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陈子烨、李滨：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

【内容提要】中美贸易冲突根源的探寻不应停留在国际贸易层次，而是应该从当下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分工及其相应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决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政治经济地位与利益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分工结构中长期处于外围、在生产关系上处于依附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落后，特别是技术水平落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链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生产中，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具体的依附形式不同于历史上的依附形式，呈现出“技术—市场”依附的特点。在这种新的依附形式下，广大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从中获得微薄的附加值，进而形成一种依附式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却能够主导全球生产进程并从中获得高额的附加值。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需要摆脱依附式发展模式，实现在全球生产链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近年来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提升世界市场地位方面的努力及其获得的相应成就触动了美国作为现有国际分工主导者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其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不惜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以及美国相对衰落所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现实和潜在的变化正是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依附式发展；全球生产链；“技术—市场”依附；中美贸易冲突

一引言

2018年，中美贸易战成为世界的焦点。虽然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这场贸易战的导火索，但科技领域却成为这场贸易冲突的焦点。2018年，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依据是其公布的《对华301 调查报告》。在该报告中，美国主要指责中国在科技方面对美国企业“不公平”，包括利用国家力量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及“偷窃”知识产权等，并认为这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为此，美国除了对中国输美产品（相应部分涉及《中国制造2025》中的产品）加征关税和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外，还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高科技企业，以各种理由实施定点“打击”。先是对中兴通讯公司实施出口禁令，后是伙同加拿大扣留华为公司高管，并将华为等一些高科技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虽然中国展现出很大诚意来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回应美国关切，但美国在中美贸易磋商与谈判中出尔反尔，不断发难，引致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从美国在《对华301调查报告》中的指责、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和在谈判外采取的针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行动都表明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而在于趁早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未来发展。这场贸易战可以说是一场中美未来高科技产业竞争之战。尽管中美之间近期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但美国继续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遏止、阻止中国全球分工地位上升及压制中国发展的意图不会变化。为什么美国如此忌惮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必须从理论上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由于技术落后和缺乏市场控制力，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外围，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国际分配中收益微薄。中国的经济发展曾是典型的依附式发展。为摆脱这种发展困局，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科技和开拓海内外市场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明显提升。正因如此，才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焦虑与担忧。这种紧张与焦虑的原因必须从生产全球化及由此带来的新的国际分工及其社会表现（即国际生产关系）的角度去寻找。要分析新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就不得不从理论上追溯至依附理论。依附理论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国际层面的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它曾深刻地分析了传统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特征以及不发达国家在其中的依附地位的表现形式和后果。本文将在回顾依附论的基础上，沿着依附论提出的理论线索，分析生产全球化下依附的新形式，并以此从理论层面分析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以及中国在美国极限施压条件下坚持在发展权利上不让步、不妥协的原因。

二依附理论及其阐述的依附形式

依附理论是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主要来自拉美的一些左翼学者探究不发达国家落后根源及发展战略的理论。“依附”是依附论解释外围国家落后根源的核心概念。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曾给出了较为清晰的定义：依附表示这样一种状况，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所依附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张的限制。两个或是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与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被认为呈现出依附形式，当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维持和扩展自身的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的维持和扩展则仅仅是对前者的扩展的反映。从上述定义可以分辨，“依附”是对外围国家国际生产关系的一种描述，它将外围国家的内部情况看作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认为外围的不发达是中心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一种结果和一部分，并且是其必要的和整体相联系的部分。

依附论被认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理论。这主要是因为依附论使用的基本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相吻合，它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具体应用于国际层面的理论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从生产出发来分析社会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段话表明，人为了生存首先必须进行生产，因而生产必然成为社会分析的起点。随着生产的发展，它越来越表现出社会化的特征，人们在这种社会化生产的过程中必然形成一定的生产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因而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便成为分析的基础。马克思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是抽象的研究，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研究，他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这种社会化生产出发，以生产方式及其社会表现形式———生产关系为分析基础来研究人类社会规律的。

依附理论正是将上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国际层面的理论产物。首先，依附论从国际生产出发来探究不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道：“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如同国内的社会化生产一样，国际社会也存在分工即国际分工，各民族在分工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即国际生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这表明生产力水平是决定各民族国际分工地位的根本因素。依附理论正是通过提出“依附”概念来分析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中的地位，以此来解释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 Frank）曾提出，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生产关系就类似于国内资本主义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不发达国家像工人受到资本家剥削一样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这是不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源。

