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张丽娟、赵佳颖：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与 影响因素的测度研究 ———基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视角

赵佳颖( 通讯作者):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 究生，山东科技大学财经系讲师

引言

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s，以下简称GVCs)中的分工与贸易格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典型代表。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不断增长，中美之间的价值链关联度与经贸依存度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在“逆全球化”和贸易政治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问题受到特别关注。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将贸易不平衡视为美国经济的焦点问题，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中国不公平贸易所致，以逆差水平判定双边贸易的利益得失，甚至认为贸易逆差是美国制造业外包和失业加剧的诱因;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产业沿GVCs升级的逐步推进，美国对单位贸易利益表现出更大的关注，通过启动“301调查”，以中国强制技术转让严重损害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为由，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价值链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中美贸易利益既具有双边意义，也具有全球意义。在双边贸易不平衡持续扩大的背后，是一系列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重大问题，比如，在影响贸易利益分配的诸多因素中，哪些因素深刻影响并主导着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动?中国单位贸易利益获利能力是否显著提升乃至对美国产生了实质性“威胁”?中国是否仍面临“低端锁定”与“贫困化增长”的危险?为此，本文尝试利用增加值统计与要素收入分解方法，对基于GVCs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分析，解读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关系，深入研究其内在因素的影响，为正确认识与理解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

在传统贸易利益分配研究中，贸易差额通常用来衡量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整体获利情况，顺差越大意味着整体贸易获利越多;贸易条件则用以测度单位贸易利益分配，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该国福利水平的提高。如果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即便一国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也通常被认为面临“贫困化增长”的危险。

GVCs的发展使最终品的国别属性愈发模糊，总值贸易统计体系存在的“重复计算”问题愈发严重。Johnson和Noguera(2012)、Timmer等(2013)与Wang等(2013)利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不断优化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GVCs下的贸易利益分配由此受到重视。一方面，学者们开始使用诸如出口增加值、增加值贸易平衡等指标代替总值贸易差额测度整体贸易利益在中美两国间的分配情况。如张咏华(2013)认为，运用增加值贸易核算的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和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大幅减小。王岚和盛斌(2014)、葛明等(2015)、郑丹青和于津平(2016)同样也认为传统贸易统计高估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且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在不同行业中存在明显差异，上述研究为厘清GVCs中的中美整体贸易利益分配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尝试利用出口增加值率等指标度量单位贸易利益在国家间的分配。Banga(2013)提出了参与GVCs的净贸易利益指标，即一国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之比，该比值越大则获利越多。Caraballo和Jiang(2016)指出，由于GVCs中市场势力不均衡的普遍存在，多数国家出现了出口增加值率下降的“增加值侵蚀”现象。事实上，出口增加值率是一国贸易利益变动的自我纵向比较，并不能真正体现贸易利益在国家间的相对分配情况。在GVCs贸易的研究中，以贸易条件效应分析单位贸易利益分配仍备受关注。Baldwin和Ｒobert－Nicoud(2014)指出，工序贸易通过影响贸易条件对贸易国产生不同的福利影响，在商品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序贸易的出现如果使一国贸易条件恶化那么则会使其福利损失，如果贸易条件不被影响则会带来帕累托改进。Costinot和Ｒodriguez－Clare(2014)指出，在引入多行业可贸易中间品和跨国生产等体现GVCs特征的量化贸易模型中，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变动同时反映了影响一国福利水平的集约边际和广度边际的变化。但是，统计上充分考虑GVCs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研究还较为少见。如谭祖谊(2014)利用进出口商品结构调整进出口价格指数测算中美贸易条件，认为以产业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贸易转换战略付出了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代价。李萍和赵曙东(2015)提出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即价格贸易条件与垂直分工度的乘积，经测算发现2002—2012年中国绝大多数行业GVCs分工贸易条件不断改善，并认为GVCs分工地位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对GVCs分工贸易条件的改善具有正向影响。上述GVCs分工贸易条件仍是基于对价格贸易条件的测算，无法避免贸易条件作为衡量单位贸易利益分配指标的固有缺陷:第一，贸易条件具有基期效应，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测算是以基期年份为基准，因此，不同基期年份的选择将得到不同的贸易利益分配结论;第二，统计中的贸易条件，实质上只反映短期市场波动决定的价格动态，而不能反映出理论中阐述的由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结构所决定的贸易利益的变化(张幼文，2013)。关于GVCs中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研究，从价值链分工角度，Gereffi等(2005)认为企业获得租金的多少，与其所处价值链环节的进入壁垒和地位等有关;张纪(2006)研究得出分工环节的市场结构对产品内国际分工收益分配起决定作用;黎峰(2015)指出一国的行业贸易收益由该部门在GVCs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决定。从生产要素视角，张二震和方勇(2005)认为要素分工环境中，参与国际分工的要素数量和质量决定贸易利益的分配;周琢(2014)强调贸易收益实质上是一国参与涉外生产活动中本国生产要素收益的相对大小，取决于本国生产要素的国际相对稀缺性。针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刘建江和杨细珍(2011)研究发现，比较优势与垄断优势的差异引致了贸易利益在中美间的分配不平衡。迄今为止，分析贸易利益分配诸多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并将其纳入贸易利益分配实证测度的研究仍较为少见。

