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里的睿语警句,闪耀着智慧之光,给人以启迪,而书中的那些似痴非痴,脱俗出颖,巧极返拙的痴言呆语,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其中的呆语,多是由人物自己“一本正经”地说出来的,十分有利于突现人物在此时此地此境中的心理状态和个性特征。
《水浒传》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说了四次傻话:在剃发为僧的庄严时刻,当净发人先把他的一周遭都剃了却待剃髭须时,他说:“留了这些儿还洒家也好”,引得众僧忍笑不住,他初次使用禅床,却“扑倒头便睡“当禅和子问他“既要出家,如何不学坐禅?”他说:“洒家自睡,干你甚事?“他带着一脚狗腿,疯疯颠颠来到寺门外,对着紧闭的大门大叫道:“直娘的秃驴们,不放洒家入寺时,山门外讨把火来,烧了这个鸟寺”,撞开山门,他直奔僧堂来,见到小和尚,就扯下狗腿肉说:“你也到口”,小和尚遮脸躲开,他还不解地说:“你不吃?”为什么我们把上面鲁智深讲的话叫做呆语呢?
鲁智深这是从我们客体的立场来分析的。试想想,那有和尚留胡子的?那有出家人不学坐禅的?那有剃发僧人反而骂别人“秃驴”的?那有和尚大吃狗肉的?因此在一般正常人看来,鲁智深说的当然是呆语傻话。那么,鲁智深又为什么会说傻话呢?问题就在于鲁智深本人并不认为这些是傻话,他甚至觉得自己讲的很合乎情理。在他看来,胡子是父母给的,乃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留些儿有什么不可以?睡觉是自己的事,别人管得着吗?那些剃光头的不放他入寺内,骂声“秃驴”怕什么?狗肉是那样香喷可口,不吃不叫人感到遗憾吗?同样的话,鲁智深的理解和正常人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别。傻话就在这种主客体理解的差别中产生出来了。
鲁智深作者能够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特点,在又呆又不呆、似痴非痴的对立统一中,去披露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此刻的鲁智深,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救金老父女,误杀了郑屠,丢了官,还沦为“通缉罪犯”,出之于“洒家是个该死的人,但得一处安身便了,做甚么不肯”的心情,被迫同意来到五台山为僧。这虽是对恶劣环境和命运的一种承认和“屈服”,但却是暂时的,表面的。他心中的反抗之火并未熄灭,也无意于从此脱俗出世,改变打抱不平的人生志向。因而身在山寺禅房而心在尘世人间,处在落难之中而英雄本色尚在。再说,他的个性是豪返不羁的,对那森严戒律,即使是甘心遵守佛门清规,也有个适应过程;何况他根本无意约束自己。
金老父女如此思想、精神和心理的特定状态,便决定了他常常“忘记”了自己的和尚身份,“忘记”了出家法戒,“忘记”了寺院教规,于是许多可笑的傻话傻事,便从这有意无意的“忘”中滋生出来。例如:“忘”了自己是出家人,便大肆喝酒吃肉。还以一种不解的遗憾口吻对别的和尚说,“你不吃?”“忘”了自己也是光光的脑袋,却去骂别人是“秃驴”,在别人看来这等于骂自己,所以是可笑的傻话。鲁智深那豪迈幽默,不服约束、富有反抗性的英雄气质和个性特征,也就借助这一切看似傻话傻事的描绘而得到活脱的表现。呆语,总有一个特定具体的语言环境。语言环境变了,呆语可以成为常语,常语则可能变为呆语。
鲁提辖拳打阻止店家给镇关西报信作家的艺术功力,就是要构置一个趣味盎然的语言环境,而后把某些历经择取提炼的常语,置入其中。这样,那些常语便可能顿时生辉,成了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化的呆语。第三十八回写李逵同新结识的宋江、戴宗等好汉在酒店里畅饮抒怀“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不料被一个女娘子的歌唱搅了,李逵怒从心起,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子额上一点,那女子大叫一声,喜然倒地。”这里的语言环境,突出了李逵“点”的动作,女娘子的“倒”地和众人的“心慌”。当女娘子从昏迷中醒过来后,作者腕底生花、走笔自如地写了李逵的一句话:“只指头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曾见这般鸟女子恁地娇嫩。你便在我脸上打一百拳,也不妨。”这傻话引得众人大笑。