另外，依附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求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对历史上的依附形式进行了区分。曾有依附论学者指出：“用外部动力取代内部动力是一种舒服的做法。如果这种取代是可能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必研究整个进程中每个运动的辩证关系，而可以用一个抽象的总公式来驱动对各种具体形式的研究了。”这表明依附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具体的表现形式，不能用统一的抽象的公式来套用。正是如此，多斯桑托斯依据不同时期世界经济的基本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中心经济关系类型及其对外扩张方式、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国家的内部所存在的经济关系类型粗略归纳了历史上曾存在的三种依附形式。

第一种是殖民地依附。它的主要特点是与殖民主义国家结盟的商业和金融资本主要通过贸易垄断、辅以殖民垄断来主导欧洲和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殖民统治使得宗主国的商业和金融资本通过独占殖民地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并使得殖民地逐渐形成以欧洲和世界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生产结构。例如，葡萄牙统治下的巴西面向世界市场的需求经历了红木时期、蔗糖时期、黄金时期等。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业原料和粮食作物的需求快速上升，同时西欧的大量工业品需要海外市场。殖民地则成为廉价原料来源和商品倾销市场。由此“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这种经济依附的结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第二种是“金融—产业”依附。这种依附形式在19世纪末得到巩固，它的主要特征是大资本在霸权中心占据支配地位，并通过向满足霸权中心消费的原料和农产品部门投资来对外扩张。由此，在依附国国内形成了专门性的初级产品出口结构。这种依附形式与当时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变化及其对外扩张的方式有密切关系。19世纪末，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国内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并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对外扩张，大量“过剩资本”投向依附国的原料和农业部门，在依附国建立起受中心金融资本控制的以满足中心国家需求的生产结构。这种生产结构往往以严格的专业化和地区单一化为特征。列宁在谈到资本输出造成的依附关系时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他举例道：“最近25年来，英德两国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投资约40亿美元，从而支配了这3个国家全部贸易的46％。”由此形成中心对边缘的“金融—产业”控制，受中心金融控制的依附国因此成为工业原料产地、工业品倾销地和投资场所。

第三种是“技术—工业”依附。这种依附形态主要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的主要特征是跨国公司开始向那些面向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部门投资。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以国家主导和进口替代为特征的发展战略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流选择。这些国家从外部进口国内无力生产的设备、中间品以及加工原料进行工业化。但这种购买受到两重限制：一方面，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出口部门的创汇有限，无法通过购买进行进口替代，而且这些传统的出口生产部门及其生产关系的存在以及相应的寡头政治妨碍着工业替代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公司掌握着专利，它们不愿通过国际市场出售这些产品，往往要通过资本形式入股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企业或让其高价使用。由此带来三个问题：其一，跨国公司控制着当地经济，并把大量的收益汇出，影响着依附国的积累。其二，技术和专利产生的大量费用使得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更趋恶化。其三，为解决外汇不足而进行的国际融资附加了大量条件，这些条件要么有助于西方公司获得额外的优惠进入相关国家，要么使发展中国家被迫购买不需要的西方产品或不适用的技术，或要求投资于效益不高的产业。这些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替代性工业产品举步维艰，成本巨大，受制于西方跨国公司。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依附国缺乏技术，由此造成发展进程受制于人。

对于依附带来的发展结果，早期依附论持悲观态度，认为依附状态下的外围国家难以获得工业化发展。改良依附论则认为在某些条件下一些外围国家可能获得依附式发展。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H. Cardoso）提出了“与依附相联系的发展（as⁃soCiated⁃dependent deVelopment）”，指出外围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不再局限于贸易，还表现为中心对外围的直接工业投资，外国的利益日益根植于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部门，这使得“在垄断工业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依附与在欠发展条件下的依附具有不同的意义。从生产体系的分化程度来看，这一条件可能产生较高的发展指数”。随后，彼得·伊文斯（Peter EVans）创造了“依附式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概念，其核心内涵是：依附式发展是依附的特殊形式。一方面，它没有抹杀中心与外围的矛盾，不是对依附的否定，仍然是建立在国际不平等分工、国际不平等分配以及以中心国家为经济动力和垄断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它是少数外围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的发展产物，这些国家的外国资本、本地资本和国家之间“三方联盟（the triple allianCe）”的形成是依附式发展出现的根本因素。这种联盟形成的实质是外国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控制权和利润的过程，这种妥协是需要诸多特定条件的。伊文斯详细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依附式发展，从中至少可以总结出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良好的投资环境；二是具备一定竞争力且拥有地方优势的本地资本；三是国家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直接参与经济运行和用行政手段对外国资本施加一定压力。

