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基因尹烨 | 基因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华大基因尹烨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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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联合出品的《管理视野》杂志。
上周我们推送了华大基因CEO尹烨的专访“基因科技如何造福人类”,分享了华大基因开始的故事,以及如何始终坚持公司价值观不变。今天我们继续送出《管理视野》与尹烨更多的精彩对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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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教授、管理视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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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烨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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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与喧哗

陈晓萍:在过去十多年经营公司的过程中,你一定遇到人际感情与商业理性发生冲突的事件,能否具体描述一两起典型事件?回过头看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感情和商业理性之间的冲突?

尹烨:2003年非典那时候, 我们拼了命做出了试剂盒。我们去拿病毒样品、拿细胞做诊断试剂,用了72个小时做出来了,而一般公司要做好几年才可能。

做出来之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应该卖多少钱。做的时候不在乎它会不会挣钱,而拿到试剂盒文号可以卖的时候,大家情绪还是高涨的,因为价格从100、1000、1万都有在喊的,因为你拿到证了,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可是在那一刻老汪突然拍桌子说:“这是国难财,谁也不准卖,我们捐给国家!”当时大家都愣了一下,那句话使每个人心灵上受到的冲击太大了。当时一卖就是几个亿啊,而那时候华大一年总收入也就是2000多万。所以当时我们觉得时间变得非常慢,脑子里都在转,他怎么会这样想问题?到后来才弄明白,我们当时面临的最大冲突是:是要几个亿好,还是要一辈子荣耀好?那个点我们到最后才明白,他这个决策是对的,而我们没有跟错人。

陈晓萍:我听说华大基因上市以后,面临了一系列的公关危机事件,比如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出现漏检,被质疑套骗国有财产,最近又在微信上看到裁员等等。你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危机?

尹烨:对,这个问题其实不算敏感话题了。让我们从几个有意思的说法说起。首先如果你不是明星公司,大家就不会来造你的“话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触碰到最根本的东西。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可能是技术上的,也可能是认知上的,我也来还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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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华大无创检测出现漏检,实际上出现漏检了吗?并没有。但是为什么会写成这样呢?是因为不认知。我们提供的检测范围,打个比方,比如在空中往中国扔一块石头,我们可以检测出这块石头是落到了中国的哪个省。在这个案例中,我们检测的结果,是落在湖南省,结果是正确的。但检测者要求说出这块石头是落在长沙市,还是湘潭市,这个就是强人所难了,因为他付出的价格和对应提供的服务精度并不匹配,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从伦理上或者人之常情看这个事情,就是长沙这个孕妇,曾被两次告知要去做产前诊断,她自己不做,告医院告了一年半,但医院是公立系统,告不倒,所以干脆就找一批人直接用自媒体黑一把,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没有完美的技术,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关键看它是不是相比于过去进步了。故新兴技术一定需要有一个头部的企业先被“误解”一次,然后理越辩越明,渐渐对全行业就都产生免疫了,基因检测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不是万能的但确实也是很有用的。这就是头部的企业必须撕的口子,我们必须挨这一炮,这样才会让我们更强大。

当然反思一下,我们的危机公关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应急机制,是不是应该有更加到位的配合,也是需要的。所以我既承认这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一定会有公司挨这一炮,但反过来讲挨完了这一炮,大家产生一种合理的鲁棒性(系统的健康性),反而使它变得更强。所以现在很多人看华大挨这么多质疑依然没有什么事,就说明这个公司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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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行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经过的一个认知过程。1978年爱德华成功地使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在英国伦敦,当时也有人骂他是恶魔,我们人以前是这么生孩子的吗?到2010年400万试管婴儿因为这个技术诞生了,他就得了诺贝尔奖。在历史面前每个人都是傻子,再过50年看今天聊的可能都是傻子,你们怎么会用这样的技术呢?每一个人的思维、思考的框架,大部分人都是局限在他有生之年,不太可能具备长线思维。所以就不跟他们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去争论了。

陈晓萍:反过来,虽然某种程度是被动的做法,但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华大更有免疫力了。其实,华大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包括你自己的《天方烨谈》节目,还有你很多的讲座,都属于用积极的方法来改进大家的认知。

