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 黍 稷 麦 菽 粟

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让各国纷纷中断了贸易往来，引发了国际粮食贸易的波折。人们将目光再次聚焦到粮食这一最原始的需求中。

即使是在工业国，粮食也是最基础物资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形态和人口上限。今天的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世界19%的人口，创造了人类史的奇迹。而在这背后，则是一代代中国人千百年精耕细作的积累，和不断进步的农业知识。

大河流域的文明

中国的农业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一万年前。那时黄河流域开始种植粟，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已经开始了驯服野生稻的步伐。气候和环境的差异，让中国原始农业诞生之初就存在旱作和水田的南北差异。

古代世界，对植物和动物的驯化是最基础的科技

世界上早期文明往往都有自己单独驯化的农作物

中国代表性的驯化作物就是一南一北的稻和粟▼

粟即小米，发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原地区的主要食物来源。但粟米无论是产量还是热量都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难以支撑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绝大多数人口的时间与精力都被限制在田地里，像发动战争、兴建大型工程这样需要大量热量摄取支撑的活动在当时极为艰难。

北方人一般将小米称为粟，广东人往往称玉米为粟

从距今3000年前开始，中国农业先后迎来了三个革命性的事件：

首先是营养成分更高、口感更好的小麦、高粱等作物传入中国，并在此后的一千年时间里逐渐取代了粟成为中国核心区域的主粮，并通过最朴素的育种技术填饱了更多人的肚子。

小麦加工为今天面食的流程要比加工小米复杂很多

此过程持续了上千年，才有我们今天熟悉的馒头包子

其次是金属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因为铜的贵重性，青铜时代的农具还是以木头和石料作为主要材料。但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自然界中常见的铁被大量开采并铸造成器物，铁制农具出现。虽然铁器质量还不高，但对付土壤和作物已经足够，带来了一场农具技术革命。

青铜过于昂贵（铜很贵、青铜更贵）

作为农具很不实际，即使是我们常见的贵族饮食用具

也主要是礼仪性的“装置”，大部分属礼器

最后，铁器又触发了中国农业史的一次技术跃升：畜力取代了人力。

人力耕地的做法是用耒、锹等工具将土一块一块依次掘起来，在这过程中人需要不断后退，耗费相当大的体力产出却很低。铁犁的出现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只需引导牛拖着犁向前行走，畜力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

畜力和水力是农业时代提高效率的主要办法

而到清末人口爆炸人力贬值时

甚至出现畜力水力减少的开倒车状况

这样的变革在战国时代完成。小麦-铁制农具-牛耕的模式，重塑了中国农业的面貌。从黄河中下游兴起的华夏先民，在越来越多的河谷地带进行开垦。从战国后期到秦汉年间，关中、巴蜀、河西地区先后成为中国的“新粮仓”。依托着这些“粮仓”，咸阳、长安和成都也成为闻名遐迩的都会。

如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黄河流域

是早期最重要的农业中心

之后随着封国的扩张和技术扩散

面积广阔的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也成为重要经济区

（河东、河西是指陕晋之间黄河东西两岸）▼

“粮仓”扩容的背后是农作物结构的升级。当我们讨论稻、黍、稷、麦、菽这传统“五谷”的时候，粗粝的粟米已经不在此列。农作物品种的转变，空间的挪移，也带来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迁。

把荒野改造成粮仓

中国的农谚中有“水牛耕水田，黄牛犁旱地”的说法，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水田稻作也伴随着铁制农具和水牛驯化开启了漫漫长路。

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多次中原人口向南方迁移，给传统中原王朝核心区以外的南方地区带来了大开发的机会。原本在北方不受欢迎的稻米，也因为南方随处可得的水田而得到重视，最终变成了南方最重要的主食。

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人力，一方面是农具的改进

对南方易涝的水田进行开发改造并不容易▼

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带动了中国农业重心的南移。唐朝时代，扬州和成都并有“扬一益二”之称，它们身后的江南和巴蜀，都是举足轻重的稻米粮仓。靖康之役，北宋灭亡，宋室的南迁，让中国经济重心彻底转移到南方。这也意味着，长江流域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粮仓”。

南宋虽然疆域辽阔

但人口和农业基地基本在长江沿线

并以一头一尾的江南和四川最为重要▼

然而，北方先民在南方的垦殖并非一帆风顺。粮食生产的核心要素是土地，但原有的耕地掌握在先来者的手中，为了填饱肚子，开拓荒地就成为了新移民最佳的选择。这驱动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又一次升级。

南宋时期，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先民们尝试在在这一湖泊沼泽遍布的种植农作物，他们使用了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技术创造了独特的耕地——垸田。“垸”就是在湖泊沼泽地带修建的挡水堤圩，农民筑造垸将湖水分隔开，再在较浅一侧将水排出，得到可以种植水稻的耕地。