依附理论为我们研究当今国际分工以及各类国家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理论参考。我们可以借助这一理论来分析经济全球化下新的依附形式以及相关国家的依附式发展，并由此来分析中美贸易冲突背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原因。

三经济全球化下的依附新形式：“技术—市场”依附

20世纪80年代，依附理论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特色而遭到各种贬损，逐渐式微，但它从国际分工与国际生产关系角度来分析发展中国家遭遇的种种外部限制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国际分工中造就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依附论关于国际分工及其生产关系的理论框架仍适用于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只是它提出的发展战略存在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基本形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类型及扩张方式、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变化，依附的具体形式也呈现新的特征，即“技术—市场”依附。它的主要特征是：跨国垄断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和非股权经营安排向外扩张，由此造就了以全球生产链分工为特征的新国际分工。在这种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对核心技术和市场终端的垄断优势成为生产链的主导者，并获得高附加值，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高度依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握的关键技术和市场终端，不得不接受来自它们施加的各种规则、标准以及其他不平等的交换条件，往往从事低附加值环节。正是这种“技术—市场”依附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的收益和积累远不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即使与自身水平相比有所增长，也是缺乏自主性和稳定性的依附式发展。

首先，世界经济的基本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发布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首次正式使用“知识经济”的概念，并指出嵌入人力资本和技术的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经合组织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知识经济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知识取代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和资源，成为最重要的独立的生产要素和决定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因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发生了转变，从工业时代以追求大规模的资本、资源和劳力为中心转向对人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投入，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成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具有智力优势、知识产权优势的企业和国家往往能够在国际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得巨大财富。

其次，西方跨国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并通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FDI）和非股权安排方式积极地对外扩张。据统计，近40年间，发达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和存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流出流量从1980年的约493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约5584亿美元，增长约11 倍，存量则增长了约47倍。而且，无论是流出流量还是存量，发达经济体都占据了重大份额。1980—2011年，发达经济体FDI 流出流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70％及以上，流出存量的比重更是高达80％以上。这表明发达经济体是对外直接投资和推动生产全球化的主导力量。

另一种重要的西方跨国垄断资本的扩张方式是非股权经营安排。国际生产综合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在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种优势时，才会选择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跨国经营。当缺少其中的某类优势时，则会选择出口或技术转让。非股权经营安排正是跨国公司介于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一种经营模式，跨国公司通过合同协议而非股权来获取对东道国企业的某种控制。它的具体形式非常多样，包括合约制造、服务外包、特许经营等。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通过合约对东道国企业进行控制，主要是依靠其技术垄断优势和对市场的控制力。承诺非股权合作公司能够获得其专有技术、进入其内部市场、享受品牌的市场影响力等是跨国公司议价能力的主要来源。非股权经营安排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规模发展起来。据估算，2010年非股权经营生产的全球销售额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与之相比，跨国公司外国子公司出口约为6万亿美元。该数据只包括了非股权经营模式普遍存在的重要行业，因此实际发生的数额更大。与发达国家相比，非股权经营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占有更重大的份额。例如，越南90％的棉花和鲜奶、50％的茶叶和40％的大米都是通过订单农业生产的。

最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束，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模式下遭遇发展危机，加上苏联体制国际影响力的下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盛行，在发达国家的诱导和迫使下，以市场主导和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发展战略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流选择。这种发展战略下，发展中国家必然与外部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对外资的进入也以包容性优惠政策为主。

随着世界经济的深刻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和基于这种分工之上的新的依附形态。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即全球生产链分工。与以前的国际分工形式相比，其最主要的特征是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分散化。全球生产链分工突破了过去的产业／产品间分工，是一种产品内分工，即同一产品的不同部分和工序／环节的分工。而且这些不同的生产环节又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分散在世界各地，由此形成全球生产链式的分工形式。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深度参与了全球生产链分工。图1 显示了2017年世界各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GVC partiCipation index）。它衡量了一个国家参与跨国生产的程度，由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两部分相加构成，其中前向参与度是指一国增加值在其他国家出口中的比例，后向参与度是指一国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例。根据图1 数据，2017年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参与度均超过50％，即使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参与度也超过了40％。这表明全球生产链分工正在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形式。