尹烨:是啊,就是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公益该做还是做,我的《天方烨谈》一期也没有落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热点挤过来,我只一路造福跨过去,偶尔有些噪音也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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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响资本市场的上市钟
陈晓萍:为一家上市公司,你们如何对股东负责去平衡盈利和慈善之间的关系?
尹烨:老汪经常说一句话:股东就是员工。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大家都是员工。我们对投资人也都说,其实你们都是员工待遇,希望他们和我们在文化上能够达成一致。上市本身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造富吗?是为了谋求更多人的认可吗?这就是大家都在想的事情。只有故事才会在人群当中广泛传播。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华大敲响的既是资本市场的上市钟,也是对疾病的丧钟。我们掌握了可以防控遗传病的敲门砖,在以前我们成本不可及,现在有基因检测,人人可及的基因检测,我就能防得住那些原来治不好或者治不起的遗传病。这应该作为故事传承下去。大家觉得上市就是减持套现,所以当天老汪就宣布五年不减持,我们就宣布一年捐助一个罕见病。目前全球罕见病大约有8000种,约80%是由基因缺陷导致的遗传病,据WHO估计单基因遗传病的综合发病率为1%,如果按目前80亿世界人口计算,则目前世界上罹患遗传病的人口超过8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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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陈晓萍:作为处在基因科学前沿的弄潮儿,你怎么看基因诊断和治疗的前景,以及对华大基因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此外你认为华大基因对整个基因科学、生态系统的发展前景,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尹烨:我想是这样子的,其实每一个人还没有被完全数字化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基因。一个人有三个Gigabyte(G)的基因,那是每一个细胞都有的遗传物质,爸爸有3个G,妈妈有3个G,其实一个细胞是6个G,这6个G的东西非常了不起,它的结构本身就决定它是非常玄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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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萍:就像阴和阳一样,double helix双螺旋。

尹烨:对,它有一条正义链,有一条反义链,通常只表达正义链,可以理解成是阳链,但是没有阴链存在阳链就会错,因为如果在复制的时候错了,往往需要靠那条阴链纠正。这两条链本身就纠缠在一起,长期互补。

基因排列本身就是一种信息,通过信息可以使物质和能量呈现交互的状态,在我心目中物质和能量是等同的,物质是能量,能量也是物质。如果工具进一步突破,当每个人都可以很方便得到自己DNA 序列排列组合,而且变成大数据可以共享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社会都会发生变化了。

我们到信息社会后,统一在小的比特上,反而是分享越多越值钱,比如这张照片在网上被点击的次数越多越值钱。所以信息社会比物质世界往前进了一步,它强调的是共享。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各种共享经济、区块链、比特币等等,共享的范围越大越有价值。而生命经济则特别有意思。DNA看起来是一个独有的东西,我的不能是你的,除非我们俩制造一个后代。但它本身却是人类共享的,因为人类的起源相同。所以它在物质上是私有的,在技术上却是公有的。每个人共享得越多,越能够为自己私有的DNA 产生更正确的价值作用。基因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深圳有2000万人,这在中国听起来没什么,可是在西欧的国家来看,就相当于4个丹麦,60个冰岛。去年在深圳查出只有17个唐氏儿出生,其中10个没有做无创,有6例做了无创提示高风险,但孕妇自己决定要,只有1例错了。我说错了是技术极限,因为永远存在技术极限。那可能是因为胎盘和胎儿的基因偶尔不一样,我们测的是胎盘的基因,不能完全代表胎儿的基因。所以生命科学中唯一不例外的就是例外。那这件事所产生的未知经济价值,如果说6万人中有一个唐氏儿的话,2000万人口中就应该出300多个,300对17,这就充分体现了什么叫防大于治。这还只是一种病,如果8000种病都防了呢?如果肿瘤都能够治愈了呢?如果通过基因检测可以让人们延年益寿,提高生活的质量和健康的质量,或者说生理年龄和健康年龄无限趋近了呢?提升每个人的有效生存价值、生命质量,比如说你80岁死,但在79岁还是健康的,这件事的意义又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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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通过基因科技可能带来的对全人类的福祉。我们想的还是普惠,do good for all。换一个角度去看,中国以前的状态是,我们做科研,我们买进口的设备,买进口的试剂,做中国人的样品,数据上传到美国、日本、欧洲的数据库,发一篇论文,成为一个专家、教授。现在华大干的事与此完全不同。我们用自己的试剂、自己的仪器、自己的数据库、自己的样品,写自己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的期刊上。汪老师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布了这个大局。这在整个华大体系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范本来讲,我们几乎找不到对标的东西。我们找到最接近对标的是上一个世纪的贝尔实验室,做科学和应用,但后来被分拆了。所以华大一定要做造福的生态。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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