综上所述，本文尝试提出相对出口增加值率指标，分析中美两国在GVCs中的单位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与其影响因素。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第一，构建相对出口增加值率指标，克服传统指标在量化GVCs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时的缺陷，更加科学地测度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第二，在理论分解的基础上，利用出口增加值统计与要素收入分解技术测度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及其影响因素，阐释贸易条件、技术差异与要素禀赋变动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刻影响。研究证实了中国对美国出口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工序”商品，美国对中国出口资本密集型“工序”商品，中美贸易并不存在“里昂惕夫悖论”。中美相对要素实际收入的下降抵消了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在单位贸易利益分配中，中国始终处于相对劣势，并非如美国以贸易差额所强调的中国获益而美国受损。中国初始比较优势的强化是中国相对贸易利益持续降低的重要原因，中国获利能力的改善因生产技术对要素禀赋变化的滞后调整而显得微弱且缓慢。

二、相对出口增加值率与其影响因素分解

本文充分考虑GVCs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以增加值统计为基础，首先，构建相对出口增加值率指标，以改进贸易条件与出口增加值率两个指标在度量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时存在的缺陷;其次，以分工模式决定贸易分配格局的思路，梳理贸易利益分配各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最后，对相对出口增加值率进行影响因素的理论分解，以探究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变动的内在动因。

(一)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界定与理论含义

以贸易增加值统计为基础，将相对出口增加值率(ＲelativeExportValueAddedＲates，简称Ｒ_DVAs)定义为双边贸易国出口增加值率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相对出口增加值率指标克服了使用单一国家出口增加值率来衡量贸易利益分配的自我纵向比较缺陷，呈现出贸易利益在两国间分配的相对性，同时也排除了出口价格中不属于本国要素收入的部分，充分体现了GVCs分工对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利于提高测度结果的精确度。

(二)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分解

1.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分解的理论基础

从贸易利益分配理论看，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取决于贸易分工模式，形成于贸易利益的实现过程。李嘉图模型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分别从技术差异与要素禀赋视角来解释比较优势的来源。Trefler(1993，1995)对赫克歇尔－俄林－瓦尼克定理的实证研究表明，同时考虑各国的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能够更有效地解释贸易结构。Baldwin和Ｒobert－Nicoud(2014)将工序贸易与商品贸易同时纳入整合分析框架，认为工序贸易涉及某种技术转移，技术转移与传统比较优势相互作用，成为最终品比较优势的来源，因此，最终品的贸易模式是由技术与要素禀赋差异共同主导形成的。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垂直型分工模式不同，Grossman和Ｒossi－hansberg(2012)对具有相似要素禀赋和技术能力的国家间的工序贸易进行了研究，认为基于GVCs的水平型分工模式是由两国的规模差异和外部规模经济决定的。两国会将某工序集中布局于一国特定地点以获取当地溢出效应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从而克服外包引致的协调成本。具体专业化模式则取决于两国规模差异，最终品总产出与工资更高的国家将从事外包成本与难度更高的工序。Autor等(2003)、Spitz－Oener(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程序化工序多转移到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低收入国家，美国与德国则主要从事非程序化工序，可见，中美分工模式即属于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垂直型分工;美德之间的分工则体现为基于规模差异形成的水平型分工，因为美国的规模大于德国，美国专业化于外包成本与难度更高的非程序化且互动、分析型工序，德国则专业化于非程序且手工型工序。分工模式进而影响双边贸易国在GVCs中的相对分工地位。垂直型分工模式下，两国在GVCs中的相对位置差异明显，进行不同“工序间”的分工与贸易。不同工序环节的要素密集度和要素价格均存在较大差异，将引致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水平型分工模式下，两国在GVCs中的相对位置较为接近，进行相同或相似“工序内”的分工与贸易。同类工序的要素需求和要素价格差异较小，则形成相对平衡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从增加值统计角度看，总值统计口径的出口额扣除国外增加值与重复计算的部分，得出的出口增加值是GVCs中贸易利益的真实体现。出口增加值实质是出口中本国各种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即各种要素需求量与要素价格乘积之和。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则是两国出口中涉及的各类要素相对需求与相对价格综合作用的结果。通常，两国相对要素需求差异可用以表示技术差异，两国相对要素价格差异则用以表示要素禀赋。综合考虑贸易利益分配理论与贸易增加值统计可以发现，贸易利益在国家间的分配，即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实际是两国在GVCs中的分工模式与相对分工地位的最终体现。在测度结果上，无论何种分工模式，相对要素需求代表的技术水平和相对要素价格代表的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将从根本上影响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动。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将加强以原有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垂直型“工序间”贸易，引致贸易利益分配差距的扩大;相反，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的缩小有利于形成从“工序间”向“工序内”水平型贸易升级的内在动力，要素需求与要素价格的相对均等化会推动双边贸易利益分配趋于平衡。