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在新的全球生产链分工基础之上必然会形成新的依附形式。这种新依附形式的一般特征可以概括为“技术—市场”依附。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形成是跨国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扩张的必然产物。跨国公司通过股权或合约获得了对其子公司或非股权合作公司的某种控制权，将其纳入自己的生产系统。随着跨国公司不断地将生产分布安排在资源能够得到最佳配置的地区，全球生产链分工逐渐发展起来。跨国公司作为这种新的分工方式的组织者和缔造者，自然地成为其主导者，因而全球生产链分工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分工体系。无论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还是非股权安排，跨国公司能获得这种支配权的根源在于其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技术垄断优势和对市场终端的控制力。因此，技术水平和市场能力成为决定不同生产者在全球生产链中地位的根本因素。这两种主要因素对应了两种类型的全球生产链。加里·格里菲（Gary Gereffi）曾经依据形成动力的不同将全球商品链分为生产者驱动型（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型（buyer⁃driVen）。生产者驱动型主要存在于电子、汽车、飞机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购买者驱动型主要存在于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所谓生产者和购买者，其核心竞争力正是技术实力和市场能力。在这两类不同的全球生产链中，自然也形成了不同的依附形式和依附特征。

技术依附主要存在于生产者驱动型的全球生产链中。它的主要特点是，在跨国公司凭借核心技术垄断优势建立和主导的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发展中国家企业由于技术落后受到跨国公司的技术统治，在生产中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仅能获得较低的附加值。

以全球智能手机的生产链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生产者驱动型生产链。图2 是当前智能手机全球分工生产简图，在该分工中苹果和三星公司凭借对智能手机核心技术的垄断成为生产链的领导者，主要负责研发设计，而具体的硬件和软件则由不同技术领域的供应商提供，例如谷歌提供安卓移动操作系统。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加工和组装环节则通常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从iphone 7全球生产链的最终价值分配来看，作为生产链中心的苹果公司几乎获得了一半左右的价值份额，为其提供知识产权许可和材料的供应商捕获了余下的大部分价值（主要来自美国、日本、韩国），而中国劳动力仅分得1％。这种极度失衡的价值分配主要是跨国公司通过制造竞争、威胁撤单、提供技术援助等多种手段威逼利诱发展中国家企业接受各种苛刻和不利的交换条件的结果。支撑这种强大议价能力的力量根源是其技术垄断优势。根据美国专商局数据库统计，在2000—2015年智能手机相关专利的首次申请中，全球智能手机的两大领导企业三星电子（1239项）和苹果（810 项）位列前二。

除了专利垄断优势，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标准垄断优势。过去，产品和产业技术的复杂度相对较低，技术标准也多采用已经广泛普及的技术，而随着产品和产业技术难度的提高，现在的技术标准基本由专利技术组成，并且主要建立在专利池而非单项专利的基础上。这使跨国公司在技术专利优势基础上获得了技术标准优势，又通过结成标准联盟成为标准垄断者。一方面，技术标准日益集中在跨国公司手中；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的分散化使得标准相对于以前的生产具有了格外重要的作用，不同部件和环节之间的兼容需求迫使生产者必须以统一标准生产。垄断技术标准是跨国公司获得生产支配权的利器，它迫使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要向多个公司的打包专利支付高昂费用或购买其相关的生产设备才能进行符合标准的生产。从图2 可以看出，智能手机的主要标准主要掌握在高通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这为它们带来了巨额的技术许可收入。有数据显示，2016年诺基亚的技术许可收入达10亿美元，爱立信为12亿美元，高通公司则高达76亿美元。除了通过专利和标准垄断优势直接获利，跨国公司还凭借这种技术优势地位迫使依附企业接受含有垫付、长期结算等内容的不公平合约来获利。有学者在一项关于苹果公司的研究中将其所得的一部分价值称作“暗的价值（dark Value）”，因为它主要是通过对雇佣劳动、再生产劳动和环境破坏的少付获得的。

市场依附主要存在于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它的主要特征是，在跨国公司凭借对市场终端的垄断优势建立和主导的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发展中国家企业由于缺乏市场渠道和市场营销资本与能力而受到跨国公司的市场统治，在生产中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在增加值分配中仅占有很少的份额。

