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蜚声两岸的《汉声》杂志,近年在内地童书圈颇富盛名的莫过于我国台湾地区的汉声的几套经典童书大系,包括《汉声中国童话》(先由读客引进、去年版权转至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汉声数学图画书》(蒲公英童书馆出品)等。11月月末,终于有机会逮到刚从台湾回京的汉声创始人黄永松先生,进行一个关于汉声做童书独门“方法论”的采访。没想到的是,童书对于汉声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操作系统”,而是很自然地融汇在了汉声40多年的编创历史中。因此,关于童书的“方法论”,我们还是从 “大汉声”开始谈起。
《汉声》缘起
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由于胡适、傅斯年、李济等文化精英的“领跑”而一度文化繁荣,到了70年代,台湾处于激烈西化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重视日渐式微,年轻一代已对几千年一脉之文化传承日感淡漠,对于黄永松这一代人来说,这样的现状无疑是锥心之痛。“我们小时候,就算是小学授课的老师,也很有家国情怀,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充满热爱。耳濡目染之下,我们这一代也承载了这份厚重的情感,深知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而年轻人对‘根’已经没有概念了。”黄永松说。
▲《汉声》四君子,姚孟嘉、奚淞、黄永松、吴美云(从左到右)
1971年,汉声杂志英文版《ECHO of Things Chinese》创刊。针对当时中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隔阂与误解,英文版汉声秉持“平衡东西文化交流”为出版宗旨,以在台湾中国人的传统民俗田野调查,呈现中国文化活生生的真实面貌为出发点,向世界介绍无与伦比的中华文化,平衡东西文化的交流。ECHO杂志以田野实际调查兼图片、摄影并陈的手法报导其内容,颇享口碑,在国内外大放异彩,声名鹊起。
▲《汉声》出版的作品
1978年,中文版汉声创刊。如果说早先的ECHO工作宗旨在“东西交流”,属于空间横坐标,中文版汉声则属“衔接古今”的时间纵坐标。汉声的指导老师之一俞大纲曾说:“传统好比人的头颅,现代犹如人的双足。在时代的遽变中,忽然演变出传统与现代割裂、头脚分离的奇异局面……文化工作者应有为此断裂做‘肚腹’的担当,使现代中国人能衔接传统与现代,全身而行。”如此,汉声以传统文化的传承为根基,对提升现代生活的推动不遗余力。
进入大陆
上世纪90年代,汉声开始在大陆设办公地,北京芳馨园是汉声在30年内搬家3次后现今的落脚点。“最开始在香山,卧佛寺附近的一个民宅,环境很好,进出不太方便。”除了事务性人员,汉声北京的主体编辑队伍12人,跟目前台湾的团队人数相当。眼下,汉声依然在延续杂志的主题化操作,把杂志专业化,进行专题性MOOK的实践。同时还有旧版汉声的“再版计划”和相关文化类出版物的新品开发,比如“食文化丛书”等。尽管装帧形式、编创体例有一些差别,但汉声杂志创办近50年形成的一套相当规范的内容编撰流程已经深入到每个产品的血液,成就了它们独特“汉声”味道。
黄永松对此的总结是,汉声所有的选题都可以覆盖“民间文化”、“民间生活”、“民间信仰”、“民间文学”、“民间艺术”5大立体的框架,建立了涵盖10个类、56个项目的“中华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这个提法实际在很多媒介都有过“传说”。但究竟是如何操作的?貌似,并没有特别详细的讲解。这次我们试着做一些探索,揭开这些细节的“冰山一角”。
▲与汉声结缘的人,到此一游
文美编混搭的作者论
