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民近照。 孙维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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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家卫视热播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外交风云》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举手投足都有着其独有的气场、风范、“燃”力十足,又满含人间烟火气的周总理。
对于从30年前在舞台剧《使命》中头一次有缘周恩来角色,迄今在影视话剧舞台上已经成功演绎50余次周总理形象的孙维民而言,每一次创作都是全新的。在他眼里,依然只有观众说“像”才是最值得安慰的——我希望大家所说的像不是剑眉朗目的像,不是端着的手臂,沉稳的步伐,不急不缓的语气的像,而是能从我的“学做演”中感受到哪怕一点点总理“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境界的像。
孙维民说:“我始终记得《十里长街送总理》中结尾的那句话,‘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总理在思念的这头,人民在思念的那头,而我有幸是传递万千情感的那座小桥,这便足够了。”
“神似”缘于匠心
《外交风云》海报,孙维民饰演周恩来。
记者:不久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网上有一张图转发数万次:周总理目光深沉地看着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配文是:开国大典的时候飞机不够,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这盛世,如您所愿吧?而在《外交风云》的画面弹幕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也是,这盛世如您所愿。此情此景,作为扮演了周总理50多次的您,肯定格外心潮澎湃吧?
孙维民:何止是心潮澎湃,阅兵当天,当看到拖着彩虹尾线的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在我扮演周恩来总理的剧情中,多次接触到一个场景,七十年前,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只有17架飞机,不足以构成梯队,总理忧心忡忡,思量许久,想出了“飞机不够,我们就飞两遍”的办法。如今,空中梯队战鹰赫赫在列,我们也能好好告慰他了吧!
而我每听到“这盛世如您所愿”这句话,眼前会情不自禁浮现一帧又一帧画面,有周总理在伯延准备踏进门槛时,看到一桌子好饭菜又突然收回的脚步;有总理站在西花厅海棠树下,皱眉深思;有他和爱人最后一面的依依惜别;有他神采奕奕走进日内瓦会场,跟大家挥手致意;更有他舌战群雄,为新中国在国际外交中有理有利有节争得一席之地……数十次扮演总理的经历,可能让我比大多数人更了解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队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的艰辛。扮演总理,用一生的爱和激情去扮演周总理是我的无限荣光。
太多的传记、影像资料中记载的,深入群众了解到的总理的情怀让我震撼、感动,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信念传递给大家:总理的良苦用心我们未曾辜负,这盛世,如您所愿,山河犹在,国泰民安。
记者:《大转折》《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海棠依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还有这次的《外交风云》,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中,您多次扮演过周恩来总理。对您而言,这种“一次又一次”,是有着离内心标准越来越“像”的掌控感,还是担心会产生雷同的“像”?
孙维民: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接触艺术表演。1990年,我所在的大连话剧团创排了话剧《使命》,那是我头一次有机会扮演周总理。我当时在舞台上模仿总理走步、声音、表情,心里想的是一定要“有板有眼”地像,现在想来大概很僵硬、偏程式化。但是几十场戏演下来,舞台的张力让我在形体动作、语言表情上有了基本的锤炼和实践,久而久之总理的一些外在习惯成了我的“下意识”。
不久后,我在电视剧《周恩来在大连》中饰演总理,没想到播放的时候引起轰动,还上了央视的《焦点访谈》,我对自己的表演有了些信心。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战争电影《大转折》向我伸出橄榄枝,大银幕初次试水告捷,以后便一发不可收了。
但50余次的演绎没有让我有驾轻就熟的感觉,反而越来越如履薄冰。我深深感觉到,扮演特型人物绝不能只停留在“形似”上了,而更应该去追求“神似”。今天的年轻观众不一定清晰知道这些领袖人物当时的样子,但如果演得感觉对,观众就会相信。我提醒自己,你不能演出你孙维民的感觉,而是应该演出总理的感觉。好的演员要演什么像什么,而不能像什么演什么。
然而“神似”谈何容易,思想素质、文化素养、表演基本功,每一项都需要随时努力提高。每次表演我都当做学习机会,怀着对总理、对领袖人物深深的怀念和敬仰之情默默揣摩,这种功课对我的心灵以及灵魂都是陶冶的过程。
演的次数多了,最怕的是脸谱化、套路化,所以每演一次,我都会做很久的功课,让自己从细微处捕捉周总理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特点、揣摩他的内心,经常问询亲朋好友和普通观众,哪里像哪里不像。时刻提醒自己,要有匠心不能有匠气。
“硬核”风范VS柔软表达
记者:《外交风云》剧中的周总理,被年轻的网友们亲切地叫做“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团长。是什么吸引您走进这部剧?又是什么“秘籍”让您此次的演绎收到这种认可?