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在全球的经营是一个通过垄断市场渠道来逆向控制依赖其销售的生产者的经典案例。沃尔玛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数千家门店来铺开和控制零售渠道，并采用在全球市场进行大采购的经营方式来获得对供应商的巨大议价权。沃尔玛吸引消费者的一个优势是“每天低价”，通过低价不断吸引消费者，巩固和扩展其零售渠道，而这种低价主要是通过压榨上游供应商获得。由此沃尔玛进入良性循环，能够持续获得生产链中的大部分利润份额。据统计，2016年沃尔玛营收高达4858.73亿美元，其中有24.3％来自其在海外市场的经营，在全球零售商排行中居于首位达20 多年。目前全球零售业百强几乎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由于缺乏进入世界市场的渠道、经验和驾驭能力，不得不依赖类似沃尔玛的全球大买主并受其支配。

在现实中，技术依附和市场依附往往是并存的。一方面，在实践中生产者驱动型生产链和购买者驱动型生产链的划分难以泾渭分明；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对市场终端的控制越来越依靠技术创新，而由于技术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跨国公司必须重视营销环节以快速回笼资金。因此寻求“技术—市场”双垄断成为很多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而处于“技术—市场”依附则成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的常态。有数据表明，描述全球生产链价值分配失衡的“微笑曲线”正在不断加深。这说明主要控制着“微笑曲线”两端生产环节的跨国公司获得的相对收益更多，而处于中间生产环节、主要从事组装和粗加工的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份额进一步下降了。据统计，2000—2014年，在全球19个制造业生产链的总产值中，无形资本收入所占份额的平均值为30.4％，约为有形资本收入的2 倍，其实际总收入增长了75％，在2014年达到5.9万亿美元。而技术、品牌等无形资本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掌握的。从国家层面的数据看，2017年发达国家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平均份额为32％，发展中国家则为28％。但发达国家的数据由于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内部贸易数据的重复计算而被高估。在日本和美国这种重复计算较低的发达国家，其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份额分别为21％和13％，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34％）以及中美洲国家（29％）。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的积累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国际生产发展出的“中心—边缘”结构特征依然存在。正如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所言：“虽然核心和边缘这两个概念的地理和工业部门的含义变得日益混淆不清，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危机突出了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差别，证明它们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

“技术—市场”依附使得大部分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获得微薄的增加值，由此陷入“发展资金不足—技术和市场能力落后—继续在生产链分工中沦为依附地位—只获得少量增加值”的恶性循环之中。有些西方学者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出现了广泛的被俘现象。这里的被俘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与领导跨国公司之间的权力关系属于俘获型。“被俘”与“依附”在本质上都是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生产地位的相似描述。但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处于“技术—市场”依附结构下并不代表不发展，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获得依附式发展，即在参与全球生产链过程中获得了相对的工业化发展。而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依附式发展主要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政府能力、投资环境、本地资本的实力等多方面的实际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全球生产链分工基础之上的“技术—市场”依附结构相比过去的历史依附结构给予了发展中国家更多实现相对工业化发展的空间。因为全球生产链分工这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为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依靠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机会。而且，由于各国的生产环节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结在一起，凝聚于同一产品内，使得跨国公司利益与发展中东道国的利益也部分绑定在一起。跨国公司更有可能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分工过程中更主动地向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技术帮助、知识培训等以帮助其更高效地完成生产任务。《世界投资报告》中的一些数据验证了这种趋势。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可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增长。据统计，1990—2010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长最快的30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增长率比参与度没有增长的国家的高2.6％。而且发展中国家产业中的关键出口公司可能通过当地采购拉动本地企业，形成了额外增加值（additional Value added）。另外，还可能获得一定的就业增长、技术和知识进步以及产业升级等。

然而，依附式发展依然保留着依附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和自主性。第一，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球生产链分工具有一定的游移性，这使得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波动，是一种不稳定的发展。由于跨国公司常在国家之间转换生产，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生产链中最简单和低附加值任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搬迁成本往往比较低，因此被替代的可能性很大，订单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是常有的事。这种生产转移很可能对处于依附式发展模式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冲击。此外，全球生产链中的“牛鞭效应”会使得世界市场需求的波动振幅沿着链条得到强化，这将对处于生产链末端的分包商（sub Contra Ctors）造成更大的损害。这种分包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是最有可能被削减产量的边缘生产者。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珠三角地区的数千家代工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