其实就是不断的围湖造田

原有湖面逐步成为既有的土地，这一进程到清末最盛

而长江中游原有的诸多大湖则越来越小

如何解决水的问题是水田农业问题的核心，不管是排水还是灌溉都难以直接凭借人力完成，中原河谷平原的沟渠引水技术在南方遇到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水车应运而生。

水车是中国古代提水机械的总称，有龙骨车、桶车等多种形态，其核心运行机理都是通过人脚踏或者牲畜绕圈做功的动力将水提到高处。一直到清末，垸田的排水、梯田的引水都还依靠水车这一传统机械。

如果说人力驱动畜力，是中国的第一次农业革命。那么人畜力驱动水力，就是中国农业的第二次革命。

明清时期，在这种新技术的支撑下，围湖造田发展到了巅峰，大大充实了湖广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湖广熟天下足”替代了“江南熟天下足”，变成了中华晚期帝国农业留给后人的印象。

清中-清末，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手工业越发繁荣

大量土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和工业原材料

而粮食生产大量转移到两湖（湖广）地区

这一产业转移可能是运河体系下区域分工的极限了

长江中下游历来是中国的粮仓，但在晚清以后的农业变革中，却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在南方，人畜力驱动水车的运用一直持续到清末。

19世纪初蒸汽动力抽水机传入中国，但最初并没有动摇水车在中国南方农业的地位。直到1934年全国大旱，当时省政府为了应对旱灾大量调集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抽取长江水灌溉田地，抽水机这一现代农业机械才开始普及。在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推进的最大障碍在于，小块破碎土地的分割，让现代农用机械缺少效率。

江南地区不光人均耕地极其紧张

而且商业繁荣由来已久，土地用途与权利关系复杂

除非相当强势的政府，大规模技术改造是很难实现的

但在关外，却是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

清代中国有了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关键变化：

其一，中原和东北地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其二，新大陆的发现带来“粮食革命”，原产于美洲的玉米、土豆等作物的传入，让中国出现了人口的大爆炸。

相比小麦、水稻，土豆的种植和加工都要容易很多

但人口的爆炸并未带来技术和效率的进步

反而使新技术被更低廉的劳动力排斥，个人更加贫穷

这意味着，关内的人地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虽然清政府为了保护东北“龙兴之地”，严令禁止汉人到东北开垦，但仍然阻止不了以破产农民为主的关内人口“闯关东”。19世纪下半叶之后，禁令逐渐放松，更多关内居民涌入关东。

关内与关外的人口密度以及人均耕地还是差距挺大

黑龙江（上图）与河南（下图）

“闯关东”移民的后代，和后来日本殖民东北留下的技术与器械，在客观上为新中国成立后对东北地区的大开垦提供了条件。建国以后，一代代英雄儿女奔赴东北，终于让昔日的“北大荒”成为“北大仓”。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三次农业革命，规模化、机械化的大生产，和以袁隆平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育种、抗病虫等农业技术的升级，带来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而且从降水量来看

东三省大部分地区降水条件都比较好

只要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育种投入

东北平原确实是中国仅剩的潜力巨大的农产品基地▼

粮食也可以数字化

虽然农业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现代工业也逐渐开始了对农业的深度渗透。然而，当互联网时代来临的时候，农业和新经济的联系好像显得有些疏离。在一些人眼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很难想象究竟能怎么与数字技术结合。

但作为一个应用面及其广泛的技术门类，数字化力量却不会放弃人类已有的任何文明成果。即使是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中也少不了信息技术的参与，这也将成为看似发展到瓶颈的农业迈入下一个时代的契机。从机械化到数字化，这可能就是中国农业的第四次革命。

举例来说，近五年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从总量上看冠绝全球，但平摊到全部国民头上也仅仅是略高于世界平均，经不起太多浪费，它能为农民带来的收入也还远称不上可观。

春耕正当时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的路径，就是打通城乡，让消费者和农业生产基地建立更直接的联系。“产地直供”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而数字化正是“产地直供”的核心突破口。在消费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汇集消费者的订单和需求，而在供给侧，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

座落于内蒙科右中旗的数字农场▼

这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农业技术的范畴，但数字化能在击穿城乡间的空间壁垒基础上，重构农业的生产关系。这足以引发我们对农业升级的新思考：即使在现有的生产能力下，经过数字技术的升级，中国农业也可以得到幅度不小的优化。

过去或许谁也没有想到，农业技术也能接受数字化革命，但它却真的发生了。

中国的农业已经经历了一万年的发展，从北到南，从黄河流域的粟米到珠江三角洲的水稻再到松花江畔的玉米，一次次农业粮仓位置的变迁的背后都是作物品种和耕作方式的升级。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也许中国农业的再一次升级进程中，“数字化”会有很重要的一笔。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国有粮，国人不慌”。坚实的粮食储备，成熟的数字技术，每一家农户和每一位消费者，也都将成为这一次数字化农业革命的见证者和亲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