2.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理论分解:对贸易条件的改进

其中，norm_fp和fd分别为出口增加值中包含的本国某类生产要素的名义要素价格与要素需求，E表示出口额，P为出口商品价格指数，real_fp为某类生产要素的实际要素价格，unit_fd表示单位出口价值要素需求，TOT为价格贸易条件，unit_real_fi表示单位出口价值的实际要素收入，上标s表示出口国，r表示进口国。式(2)将两国出口增加值分别写为各类生产要素名义价格norm_fp与要素需求fd乘积之加总，并引入两国的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由两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Ps/Pr得到价格贸易条件TOTsr;分别将两国出口商品中包含的名义要素价格norm_fp除以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得到实际要素价格real_fp;将两国要素需求fd除以出口额E得到单位出口价值要素需求unit_fd;继而，分别将两国各类要素实际价格与单位价值要素需求的乘积进行加总得到单位价值的实际要素收入unit_real_fi;最终可知，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等于价格贸易条件TOTsr与两国单位价值的相对实际要素收入unit_real_fisr之积。

一方面，由公式(2)可知，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实质上是对价格贸易条件的改进:第一，理论表达上，Ｒ_DVAssr是价格贸易条件与相对单位出口价值实际要素收入的乘积，表现为双边贸易国相对实际要素收入对价格贸易条件的调节，由此克服了价格贸易条件只反映短期市场波动决定的价格动态，而不能反映贸易结构所决定的实际贸易利益变化的缺陷①;第二，实证测度上，虽然Ｒ_DVAssr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与两国相对实际要素收入的乘积，但可直接以出口增加值为基础测算其时间序列，避免了贸易条件固有的基期效应缺陷。另一方面，根据公式(2)可以得到双边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因素，包括:价格贸易条件、两国相对实际要素价格以及相对单位价值国内要素需求②。由此可见，贸易利益在双边贸易国家间的分配不仅受到进出口商品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还会受到两国实际要素价格和要素需求相对变动的影响。相对实际要素价格体现了两国的要素禀赋差异，相对单位价值国内要素需求则体现了两国的技术差异，二者是影响国家间贸易利益分配的最根本因素。

三、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影响因素的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了分析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真实变动格局，需要在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理论分解的基础上，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测算。首先，基于对价值链后向产业关联的充分考虑，按照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某产业的国内增加值或要素收入不仅来源于本产业，也来自于国内各上游投入产业，因此，不能仅使用本产业内的要素价格与需求对相对出口增加值率进行分解;其次，考虑到不同劳动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显著异质性，仅将生产要素做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划分不能呈现贸易利益分配中生产要素价格与需求相对变动所发挥的真实作用。本文综合增加值产业来源与劳动力异质性两方面考虑，借鉴Timmer等(2013)对最终品要素收入分解的方法，在Wang等(2013)对双边出口额分解的基础上，提出测算双边出口增加值中资本与各类劳动实际价格、单位价值要素需求和价格贸易条件的方法，从而实现对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分解与测算。测算中，中美贸易国内增加值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构建和测算的UIBEGVCsIndex，生产要素相关数据来自WIOD数据库中社会经济账户(SEA)。按照SEA的分类，生产要素分为高技能劳动、中技能劳动、低技能劳动与资本，其中，劳动按照受教育程度划分，资本为广义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与无形资本等。在2013年发布数据后，WIOD数据库先后于2016、2018年对WIOT和SEA进行了数据更新，并进行了国家与行业划分的调整。由于SEA最新数据并未包括不同类型劳动的细分数据，本文仍然选择使用WIOD2013年的数据。因此，相对出口增加值率测算的时序区间为1995—2011年，其影响因素的时序区间为1995—2009年。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测算时利用SEA中各行业增加值价格水平VA_P，以1995年为基期，对公式中涉及的出口增加值和要素收入进行平减，从而得到各类要素实际收入与实际要素价格。在对中国要素收入、价格的测算中，使用WIOD数据库中的历年汇率，将以人民币计价的要素收入转化为以美元计价的收入。