第二，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所获得的增加值多寡、就业机会多少、技术和知识的转移程度、产业升级的机会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跨国公司的具体决策决定的，因此其依附式发展所获得的发展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跨国公司制约的，是一种不自主的发展。例如，在技术学习方面，有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扩散和知识转移范围与方式主要取决于其治理模式。由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整体上处于所谓俘获型价值链中，它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主要依赖于领导跨国公司谨慎的知识转移，因此往往被限制在诸如组装等狭窄而简单的生产任务环节。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方面也面临同样的限制。当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试图进行更多技术模仿甚至自主研发或者寻求拓展市场以向上攀升时，往往受到领导跨国公司的刻意压制和威胁。例如，通过制定更复杂的产品标准、加速产品更新换代或者威胁撤单等手段使发展中国家企业丧失自主创新和开拓市场的能力和主动性。在出口增值能力方面，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生产链获得的国内增加值的很大份额是由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及附属公司产生的，因此其具体捕获的价值量也受到其决策的影响。跨国公司决定了汇回的利润和利润再投资的份额。此外，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行为可能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价值捕获。全球生产链的扩展同时也扩大了跨国公司操作转移价格的空间。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国内增加值的约40％都可能会受到转移价格操纵的影响，可能面临增加值泄露的风险。无论是利润汇回还是转移价格都有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价值泄露”，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中本就微薄的增加值收入被进一步削减。

“技术—市场”依附在造就经济依附的基础上还形成了政治依附。在国际政治层面，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中心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也主导着各类国际制度的制定，而处于生产依附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则经常被动地接受这些国际制度的约束。例如，为了进一步巩固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主导地位，发达国家曾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中要求再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延长保护期限，拓宽保护范围。在国内政治层面，发展中国家中那些受益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阶层则积极推动国内政策的调整以适应“中心”的要求。比如，发展中国家对内放松市场管制、对外施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已经成为主流发展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中对于发展中国家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取消诸多对外资进入限制的要求。政治依附是维持和加强经济依附的主要力量，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依附的恶性循环。同时政治力量也是打破依附循环的主要力量，中国近年来摆脱依附式发展的努力和成就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四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

此次中美贸易冲突本质上就是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根源在于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的地位及其经济与政治利益。这从美国对华贸易制裁发端于技术遏制就可以窥见一斑。

2017年8月，美国政府以贸易“不公平”为由正式对中国发起“301 调查”，随后发布了《对华301 调查报告》。整个报告的核心主要围绕技术和知识产权。一方面，美国指责中国通过种种歧视性或非法手段获取技术和知识产权，包括利用政府力量强迫美国在华企业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在政府指导下对美国企业进行系统性投资和收购以获得顶尖技术和知识产权、通过非法入侵网络“窃取”知识产业和商业秘密等；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技术发展模式以及近年来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和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均展现了中国不一般的雄心，即不仅要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主导国内市场而且要扩大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美方细数了多份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技术发展战略文件，认为其焦点均是如何通过一些“不当”手段获取外国技术。上述种种都是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将削弱美国的技术控制和竞争优势。据此，美国率先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美国此次征税的商品领域主要包括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信息技术、航空及高铁装备等领域，这些领域恰恰都是《中国制造2025》中提及的要大力推动重点突破的领域。无论是从对华贸易调查报告的内容看，还是从美国所采取的实际贸易制裁措施及在谈判中所提出的要求看，其核心目标都是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美国一些高官甚至已经公开承认，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就是要延迟《中国制造2025》计划。在贸易战之外，美国还将矛头直接对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例如，2018年，美国以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为由，宣布在未来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提供技术性中间产品。2019年，美国又将华为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上述种种皆表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根本目标在于趁早打压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势头。美国之所以不惜挑起贸易冲突来遏制中国发展的根源需要从中国在全球分工过程中地位的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角色变化的可能性中去解释。

如前文所述，在新的全球生产链分工下，发展中国家处于“技术—市场”依附状态，只能获得依附式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带有浓重的“技术—市场”依附色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中国经济发展曾高度依赖外国技术，缺乏自主技术。1995年中国对外技术依赖度达到75.74％，2002年前一直高于50％。如果考虑到通过国内技术交易从在华外资处获取的技术，这一数据还将有所上升。其二，中国经济发展曾高度依赖世界市场。1995年中国对外贸易依赖度约38％，加入WTO 之后更是快速上升，在2006年一度攀升至约64％。在高度依赖外国技术和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中国长期以来通过承接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参与国际分工，扮演“打工仔”的角色，其收益与积累和发达国家相比只能称残羹冷炙。但在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条件下，相较改革开放前，中国获得了较好的依附式发展，实现了不俗的经济增长。