李逵如果李逵是对另一个彪形好汉“略擦一擦”,自然不会引起这般效果,他的话也成不了傻话,但是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娘子被李连擦打的具体语言环境中,那话便成为呆语了。第二十八回,写“囚犯”武松来到孟州牢城营,当管营对他喝道“须打一百杀威棒”时,武松竟说:“从先打过的都不算,从新再打起”“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话儿,打我不快活。”当小管营以他“害病”为借口,有意开脱他时,武松又说:“不曾害,不曾害,打了倒干净;我不要留这一顿寄库棒,寄下倒是钩肠债,儿时得了!”这些话惹下众人大笑。笑什么呢?笑武松傻与呆!这便是把人物语言置入特定环境之中,使常语变呆语。同样的话,如果是武松在牢房里对囚犯说的,会被认为是“表决心”,或吹牛皮说大话,而决不会被看作是“呆话”。
李逵但这些话在“公厅”上说,就非同一般了,因为武松面对的是无情的酷吏、致人死命的杀威棒、暗无天日的牢房,在此时此地“要态度”、“逞威风”,那纯属自找苦吃、自寻死路,在常人看来这实在是“痴呆”得出奇!又怎么不令人发笑?通过这带有浓厚挑衅与嘲弄色彩的“呆话”,活画出英雄坚强不屈的刚烈秉性,并产生了“语愈硬,事越险、人愈急”的戏剧性效果。极度直率或名实不副、矛盾突出的话,能构成令人发笑的“呆语”。《水浒》多次渲染宋江长得又黑又矮,李逵初见宋江,便对戴宗说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斥他粗卤,李逵似懂非懂地反问,“怎地是粗卤?“戴宗作了一番讲解和“启发”后,李逵竟然接着又道出那个“黑”字来:“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这简直把戴宗搞得哭笑不得。
及时雨黑宋江在这里,李逵真可算“呆”了,一是连“粗卤”也不懂,二是不懂起码的礼貌,三是经过教导还是直呼“黑”字。但李逵说的都是“实”话,宋江本来就“黑”吗!对一个素不相识的粗人李逵来说,只有宋江这“黑”模样,最先给他带来强烈的印象,他素以直率出名,见到此人,便呼“黑汉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见,这“呆”是从极度直率中来的。包含突出矛盾的话,极易成为呆话。宋江经常叨念什么“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就是真正的呆话。因为皇上本是奸臣的总后台,这话不仅同事实不符,就是话本身也是矛盾的。既然“至圣圣明”,又何来“被奸臣闭塞”?经常被人“闭塞”,又怎么称得起“至圣至明“?
宋江此语正刻划了宋江的迂腐和对封建朝廷的愚忠。俗话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某些所谓呆语痴言,乃是一种巧极返拙的话。表面似愚,似拙,实际是智是巧。这种话,最有利于力透纸背地突现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条分缕析地揭示某种生活的哲理。比如第七十五回,李逵从梁上跳下来,“扯诏骂钦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李卓吾在此评道:“实是不经人道语。李大哥一派天机,妙人趣人,真不食烟火人也。”毫无疑义,李逵说的是呆话。宋朝的皇帝,都姓赵不姓宋。宋者,国号也!李大哥是把国号和王姓混淆起来了。
宋江但是,这呆话,恰恰最强烈、最深刻地体现了李逵“劫是劫皇扛,抓是抓虎须”的造反精神和“取而代之”的思想境界。陈胜起义时,曾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反诘,否定帝王的所谓“世袭”天意。同样道理,皇帝干么一定要姓赵?姓宋的也可以做皇帝!李逵总是思谋着打到东京去,把皇帝老儿赶下台,让他的“宋大哥”“取而代之”。这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造反精神,是极其可贵的,这正是李逵思想性格中的闪光之处。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时,两个牢子装做厮打的来告状,其中一个说另一个打了人,李逵竟判决说:“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柳号在衙门前示众。”
李逵表面看来,这是不近情理的呆语,实际上却是巧极返拙的语言,道出了一种人生哲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疯言呆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深刻有力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黑暗中的中华民族发出反封建礼教的战斗呐喊。在这吃人的社会里,恶人总是欺侮着好人。劳动人民只有进行反抗,才有出路,才能摆脱受欺侮受剥削的处境。正如俗话所说的:人善人欺,马善人骑。李逵赞扬“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的呆语,不正是劳动人民苦楚经历的一种“总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