究历史。 成都对我来说,其实我学生时代就喜欢读《三国志》,成都经常出现,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开展研究项目,和成都很有缘分。 20年前,1999年,日本丰田财团支持我访问成都着名的学府西南交大。 另外,当时我所属的庆英大学开展了国际合作的项目。 它的名字是为了适应西部大开发计划,构建中国历史文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模式。
另外,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我们将在两年内探讨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重大。 我从事中国遗产保护工作,实际上是因为1985年东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国际合作项目,当时关注东亚地区沿海城市的建筑历史调查,实际上是研究生,所以我参加了这项调查。 当时这个项目只是立足于历史研究,遗憾的是,知道从东亚那样广阔的视角研究建筑和城市的建立过程,探索全球的历史是很有魅力的。
但是,其结论只限于各建筑群的个体保护,在实践中没有实行的遗憾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 1996年,我在东大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清华大学访问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城市保护。 其实,我有刚才演讲过的单人先生和难忘的回忆。 当时,我为了调查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访问了北京的国家文物局,当时单先生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 他当时是北京市文物局长,而且当时是送给我的礼物,我至今还留着,一直珍惜到今天。 后来,单先生成为国家文物局局长,又活跃地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沿、前沿作出了很多贡献。 而且,我自己在中国开展各种各样的研究活动中,也得到了单先生非常多的援助。 单曲对我来说也是贵人,特别是最近20世纪的遗产委员会也给了我很多指导。 清华大学的研究活动后,去了庆英大学,在那里致力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探索,之后第一次在演讲中我叙述的成都的一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在当地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之后,2006年接受了天津大学的邀请,和家人一起来到中国,之后100多年来到了天津大学。
我来天津大学其实有三个目的,第一是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第二是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第三是教育,需要培养负责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 在这个研究中心的成立中,我们准备了两年,之后2008年大学批准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的成立,校长任命我为主任。 顾名思义,我们中心是国际标准,以国际合作为手段,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大家说国际这个词,其实似乎不太新鲜。 但是,由于知道文化事业与所有国家的独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文化事业的国际合作至今仍是一个新的课题。 但是,今天天津大学与东大、巴黎第一大学、米兰理工大学签署了学术交流协议。 此外,在学者个人层面上,还与教科文组织、UCL、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进行了日常交流。 我实际感受到海外专家对中国的文化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非常关心。 而且,这里还是另一个缩影。 本土问题直接成为国际问题也反映了时代。 并且,文化遗产的保护被认为是修复、修复这些物理性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是不能忽视的。 那是活着的遗产,这是遗产的传统想法。 这一变革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共性问题。 在这一潮流中,国际合作变得尤为重要。 因此,我们开始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引入国际性的观点。 这是一个转折点,这非常重要,这是积极申请注册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变革。
单先生正好在前线指导此事,领导此事,申请成功的,要满足一个条件,必须在世界遗产条约中的一个履行方针中,至少满足一个以上的收录标准,同时满足真实性、完整性,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决定适当的保护管理体制。 关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详细地和大家说。 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的申请过程中,在满足国际标准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响很大。 日本被称为国家指定重要文化遗产。 这一概念也开始适用于中国重要文物保护机构,其他文物也逐渐开始继承这一模式。 另外,我想谈一下,来天津大学的第二个目的是以实践为基础,介绍我做的工程。
赴任不久就着手了丝绸之路上的麦积山石窟项目。 你知道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吗? 因为和“麦积”相似,所以取了这样的名字。 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 从4世纪开始建造,现在剩下194个石窟,内部保存着阿弥陀佛的像等很多佛像和被彩色的人物像。 我们知道欧亚大陆与中西交流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历史,因此,教科文组织世界名录遗产中首次收录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33处相关遗址。 2014年麦积山石窟,包含其在内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网络”也被收录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 知道这是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和其他国家共有的,无国界的世界遗产。 这是第一次。 其实不仅对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也是首次,在此之前,亚洲的无国界世界遗产只有蒙古和俄罗斯的世界自然遗产沃尔布斯湖盆地,我们知道这个无国界世界遗产的意义很大。 它不仅在地理上、物理上,而且与他国共享,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是人类应具有的显着的普遍价值,是象征性的。
另一项是天津大沽船厂的研究项目。 我们知道它是国家社会科学的重大资金研究项目,它是城市现代化和产业保护的体系研究。 天津是中国工业革命的主要发祥地,和上海一样,具有这样的性质。 造船厂,顾名思义,不是造船厂。 其实,那是人类集体生活、活动的跨海城市,聚集着各种各样的要素。 比如机械、金属、化学、电气、建筑等各个领域都集中在那里,特别广阔,当时和现在的宇宙飞船一样,各种尖端的技术都集中在那里。 综合性的机械工厂,也就是欧洲先进的工业技术汇聚在一起,是工业革命的代表性遗产。 但是和日本稍有不同,中国的造船厂投下了列强的影子。 我们怎样评价它,怎样传达给后代呢? 而且,日本明治时期的产业革命遗产最初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日中之间的关联也备受瞩目,不仅受到欧美的影响,也受到东亚的影响。
我做的第三件事是山西省祁县县城保护工程。 这个项目,法国的开发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今后也继续设计这个项目,知道这个事业的成功与否很重要。 法国政府因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而备受关注,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试金石。 北魏时代建造的城郭,以十字交叉的街道为中心,纵横交叉着32条街道,保存得很好。 街道、民居、商店、寺庙都保存了很好的明清时代的影子,具有很好的历史意义研究价值。 但是,建筑物本身的老化非常严重,我们现在需要保护它。 现在整体规划已经完成,我们主要负责景观设计,基础设施建设也接近尾声。
刚才介绍了3个项目,其核心点是什么呢?共同合作、基于单一价值观的努力是有限度的,说起合作,其实有很多困难的事情,我也每天都有实际感受到。 近年来,中国有很多合作创新中心,我这样理解这句话。 我认为创新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 要实现破坏性革命性革新,必须通过合作与合作。 并且,我的经验也教会了我这一点,只有在实践领域与国际合作,才能加深理解,实现更高层次的妥协与合作。 而且,我想说的第三个赴任的目的是培养人才。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你不仅可以用口号来解决各种问题,还可以用画饼充饥来解决各种问题。 特别重要的是培养这些专家,让他们承担真正的责任,承担文化遗产的保护。 但是,以前的教育体系赶不上新时代了,我们必须建立跨学科的综合性教育体系。 天津大学意识到这一点,在理论上完善了实践性的并行教育体系,每年都在提高。 我们中心也批准了很多,比如天津直辖市的重点研究基地。 另外,智库也有,可以向政府提供很多建议,知道产官学的协助可以实现协同效果。 截至201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对研究机构进行了评估,在文化类中,我们的研究中心名列全国前十。 以上是我介绍的,我一直以来在中国从事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些事情,我也介绍了个人情况,我做的这些事情也得到了认可,媒体也报道了很多。 因此,我获得了今年的中国政府友谊奖。 因为我的这些成果对在场的各位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会利用这次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