汉声最开始是黄永松和总编辑吴美云两人整理内容,后涉及大量田野采访,于是开始吸纳新人。从40年前至今,为把采访做得更好,汉声的用人法则是“文美编‘不同而和’,重点是相互学习,混搭不分家”。“有时候文编或美编单独去采访,人生地不熟,往往现场就他一个人。”黄永松说。这时美编就要自己写文字,参与文编工作;文编也要求懂得图像和设计,即便不会画画,也可以摄影。“现在摄影器材的使用很方便,相机、手机都可以用来记录。”黄先生说,“文美编在其他出版机构可能分得很清楚,文字完成就丢给设计师配图做设计,但我们不是这样。在汉声,设计是文美一起合作,可能有所侧重,但两方面的功夫都要有,一同成为作者。”
▲汉声编《中国结》时,有很多文编参与。黄永松说:“有时候文编在设计上的创意比美编还高明。”
▲这张图是美编电脑绘制。除了实地采访拍摄的人员,内场编辑也需配合内容进行题材考证和新的图文增补
02
项目转岗无缝切换,边做边学
汉声跟很多出版机构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很多人笃信的专业分工在这里并不成立。汉声的编辑几乎是在各项目组之间“穿梭”,边做边学,无缝切换。现在汉声正在操作的“儿童小小百科”改版工作,都是由“松阳传统村落”项目组的编辑转过来。黄永松解释说,在汉声,编辑并非全才,尤其是,汉声会承接不少科学类的专题出版物,对于编辑来说,一开始都是比较陌生的领域。所有专题的大框架定下后,后续内容呈现会根据编辑的实地采访,进行调整。这是大学习。
03
选题操作用“法则”细化
汉声关于工、农、艺等不同领域的出版物选题执行有专业的分类标准。比如,编“工艺”的纲领跟“民俗”“艺术”等截然不同,会涉及“体”“用”“造”“化”四个层面。
汉声整理的考工法则分4法,每一法下有4则,条理清楚易记。在工艺考察时,为手艺人进行工艺记录必须熟记4法16则,如此就不会遗漏,才能顾全。工艺记录很繁琐,有考工法则提醒,点指一算就掌握了。以此为基础,还发展了考农法则等。
▲汉声的“考工法则”
04
留下脚印,带走记录
汉声做民间文化的搜寻和记录,最终目的是民间文化的保护。在实地探访中,让黄永松痛心的一点是外来力量的侵略。打着“文化保护”的幌子带来的污染和破坏不容易察觉,汉声更为警惕的,是浑不自知的“好心办坏事”,对文化原生态造成破坏。因此,汉声制定了一个原则:“带走资料、图片,只留下脚印。”采访时,汉声不允许编辑接受馈赠,或以收藏为目的购买当地的民间文化物件,只可拍照、记录。
05
新人成长,就是实战
新入汉声的人,会接收到汉声关于整个编辑体系的培训,包括大的价值观,上文提到的5种10类56项的“中华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的全方位了解。首先一点,当然是要对汉声自己的产品很熟悉,知道里面的体例和写作方法。黄永松说,新人成长没有巧办法,就是跟着老人出去“跑”,实地考察、写稿子、拍摄,一切积累都从实战中来。唯一的法门是“用心”、“学习”。
提 问
1.汉声怎么判断一个选题是不是要做?
黄永松:任何一个选题一定是在我们的56个大项目里头。具体而言,我们的起心动念就会诞生选题,比如,我们做生肖、过年的专辑就是时间跟当年或当下契机点的结合。大家会进行讨论。然后收集资料。汉声多年办刊存蓄了不少文本、图像资料,参考后,我们会联系需要采访的对象。汉声经典的田野调查搭档是文、美编辑各一位。当然,选题也有做不成的时候。所谓做不成,比如出去的编辑会报告说这个不行,挖不出东西,或者跟我们说这个太精彩了,一次不够,要去第二次,我们常常有做好几年的选题。比如刚刚完成的松阳古村落,就是要把保存在古村里的风俗习惯跟生活方式,做一个面向现代社会的报告。现在全国古村落的保护面临很多问题,我们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好的方法。这个选题我们从确定到收尾,做了一年半,回来还要做后期,差不多两年多时间。
2.汉声有一些专题在大陆重新出版,哪些专辑会被选出来重新上市,有什么判断依据?
黄永松:现在主要的判断来自于和国内同行一起探讨现在的市场以及文化土壤,最希望把哪些东西再拿出来做一遍。我们会经常给大家发我们的计划,然后会收到很多及时的信息反馈。
3.汉声最初几年都在做成人领域的专题,怎样切入到儿童领域?