(一)相对要素收入测算设定直接增加值要素收入系数向量为FI，在G个国家N个产业的国际投入产出模

四、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与影响因素的实证测度分析———以电子与光学产业为例

GVCs中的双边贸易利益分配具有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全产业贸易利益分配的实证分析不足以反映各产业的特点。综观中美各产业进出口贸易情况，根据WIOD数据库和UIBEGVCsIndex中依据WIOD测算的增加值数据，1995—2011年无论是从贸易总值还是增加值角度，电子与光学产业一直占据中美双边贸易额首位。不仅如此，该产业在总值贸易统计下，自1997年以来始终位于中美贸易顺差的首位，在增加值统计下，该产业自1998年以来亦一直位于中美增加值顺差的首位。从垂直专业化程度来看，根据UIBEGVCsIndex中依据WIOD测算的GVCs参与度指标，美国电子与光学产业主要以产业前向联系参与GVCs，1995—2011年该产业前向GVCs参与度始终处于美国全行业的前两位;中国电子与光学产业主要以产业后向联系参与GVCs，其后向联系GVCs参与度同样一直处于中国全行业前两位。WIOD使用的ISICrev.3产业统计口径较为宽泛，根据ISICrev.3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GB/T4754－2017)的对照，电子与光学产业大体对应于我国行业分类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三大重要产业。综合考量产业在贸易中的重要性与垂直专业化程度，本文选择电子与光学产业作为分析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典型产业代表。

(一)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变动趋势及其与价格贸易条件的比较

1.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变动趋势1995—2011年间，中美电子与光学产业的Ｒ_DVAs(即中国出口增加值率与美国出口增加值率之比)一直处于低于“1”的状态，表明美国在贸易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中国则长期处于相对劣势。总体来看，中美Ｒ_DVAs的变动大致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5—1998年，中美两国出口增加值率都处于上升通道，中国的上升幅度略快于美国，中美Ｒ_DVAs小幅上涨，中国在贸易利益分配中的地位稍有改善。

第二阶段:1999—2005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GVCs分工不断深化，随着出口生产对进口中间品依赖程度的持续提高，中国出口增加值率大幅下降;美国出口增加值率先扬后抑，引致中美Ｒ_DVAs越发偏离“1”这一平衡状态，至2005年触及历史最低水平(0.618)，中国的相对贸易利益持续下降。

第三阶段:2006—2009年，由于中美基于GVCs分工的贸易效率不断释放，中国出口增加值率不断上升，美国出口增加值率亦稳中有升。到2009年，中美Ｒ_DVAs达到中国入世后的历史新高(0.828)，中国的贸易利益分配地位得到显著改善。

第四阶段:2010—2011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增加值率小幅下降，美国则保持相对平稳，中美Ｒ_DVAs先降后稳，保持在0.8左右的水平，中国的获利程度比金融危机前又略有降低。参见图1。