然而，依附式发展并非长久之计，也与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再适应。因为只有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得到切实提高，从全球生产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这一目标才能真正实现。这就要中国大力推进自主创新，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以摆脱“技术—市场”依附结构的束缚。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正在从过去全球分工生产的从属角色向自主角色过渡。

在科技方面，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整体科技水平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水平的显著提升，并在一些高技术产业领域实现了技术自主，部分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图3 为中美整体科技竞争力指数对比，我们可以直观看到2004—2016年中国整体科技竞争力一直稳步上升，虽然与美国之间还存在一些差距，但是这一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从具体技术和产业领域看，中国在部分生产环节实现了自主技术替代，在一些高技术产业领域占据了全球市场的重要份额，甚至成为全球领跑者。例如，在通信领域，中国在全球5G 标准必要专利申请中占据28％的份额，居于全球首位；韩国和美国紧随其后，分别占比24％和22％。在相关企业排名中，中国华为公司以拥有1694 项标准必要专利，排名第一，超出美国高通公司362 项。这意味着中国在5G 国际标准的制定中拥有了话语权。同时，华为还在全球智能手机领域成为与苹果和三星并驾齐驱的生产链领导企业。有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华为以18.6％的市场份额超过苹果公司，居世界第二。不仅如此，近年来华为手机已经开始用自主研发的麒麟芯片逐步代替美国芯片巨头高通的芯片。对西方技术垄断的突破同样出现在面板行业，中国京东方（BOE）已经建成了全球第二条量产的新一代柔性屏幕生产线，打破了三星长期以来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目前华为手机全球生产链中的显示屏也主要由京东方提供，中国的科技企业正有联盟趋势，这为中国日后摆脱在全球生产链中被技术锁定的状态奠定了基础。

中国取得的上述科技成就主要来自其对研发和人才规模的重视。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从2000年的895.66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17606.13亿元。研发强度也从2000年的0.89％增至2016年的2.11％，这已经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的研发强度。如2016年美国、英国、德国的研发强度分别为2.74％、1.69％和2.93％。同时，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规模也进一步扩大。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由2000年的92.21万人年增长至2017年的403.36万人年。

除了科技进步，中国在市场控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据此开始在世界市场发挥重要影响力。中国进口总额从2005年的6487.12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25473.12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从约5.1％升至约10.4％，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美国2018年进口总额约占世界的12.8％）。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长对中国消费市场的依赖程度较过去有了大幅上升。相反，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度却整体上呈相对下降趋势。2010年，中国出口增加值占GDP 的比率为18.2％，此后几乎逐年下降，2018年为14.3％。这为中国企业掌握市场销售终端奠定了重要基础。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中国零售企业开始跻身全球前列。据《2018全球零售力量报告》统计，2016年共有京东、苏宁等14 家中国零售企业进入世界前250 强，且以唯品会和京东为代表的中国电商在2011—2016年增长率排名中位居第一和第三。中国企业在世界零售市场的控制力正逐步上升，正在摆脱过去过度依赖海外市场的依附状态。

技术和市场自主控制使得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依附地位得到改善，议价能力有所提升，正从依附式发展向自主式发展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出口增值能力的提升。有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总出口、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中每1000 美元出口增加值较2010年分别提高了93 美元、101 美元和55 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的收益增长。而且，从不同贸易类型的出口增加值增长潜力看，货物贸易出口要高于服务贸易出口，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此外，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 position index）也呈现上升趋势。据统计，自2006年以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开始上升，从－0.11 逐年上升至2011年的－0.08。而且这种上移并非依赖自然资源类的出口，而是有赖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上移。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在2014年创造新高，达到0.0114。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在全球分工生产中地位的上升是技术自主能力的加强带动的。

