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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行健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
贾艺琳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研究生
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国家暴发性流行以来，相关国家的政治精英频频通过指责中国“四级如何应对甩锅”，推卸本国政府抗疫不力的责任。这些“四级如何应对杂音”除了来自政府高级官员、政策顾问、高级别智库专家和媒体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相关国家议会中的议员。议会作为西方国家中的立法机关，在制度形态和运行方式上与政府部门具有显著的区别。对于议员在疫情期间的涉华相关行为，需要在考虑其制度特征的基础上予以理性分析和应对。
一、议员疫情涉华行为的特征
近期欧美国家议会议员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对我国进行攻击。
第一，是在议会中提出立法案或决议案。其中，美国国会两院议员可以在会期中任何时候独立或联合提出立法案或决议案。由于几乎不存在提交门槛，因此成为涉华法案的“四级如何应对重灾区”。
第二，是直接通过大众媒体或个人社交网站账号发表涉华言论。欧美各国议会中都有少数议员涉及其中。
第三，在议会辩论等院内程序中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通常此类活动仅影响立法审议或对政府产生压力。
相比行政部门官员、智库专家和媒体等方面对中国的抹黑和攻击，议员的类似行为存在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其言论通常不仅包含指责中国的成分，还有向本国政府施压或直接提出政策诉求的内容。相比单纯以指责中国来“四级如何应对甩锅”，这些较为具体政策诉求和压力可能会造成更直接的外交冲突甚至政治风险。
另一方面，议员提出的观点或政策诉求往往较为偏激。其中，一些诉求明显违背国际国内法，不具有基本可操作性，甚至有悖基本常识，给人以“四级如何应对求关注”和“四级如何应对泄愤”之感。如近期美国国会两院部分议员公开呼吁推特封杀所有中国官方开设的账号。澳大利亚和欧美一些国家的议员频频在媒体和社交网络发声，呼吁通过没收中国在当地投资等手段强制中国“四级如何应对赔偿损失”。甚至有议员试图以本国立法的方式扫清国内“四级如何应对受害者”向中国政府提出“四级如何应对赔偿”的法律障碍。
二、积极参与者的背景
一般来说，政党、选区压力、院内机制和个人因素是影响议员行为模式的四个最主要因素。从现有材料看，政党和个人因素是此类议员当中比较明显的共性因素。
近期美国国会两院中积极参与疫情涉华事务的议员在党派构成上展现出令人惊讶的一致性。所有13件法案或决议案的提出人和联署人当中，除一位联署人来自民主党外，其它全部来自共和党。
总的来看，此类议员普遍具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识形态相似的，近乎白人至上主义的激进右翼理念。他们在年龄和教育背景上有一定相似性，在走上政坛后，他们集聚于美国共和党等意识形态偏右的政党。在党内，其中部分议员甚至已经成为骨干力量，并在此次疫情中充当了反华的先锋。
三、对议员疫情涉华行为的三点认识
欧美国家议员近期围绕疫情频繁发出的涉华“四级如何应对杂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所面临的被动国际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的政治体系中议员与政府官员之间在权力结构关系、政策过程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还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我国在分析和应对来自西方政客的杂音时，有必要对不同群体做出细分。
第一，从权力结构模式来看，议员的态度和表态不应被视同于政府的态度和表态。欧美国家大多采取议会内阁制或总统议会制两种模式。在前一模式下，未进入内阁的议员所发表的言论并不代表政府；后一模式下，议员和政府官员更是两个体系。进一步来说，无论一国采用何种模式，议员在态度和观点上都必然与政府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表现为议员更倾向于以“四级如何应对政府监督者”的角色发表各种政见并向政府施压；另一方面则由于议员行为不代表国家政府，不负有政治责任，且享受各种形式的免责权，因此其发言和表态往往“四级如何应对尺度”更大。
第二，从政策过程来看，议员通过院内程序提交的法案或决议案尚需经过重重关卡才能形成效力。美国国会虽然不对议员提出法案和决议案设置门槛，但法案一经提出，第一步就是由相关委员会决定其是否进入二读程序。大多数的法案和决议案往往在这一环节就会被挡住。应该说，一些议员实际上是将提出法案当做一种对外展示和表态的途径。许多议员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的表态也具有相同性质。而这也呼应了上文提到的议员观点偏激性特征。
第三，从影响力上看，欧美国家中对华发出尖锐杂音的议员群体规模并不大。同样以美国为例，这些法案获得的联署很少。除了一个法案获得53个联署外，其它基本没有超过5个，甚至有两个法案无联署人。
当然，尽管我们不必对来自议员的涉华“四级如何应对杂音”过度敏感，但仍需高度关注这一群体的声音和动向。一方面，议员的行为背后往往与选民的压力有关。观察议员表态是研判西方公众态度变化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对华态度消极的议员呈现年轻化趋势，甚至形成某种代际特征，值得关注和警惕。担任议员往往是西方国家政治家步入政坛的第一个台阶。这一群体在未来如步入政坛要职，可能对我国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责任编辑：王鑫）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创新团队“四级如何应对民族复兴与比较政治理论创新研究”项目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