黄永松:《汉声》由英文版转向中文版,面对的读者不同,选题的角度自然也要有所改变,杂志社编辑部开始将选题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转向连接传统与现代。“英文版”的汉声一直没能盈利,我与当时的总编辑吴美云只能白天“打工”,为企业拍摄、做年刊,晚上来做编辑稿件。中文版《汉声》杂志在台湾出版到第三期的《中国童玩专集》才开始真正赚钱。
做童玩的缘由在于,1978年,联合国指定当年为国际儿童年,以儿童游戏为主题。当时中文版《汉声》的选题分为“天、地、人”三大部分,人之初,不正是儿童吗?《汉声》为什么不可以关照“人之初”,关照“儿童的世界”,并开始切入有关“儿童”这一部分的选题呢?在编辑部的努力下,《汉声》杂志相继推出了两期《中国童玩专集》。
始料未及的是,《中国童玩专辑》的出版,唤起了许多成年人的记忆,并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更很快调动起台湾的男女老少对中华传统民间文化的热忱。编辑部陆续接到许多成年人的电话,越来越多的读者建议将《中国童玩专集》中所呈现出的玩具举办一次展览……接下来的“中国童玩展”,出乎编辑部所有人的意料。台北的展览场场爆满。“中国童玩展”在台北展出后,又相继在台中、台南、高雄、台东等地区进行了巡回展,所到之处,均引起轰动。
巡展结束后,我们才下决心,对“孩子的世界”进行持久的关照。那么,玩具之外,还应该有故事。1978年,我们决定策划、出版一套关照儿童的童话故事系列丛书,也就是后来的《汉声中国童话》。
4.当时的编辑是怎样写这些故事的?会以什么样的原则进行创作?
黄永松:汉声编辑要有两个素养,一是文、美编辑的个人专业能力,二是文化素养要深厚,对人、事、物的关怀要具备。少儿编辑的这种基础更重要!不能说我是个作家,很会写,但不见得会成为童话故事的作者;然后你还要懂少儿教育,才能给孩子写故事。正因此,我们会给编辑做提升训练,会把少儿教育的老师请过来,给编辑讲课。也会请文学作家,给编辑讲写作怎么起承转合,怎么让孩子听故事时觉得动听。
当时我们是分组写作。写完以后,把汉声所在地的八德路七十二巷的小朋友找来,让编辑们念给小朋友听。看小朋友喜不喜欢听,有没有什么问题。让孩子感兴趣其实是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我们还拿回去给自己的孩子讲,再做一次检验。每一个写完的故事都会经过这个流程。毕竟故事从口耳相传中来,我们要回到口耳相传中去。讲故事给孩子听,这是编辑的重要工作。
5.想知道,当时这些给编辑培训的课程是怎么设计的?
黄永松:我们做“汉声中国童话”时,会请民俗学领域的相关专家给编辑们上课。请他们跟编辑聊一聊,这些民间故事是怎么流传下来的。以前的农村有很多文盲,民间就靠画图的形式来表达故事和信仰,让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看得懂,比如,庙宇有很多的壁画,过年要贴年画。知道这些,对编辑写故事很有帮助。另外,我们还请人教编辑掌握“小传统文化”,比如儿童玩具的背后是什么。实际上,面人、泥人的历史造型背后都有历史故事,编辑需要知道这些。当他们看到庙宇里面的壁画和立体塑像时,他们会明白表现的是什么,文字和形象都要知道。传统的娃娃书里也有老式的木刻版画,这些需要让民间艺术的老师来跟我们讲。此外,儿童教育的理念也相当重要。儿童教育学、心理学专家来给编辑讲课,这些都跑不掉。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我们做成人读物时,比较少涉及心理成长的部分,这是专门为童书项目组设置的。
6.《汉声中国童话》里面800多幅图,每一幅几乎都有注脚,标明它们用的什么媒材创作,参考了哪些重要的文件、资料,很精美,这些图画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黄永松:美编本身,绘图的基本功要好。当时,我们甚至要他们每天早上和下班前上毛笔课,他们都要拿毛笔画画、画线条、写字。然后就是要学习传统民间美术的形式,剪纸形式、版画形式、壁画形式、古本书的插图形式……并临摹制作,这些是技术性的技法。同时我们还要教他们如何欣赏与表达。过去为什么这么表达?这样演示有什么好处?你笔下的场景如何组合?还有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反透视。这都是要给我们的美编进行培训的。我们为了做这个工作,变成很好的一个整合体,也等于是开一个小学院一样。
7.现在汉声对于美编的训练和培养还要练毛笔?