孙维民:我也是在反复读过剧本后才决定接演这部剧的。而从准备拍摄到播出前我都异常忐忑,毕竟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虽然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或多或少披露过一些外交事件,讲述过一些外交故事,但是,真实全面地展示新中国外交的破冰之旅,展现新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立体还原国际社会台前幕后的精彩博弈还是首次。
按网友说法,周总理和他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在大众的印象中,也都是带着神秘光环的让人敬爱却又可望不可及的一支特殊“战队”。我们提前做过调查,中老年观众普遍对新中国外交史有一定了解,但大多局限于点状、片状;在很多70后、80后的认知体系里,中美外交关系开始于课本中的经典描述:尼克松访华,刚下飞机就远远地主动向周总理伸出的手;而在90后、00后看来,几十年前的中国外交史是陌生的,且离自己生活相当遥远。
所以,让观众跟随我们的脚步走进那段辉煌岁月,擦亮模糊的记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更好地了解中国所处的位置以及更好地走向未来,是革命历史题材艺术作品创作者应当承载的使命。
从1948年底沈阳解放到1976年毛泽东第二次会见尼克松;从炮击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到中苏建交,从抗美援朝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从进入联合国到走遍亚非拉……那三十年的外交历史,几乎都有着周总理的外交智慧和深深印记。我和同事们研读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史,专门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观看有关外交历史的纪录片,认真学习剧中涉及的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特点,以保证人物出场时环境、服装、礼节考究,并时刻提醒自己去体会总理的宏大格局,开阔视野,以历史的深度和战略的高度去讲故事,不夸张、不粉饰,我相信真实的力量最强大。开播至今,太多观众告诉我剧中周总理的大国外交家风范提气、“硬核”,这对我是最大的肯定和安慰。
记者:微博上有观众留言,“从来没试过熬夜追一部主旋律的电视剧,而且我家是三代人一起追”“特别生活、充满人间烟火气,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伟人形象,这样的总理我爱了”,虽然受到的赞誉很多,是不是这种评价还是很新鲜的?
孙维民:对,这部剧确实有它匠心独运的地方。如果说准确真实、历史厚度和民族气度是撑起一部精品的筋骨,那么细腻柔软的情感表达才是吸引和打动观众的温暖的力量。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外交风云》中,我有很多与虚构人物的戏份,比如何子枫、凌玥、凌雁等。在历史长河中,这些人物是不存在的,可是他们所代表的是为了党的事业放弃个人感情,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或者从天真到成熟的外交工作人员,以及太多为了革命事业前仆后继的热血青年。因此,我在演的过程中,会当他们是有血有肉、真实存在的身边人,会像对孩子一样格外疼惜爱护他们,有了感情基础,入戏并不难。
比如参加日内瓦会议,何子枫孩子气地任性不想参加考试,我会直接批评他,外交无小事,而他在改正错误得知又能参会的时候,欢呼雀跃,那个瞬间我真切体会到总理面对此情此景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望向他的眼神一定是宠溺的,一如慈爱的大家长。而和黄薇扮演的爱人邓颖超之间,除了心香一瓣千里万里互寄花朵的剧情设计外,还会有为她温柔拭去泪水的真情流露。亲切、立体、接地气,有力度也有温度,这样的总理形象正是我想努力打造的。
深扎生活,如琢如磨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电影海报,孙维民饰演周恩来。
记者:众所周知,演平凡的普通人易,演世界瞩目的英雄伟人难,是什么给了您持之以恒去创作和打磨角色的灵感和动力?