2.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与价格贸易条件的比较

对中美电子与光学产业Ｒ_DVAs进行分解，可进一步考察其与中美价格贸易条件(TOT)和中美相对单位出口价值实际要素收入Ｒ_urfi之间的关系。由图2可见，以1995年为基期，中美价格贸易条件呈现持续快速上扬趋势，至2008年达到历年峰值(2.89)，表明以传统价格贸易条件衡量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时，中国处于明显优势地位，获利程度远超美国。实际上，这与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中间品，而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最终品的贸易模式相符。WIOD2011年的数据显示，美国电子与光学产业对中国的出口中包括最终品105.84亿美元，中间品244.75亿美元;而中国向美国出口最终品1041.56亿美元，中间品727.69亿美元。由于中国对美出口最终品的价格一定高于从美国进口的中间品价格，从而引致中美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改善。如果考察包含在单位出口增加值中的实际要素收入，则会发现，1995—2009年，中美电子与光学产业的相对单位实际要素收入一直大幅下降，在贸易条件达到峰值的2008年反而降至历史最低点(0.282)。中美相对要素实际收入的下降抵消了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中国并非如价格贸易条件所反映的获得了更多的贸易利益，而是长期处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的相对劣势。

(二)技术差异与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主导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变化趋势

除价格贸易条件外，相对实际要素价格和相对单位价值国内要素需求是影响贸易利益分配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二者从根本上体现了两国要素禀赋，即高、中、低技能劳动相对资本的实际价格(wlh/r、wlm/r、wll/r)与技术差异，即高、中、低技能劳动资本比(lh/k、lm/k、ll/k)共同形成的比较优势。

第一，中美电子与光学产业的国内生产技术存在显著差异，但技术差距扩大的幅度逐渐缩小。如图3(a)、图3(c)所示，中国各类劳动资本比均高于美国，电子与光学产业单位出口增加值的创造中，中国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而美国则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中国单位资本所需劳动以中低技能劳动为主，美国则以中高技能劳动为主，由此反映出中国使用的是典型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技术，从事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工序”产品的生产与出口，美国则出口资本密集型“工序”产品。WIOD统计中的资本为广义资本，不仅包括物质资本如机器、设备等，还包括大量的无形资本如专利、品牌等。2017年知识产权报告《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WIPO，2017)数据显示，2014年电子与光学产业全球产值中，无形资本收入份额高达31.3%，是有形资本收入的近2倍。毋庸置疑，美国是无形资本拥有大国，无形资本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美相对要素密集度的变动趋势来看，如图4所示，1995—2009年，三类中美相对劳动资本比均呈现出波动中上升趋势，说明相对美国而言，中国技术的劳动密集特征不断加强，中美两国电子与光学产业的技术差异不断扩大。中美相对低技能劳动资本比(中美Ｒ_ll/k)大幅提高，从1995年的“99”增至2009年的“177”，表明随着GVCs分工的深化，美国技术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而中国技术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度则不断强化。值得注意的是，中美相对低技能劳动资本比(中美Ｒ_ll/k)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后，自2004年起增速明显放缓;而2005年起，中美相对高技能劳动资本比(中美Ｒ_lh/k)小幅上升的同时相对中技能劳动资本比(中美Ｒ_lm/k)则小幅下降，说明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出口增加值创造中高技能劳动的作用不断增强。三类劳动相对需求的结构性变动说明中美技术差异扩大的幅度在逐渐缩小。‘

第二，中美电子与光学产业的相对要素价格表明中美要素禀赋差异明显，但中国要素禀赋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如图3(b)、图3(d)所示，中国各类劳动实际工资与资本价格之比均远低于美国，解释了中国是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而美国是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从中美相对实际工资变动趋势来看，如图5所示，1995—2006年两国相对实际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其中，中美高技能劳动相对实际工资的比率(中美Ｒ_wlh/r)从1995年的0.025下降到2006年的最低值0.007，中美低技能劳动相对实际工资的比率(中美Ｒ_wll/r)也降低到0.015。由此说明，随着GVCs分工的深化，中国劳动相对丰裕而美国资本相对丰裕的要素禀赋特征不断强化。然而，自2006年起，中美各类劳动相对实际工资比率均开始呈现上升趋势。这意味着，相对美国而言，中国的资本丰裕程度开始提升，中国的要素禀赋相对美国开始呈现逐步优化的态势。

综上所述，对于资本密集型的电子与光学产业，中国对美国的巨额顺差似乎说明了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失效。然而，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影响因素的分解揭示了总值贸易统计造成的“里昂惕夫悖论”假象实际上并不存在。基于技术与要素禀赋共同决定的比较优势，中国对美国出口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工序”商品，美国对中国出口资本密集型“工序”商品，从而最终决定了两国贸易利益分配的总体格局。1998—2005年，随着中美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下降，中美原有比较优势的强化引致了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差距扩大，中国获利程度降低，进入了所谓“贫困化增长”的“比较优势陷阱”;2006—2009年，随着中美技术差距扩大幅度和要素禀赋差异的减小，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上升，中美贸易利益分配趋向平衡，中国获利情况得到改善，开始了摆脱“比较优势陷阱”。本文实际上对Samuelson(2004)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李嘉图－穆勒模型，Samuelson分析了中国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如何影响中美产业间贸易，进而改变中美两国的福利水平。Samuelson(2004)认为，中国在原有比较优势商品上的技术进步会提高两国的人均实际收入，但却可能造成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