更能直观反映中国在国际生产和世界市场中地位改善的实例是中国在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中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并未过多妥协，也并未遭受重大经济冲击。这说明中国经济的依附性已经大为减弱。一方面，美国的加征关税政策并没有严重冲击中国在世界生产中的地位。从美国对华征税的两批商品的出口表现来看，第一批500亿美元清单商品及相关商品在2019年1—7月的出口总额为2660亿美元，同期上升4.3％。其中，约40％的商品实现了出口转移，即对美出口下降但是出口总额上升，约24％的商品不仅实现了出口总额上升而且对美出口额也出现增长。还有约5％的商品虽然总出口额下降但是对美出口却逆向上升。第二批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及其相关商品在2019年1—7月的出口总额为5353亿美元，同比上涨0.01％。其中，约32％的商品出现出口转移，约24％的商品实现出口总额和对美出口额同步上涨。由于第一批商品征税时间早于第二批，因此中国寻求出口替代的进程也更顺利。从目前掌握的数据看，美国征税政策几乎没有对中国的出口造成致命打击，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的份额一定程度上被对欧盟、韩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上升消解了。另一方面，在贸易冲突的影响下外资并未大规模撤出中国。中国广阔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使得其对跨国公司具有一定的反制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生产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游移性。目前，虽然出现了部分跨国公司将工厂迁至越南等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现象，但是这种转移受到一定限制。因为东南亚的工人素质、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建设等各方面都远不如中国。即使是技术要求较低的服装业，也难以做到高效便利的采购原料和运输，成品质量也较为粗糙，遑论技术要求较高的其他制造业。由于产业链的完备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稳定的政治和充足的人才与资金，在短期内是难以替代的。因此，即使在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下，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生产外移，并未对中国的代工企业造成重大冲击。

中国摆脱“技术—市场”依附式发展与美国维护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是一个充满冲突的过程。中美贸易冲突正是这种冲突的集中表现，也是这种冲突的必然结果。中国近年来对西方技术垄断的部分突破、在世界市场中驾驭能力的提高以及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地位的改善表明其正在突破“技术—市场”依附式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突破与转型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基本物质基础，是中国必然经历的选择。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跨国公司认为这一过程“威胁”到其链主地位和既得利益，引发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焦虑与担忧。因为尽管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让美国担忧的不仅是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更是支撑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和模式，因为这是使中国取得让西方世界意想不到的发展速度和成果的制度性原因。因此，美国作为既有的国际分工的最大受益者，必然要将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遏制住以维护其原有的优势地位，继续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维护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综上所述，中国近年来在技术领域的突破以及国际生产中地位的上升趋势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主要原因。这背后是对其经济主宰和政治霸权地位可能丧失的焦虑。

五结论

如同国内生产分工一样，国际分工过程中形成的国际生产关系既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的基础，也是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认识当下中美贸易冲突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依附论学者所描述的依附地位，其依附的具体形态取决于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扩张特征以及各国国情，即使发展也呈现出一定的依附式发展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和非股权经营安排，西方跨国公司凭借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并控制着全球生产链。在新的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关键技术和对世界市场的控制能力依然处于依附地位，在这种“技术—市场”新型依附形态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获得了全球分工产生的绝大多数附加值，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获得少量的附加值。极度失衡的价值分配使得参与这一分工的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发展，即使发展，由于技术与市场受控于发达国家也只能是依附式发展。

中国曾经是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实现依附式发展的典型，并且由于中国自身的特点以及制度优势成为这种依附式发展的“翘楚”，但这种依附式发展缺乏稳定性和自主性，难以高质量、可持续地发展。中国必须逐渐从依附式发展转向自主式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就是从全球生产链分工中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这种跨越首先需要突破当前的“技术—市场”依附结构的束缚。中国近年来通过自身努力在技术上打破了西方部分技术垄断，在世界市场上提升了话语能力，改善了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从属地位。这种发展势头触动了过去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美国的神经。作为当前国际分工结构的维护者，美国必然要抑制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以维护其政治霸权的物质基础。两国相左的利益诉求势必发生冲突，这是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所在，也是科技战成为贸易战焦点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中美贸易冲突的本质是中美高技术产业之争，是事关中国发展权之争。

美国对中国正当发展权的打压体现出美国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心态。中国的发展已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也给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带来了丰厚利润；并且中国一直且反复向世界表明和平发展的方针和永不称霸的原则，积极倡导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写进中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承诺。可以说，中国已经向世界承诺了不会积极寻求替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霸权国，中美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利益纠纷。但是美国一些政客视中国的发展为“威胁”，以压制中国的正当发展权为贸易冲突解决的方向与目标，这体现出其霸权主义的心态。为此，中国必须做好迎接美国对中国发展长期打压的思想准备。过去中国依靠自己的制度从依附式发展向自主式发展过渡，将来中国仍然要依靠自己独特的制度做好新形势下的改革开放，切实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水平，在世界舞台上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唯有此才能够突破美国的打压，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成功地实现从依附式发展向自主式发展彻底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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