孙维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给了我无穷的动力。要想自己创作的人物形象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就只有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每次在演之前,我们都要认真地做功课,革命老区、山寨、小村镇,总理到过的地方我要尽可能多去,磨磨脚力;能找到的文史书籍、影像资料都要尽可能全面地去学习,练练脑力。而真正成为自己创作的源头活水的,还是在扎根人民的过程中得到的反哺的力量。
我永远记得在拍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时候所经历感受到的一切。2011年的冬天,我们来到老区伯延采风拍摄。在那段日子里,当地的老百姓总是早早等在剧组门口,只要我一化完妆出来,他们就争着上来跟我说话,聊着聊着就说,“真像真像,总理那时候就是这样跟我们打招呼,就是这样伸手,就是这样笑着听我们讲话。”
尤其是其中一位老人,他说自己一辈子也忘不了总理在伯延的那几天对乡亲们的关怀,主动要当群众演员。当时是11月份,连着几天都在下雨,天特别冷,老人家翻箱倒柜把自己几十年前的旧衣服找出来,光脚穿着破布鞋,站在水里面等我。他拍的是送别总理的戏,那天一见到我就一把拉住我的手说,“总理啊,您要走了吗?是您,您救了我们武安人,要不然我们就都饿死了。”这不是台词,就是他心里流出来的话,他的每个字都说得特别慢,手一直在抖。我看到他强忍的眼泪,自己的泪水一下就涌出来。我说,“老乡啊,你们辛苦了。老乡再见,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老乡们喊着,“总理,您能不能不走”“总理,请您留下来”。镜头拍完好久大家还不肯散开。
我感受到的是人民对周总理浓浓的热爱,这一幕定格在我的头脑中。我深深明白,乡亲们不是因为你的演技把你当做偶像,而是当你以总理的形象出现的时候,老百姓对总理的崇敬、怀念和敬仰的感情有了落脚点。在他们眼里,此情此景你就是他们深深怀念的周总理。这种感受督促我每次在扮演周总理的时候都要尽心再尽心,唯有这样才不会辜负这份情谊。我要做的就是不能让沉浸在信任情绪中的观众出戏。
记者:在《外交风云》中,我发现您在很多细小的动作和眼神上都有自己的设计,让人觉得特别真实可信。跟您有过多次合作的陈力导演也说您是“细节控”,这是您每次演出来的角色都是“独一无二这一个”的诀窍吗?