本文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中美GVCs贸易利益分配中依然成立。Samuelson(2004)的另一结论是，如果中国在美国比较优势商品上发生了外生技术进步，并使两国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将给美国造成长期的人均实际收入损失。本文证实比较优势差异的轻微减弱确实带来了美国相对贸易利益的些许下降。源于数据限制，无法测度2009年后中美比较优势的动态，但从2010年起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再次下降可知，中国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优化出现停滞，未达到消除初始比较优势的程度。中国生产技术要素密集度调整滞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其中既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在“俘获型”价值链治理模式下，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所谓“低端锁定”效应。Samuelson(2004)指出其结论并不意味着国家是否应该引入保护主义措施，自由贸易实际上可能是每个国家最好的选择。笔者认为，若不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引致的中美价值链脱钩，即使中美技术和要素赋差距的缩小也不会引致中美贸易归零。中国加速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将成为推动中美由“工序间”贸易向“工序内”贸易转型的强大动力，在为两国带来更大规模绝对利益的同时呈现出更加平衡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三)中美实际工资差距扩大是引致中国相对贸易利益降低的直接原因

本文考察中美电子与光学产业中各类要素的实际价格水平和单位价值需求数量发现，2000—2008年美国高技能劳动的实际工资大幅攀升，从1995年的27.89美元/小时增加至2008年的150.17美元/小时，增长率为382%，参见图6。但同期美国高技能劳动的单位价值需求和相对需求却只呈现出小幅下降，分别为33%和27%，与其他类型劳动相比下降幅度最小。需求价格弹性的缺乏显示出美国高技能劳动的不可替代性较高。不仅如此，美国电子与光学产业甚至出现了明显的资本对中技能劳动的替代，如图3(3c)所示，单位出口增加值的创造中，美国中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大幅下降，呈现出显著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相比较而言，中国电子与光学产业对美出口增加值创造主要来源于低技能劳动，其实际工资水平仅呈现出小幅增长。如图6所示，中国低技能劳动实际工资从1995年的3.69美元/小时增长至2009年的6.18美元/小时，与美国高技能劳动的实际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2008年为例，美国高技能劳动的实际工资高达中国低技能劳动工资的26倍。与此同时，如图7显示，虽然中国资本实际价格高于美国，且两国资本收益差距亦不断扩大，但远不及中美工资差距扩大的幅度。中美工资差距扩大直接引致了中国在中美电子与光学产业贸易利益分配中的相对劣势地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电子与光学产业为例，利用UIBEGVCsIndex和WIOD的相关数据，运用要素收入分解技术，在双边出口额分解的基础上，对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进行测度与分解，研究结果表明:第一，1995—2011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一直低于“1”，中美相对要素实际收入的逐年下降抵消了中美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中国长期处于双边贸易分配中的相对劣势。第二，技术与要素禀赋共同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1998—2005年，随着中美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下降，中美初始比较优势的强化引致了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差距的扩大;2006—2009年，随着中美技术差距扩大幅度和要素禀赋差异的减小，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上升，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则趋于平衡。第三，在高技能劳动的利用上中国具备潜在比较优势，由于生产技术对要素禀赋变化的反应相对滞后，造成中国电子与光学产业对美出口过分依赖低技能劳动，削弱了中国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中的获利能力。第四，美国高技能劳动与中国低技能劳动实际工资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引致中国在贸易利益分配中相对贸易利益下降的直接原因。

对中国而言，提升GVCs中的贸易利益分配地位应致力于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和优化要素禀赋结构。中国具备向高端价值链环节升级的潜在比较优势，中国生产技术对高技能劳动的充分利用，将有利于改善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因此，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构建培育和利用高级要素、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保障与政策环境，包括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与政策体系，加强高等教育中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等;完善教育体制，减少政府权力对高级要素获取的干预，提升企业间公平竞争机制，为高级要素的培育与获取创造更加公平的机会。这些政策都将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促进我国本土高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并提升其获利能力，从而实现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