黄永松:现在美编确实比较多地用电脑绘画。现在毛笔用得很少,但学习它,会加强编辑们的软笔能力,这不是说让大家去画国画,而是在工作中,处理线条会更灵活。当然,现在这样的锻炼机会会少很多。工作之余,作为补充,我们还是建议编辑们,写写毛笔字,看看传统的书画,磨练自己。我们也会在内部打拳,练习比较柔性的八段锦、站桩,从内部的身心灵角度感受文化的主体性。
其实这样做,我们更能体会绘画作品中,每个图像,人物姿势所表达的不同信息。比如,指手画脚、打坐、禅修,情绪不同时的图像演绎都是很不同的,不仅仅是一幅图就是在讲一个故事,它所透露的信息很多,这就需要我们平时对传统文化有比较切身的体会。
8.《汉声中国童话》耗时5年,走访民间,征用100个编辑和300位美编合力整理出版的民间传统故事。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体系,是如何运转的?
黄永松:这些外部力量实际很多来自于当时我们邀请到的大学生。比如台湾大学的不少学生参与到最初故事的资料收集和采访中。现在回想起来,好多在学的学生都曾过来帮忙,这种操作模式对我们的选题落地帮助很大。后来我们转到大陆,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也成立了清华汉声传统建筑研究所,请老教授带着学生每年做一些测绘,基于此,我们已经出了十几本图书。当然,我们在台湾很早就开始做古建筑的专题,比如福建的土楼等等。可以说,这种滋养是双方的。民间艺术方面,得益于我们在东南大学成立了东大汉声民间艺术研究所,也是请老教授带学生或老艺人给学生讲课,作为汉声出版物内容的来源之一,同时也作为他学生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他们也做博士论文。
9.怎么把故事讲给小朋友听呢?
黄永松:当初,大概下午5点钟左右,那时天气好,放学了,小孩子心情也愉快,他们回来书包一丢先去玩,滚铁环哪、打弹子啊,不是关在家,也不是放学回家做作业的那种状态。我们会在这个时间,在楼下摆个摊子,再画一些东西装饰,就像说书的摊子一样。“今天李姐姐说故事,你们要不要听?”然后小朋友就会全部围过来。讲故事的时候小朋友会有各种问题,我们都会给他们解答,最后他们还要问“下面呢?下面呢?”,然后我们会说故事已经结束了,下回再讲吧,然后第二天这个时候他们就又过来听故事了。
10.现在大陆儿童跟当时台湾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了,电子化产品似乎对孩子的影响很大?
黄永松: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尽可能地播种一些好的种子,尤其是亲子共读的时光,为这样的情境提供一些好的书,为孩子的人生做一些情感、思维上的内化式的贡献。一旦到了学龄阶段,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会跟电子设备打交道,这是现实情况,不容回避,工具将成为生活的重心。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说一些东西很重要,可能会有点晚。
也就是说,现在的父母能多陪孩子阅读良好的童书,说故事、唱儿歌、猜谜语,跟孩子一起做手工、玩游戏,让孩子安心又开心地成长,动的时候真正动起来,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他将来成长,面对局势的变化,世界的多彩多姿,应对能力就会比较好。我们并不排斥新技术,也会跟新技术平台一起合作,但我们是有选择性的,也有这方面的计划。
11.除了《汉声中国童话》“小百科”等在内的儿童读物,汉声并非所有的读物都是原创?
黄永松:我们最开始编制了适合学龄和少年阶段的《汉声中国童话》和《汉声小百科》,后来有了往更低年龄段延伸的“小小百科”。在工作中我们发现,低幼阶段的孩童文化容纳度更高、更宽,他们充满好奇心和追问精神,这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世界共通的。所以我们也引进了顶级的国际绘本和低幼童书,来充实整个童书板块。无论是做引进还是原创,我们都是从内容价值出发,所以叫“汉声精选”。
12.现在大陆童书市场很繁荣,也有很多出版机构都做关于传统文化的书,但似乎总不到位?