孙维民:我确实是“细节控”,坚信能不能让人物“站”起来、“活”起来的关键不在于那些符号化特征,而在于对细节打造是否到位。
我记得在《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有一场戏,总理到乡镇去调研,当到达乡办公室的时候,总理一只脚已经抬起来了,然后看到桌上的红烧肉,看到鸡蛋,一下子顿住了脚步,把脚收了回来。乡亲们都忍饥挨饿的,乡里面哪来的豪华餐呢?总理对搞假大空的不满,对当时情况的满心忧虑全在这个细小的动作上。这个脚步足足拍摄了二十多遍,因为踩的节奏有一点不准确都不足以表达总理当时的复杂心情。
还有在《海棠依旧》中,周总理和邓大姐在病榻话别的戏,短短一段话整整拍了一夜,我和扮演邓颖超的黄薇也哭了一夜,满腔的留恋不舍、对家国命运的担忧,都在那几句话里。凌晨,等到最后一次我说完了“我们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就我们俩,我还是希望有下辈子,我欠你的太多了”时,黄薇的泪静静滑落,我帮她拭去泪水,心里有痛也有坦然。很久没有喊停,我听到导演和工作人员的抽泣声,心渐渐安定下来。只有投入真感情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陈力导演习惯半夜修改台词,然后在凌晨从门缝里把改好的内容塞进来,我会第一时间去记、去背,有时在灯下慢慢地看着背着琢磨着,想起也许总理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吧,心就觉得跟角色又贴近了一点。
在宏大叙事中寻找与大众情绪的连接点
记者:扮演特型人物最怕被局限在角色中,但很多专家对您的评价是“演活了总理却不只会演总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血战湘江》和《古田军号》中的林裁缝,不仔细看很难认出来是您演的,小人物,却一样精彩。
孙维民:我一直相信“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在战争的滚滚洪流中,除了领袖、战士、英雄,更多的是林裁缝这样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你说他平凡,他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参加红军,并且眼睁睁看着牺牲在革命的战场上。他本人为了给红军做军装跟着队伍到处奔波,晚上还会就着一盏小灯帮战士缝补衣服,最后在《血战湘江》里他充当人肉枪托,为战争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个人物同样是了不起的,是极其感人的。所以我反复思量,决心要在这段长征路上,成为“不走样”的林裁缝。
但是在拍摄这部戏的时候,我刚刚结束另一部剧里周总理的戏份,因此需要迅速从伟人角色的感觉里剥离出来,跳到一个朴实老裁缝身上。这是一个把完整的表演记忆全打破和忘掉的过程,切换中有很多矛盾,包括整体的状态,表演的心理,外在的习惯和节奏。尤其是手,走路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抬起来。我一遍遍演,一遍遍自我纠正,终于把总理的痕迹褪去,力求鲜活地展示出一个“全新”的老裁缝。
事实上,无论是领袖还是平民,都是在为建设一个新中国服务。无论是扮演领袖还是平民,都是在为创作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服务。
在《血战湘江》里,林裁缝背着一个箱子,里边装的是一个真的缝纫机的机头,剧组给我准备一个空箱子让我背,我觉得不行。箱子空了心也空了,这不是长征路上的老裁缝。拍摄时候是伏天,戏里戏外我都把戏服穿在身上,因为干干净净新崭崭的衣服实在容易出戏。“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这8个字我记在命里了。”这是电影中伯延公社主任郭凤林的一句台词。这句话我也时时用来自省,创作最忌浮躁,我们要对每个角色、每次表演都有敬畏心。
记者:近段时间多部主旋律作品打破了以往的刻板印象,票房、口碑双丰收,被年轻观众称为“这才是主旋律影视剧的正确打开方式”。打造好看耐看的红色影视作品,在宏大叙事中找到与大众情绪的连接点,我们文艺工作者应当做些什么?
孙维民:受欢迎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一定具有出色的感染力和超强的代入感,会好看,会耐看,会很“燃”。不仅能把观众带到历史发生的时代,更重要的是能将观众带入到那股精气神里。因此,新时代下主旋律作品往往有着自身的市场可行性,始于主旋律又不止于主旋律。只要每一次创作都饱含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真挚感情,自然也能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和观看热忱。
所以我们文化工作者应当走在观众前面,引导而非迎合。近年,我们一直说“传承红色基因”,这不是一句空话,关键是如何去做,如何拍出让年轻观众喜欢的红色影视作品,让他们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了解那段峥嵘岁月,也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初心和使命,这是我们作为创作人员的责任和担当。
而若想进入年轻人的语系,拍出有味道、有吸引力的作品,真的需要深入生活、捕捉细节,再将其掰开、揉碎、寻求年轻化表达,如此反复,才有可能得到市场和观众的认可。主旋律题材影视作品要有所作为,需要创作者们认真研究当下的观众的需求,适应当下的审美。怎样在争取青年观众中取得更大主动,这是文艺工作者亟需思考的问题。
(来源 河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