黄永松:市场很蓬勃,大家也知道孩子的教育很重要。写、绘、编、校,终身从事才能成就好童书。要成立儿童启蒙学的编辑部门,学习教育理念,也要进入孩童的生活圈,了解童心的重要,真诚为孩子服务。至于制作传统文化的题材,更重要的是,历史文化传承要由童书阅读开始,要做出价值来,而不仅仅是个噱头,或者觉得小孩子的东西比较容易写、绘图、编辑,就都加入进来。
我们总说,童书创作是大创作,不是所谓的小创作。大创作的意思就是你要给传统文化做好记录,给少儿读者创作了一个舒适的认知过程,跟他分享。小创作是什么?小创作就是搞个设计,或者今天弄个杯子、加个把手,在表面画一些东西,那是小创作。大创作需要呈现一个完整的意义,为人类服务,对人的生命服务,通过创作,给儿童提供认知真理的通道。
13.小孩的东西难在哪里?
黄永松:编辑首先要知道孩子的成长规律,而不是说,我就写童言童语就行,或者觉得我们都是从小长大过来的,就自以为会做这个事情。因为你有的只是经验,大部分是感性经验,不能说在你的成长里加一点点,就丰富了,这不行。况且时代不一样,你要跟这个时代一起走。这个时代是可以给孩子很丰富选择的时代,你也不能不考虑后遗症,把所有的高科技电子化产品都塞过去,即便是所谓“传统”的东西,你也要好好消化,编辑出版良好的童书,借由阅读,把孩子教育成一个面向未来的主人翁。你是在教育未来的主人,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未来孩子的好老师。
14.具体该如何落实到产品中呢?
黄永松:我们制作童书时,要遵循一些基本要求。首先,找到永远不变的是什么?永远不变的是人性的本质,比如,健康、快乐、游戏、交朋友(社交)、爱家人,怎么跟世界相处,怎么成为一个被社会接纳的人,等等需求。所以我们在编制“小小百科”的时候非常清楚,现在编这些内容跟我们80年代编辑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往前走,有些题材需要调整,要做更好的展望。
15.可以讲讲正在改版的“小小百科”的情况吗?
黄永松:“小小百科”主要针对三到六岁的幼儿,以“五外”,即说故事、唱儿歌、猜谜语、做手工、玩游戏这五种形式,来关注他们的“五内”,即生理、情绪、语言、认知、社会这五大范畴的健康成长。我们还提出一个字,冠于全书之首,那就是“爱”,让幼儿在爱里游玩,在爱里学习,在爱里成长。这一框架的建立当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小小百科”关注的是幼儿的成长曲线,谈论的题目更为基础,教他们认识自己,认识家人,认识自己的听觉、视觉、嗅觉,进而再教他们认识自己的情绪,走出家门买东西,上幼儿园,爬山,等等。其中的很多经典理念在三十年后也是通用的,知识点的更动反而不多。
今日再版的重点一是将当时限于台湾地区的内容,在中国更广阔的地域内重新考虑。二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日常变化,如现在的幼儿已经不熟悉邮局、录音机,要相应调整,让他们有代入感。
从“小小百科”出发,让我们的编辑得到训练,我更想做的是《汉声小百科》的再版,它针对少年,里面涉及的科普内容很多,调整幅度比较大。虽然现在的科普有很多新的技术手段,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能让孩子们回归阅读的形式。
30年前,我们当时在台湾推出“小百科”,前几年,应已经长大的读者要求在台湾再版了。发布会时,我说,因为科技发展很快,没法及时更新内容,只能原书再版,我跟大家道歉。当时有一个老者站起来,对我说:“没有关系。”我特别惊讶:“为什么没有关系?”他说:“这个书,其实讲的是认识科学的态度,跟汉声出中国童话一样,都是在讲一种态度。有新的科技出现,我们就去其他渠道学就好了。”
我当时很感动,不过确实也是如此。这套书,不是在科普“硬知识”,而是在讲“科学跟人”的关系,即使它部分内容过时了,就让它成为科技史的一部分好了。当然,将来我们改版做大陆版,是要重新修订的,这个并不矛盾。
记 者 :孙 珏
-End-
如果你的微信更新了最新版本或准备更新版本,别忘了把我们“设为星标”哦!
推荐阅读
• 最全梳理 | 中国书业40年的重要事件和数据
• 中国出版主脉40年权威数据解读,值得保存!
• 稿酬、书号、教材、书店......你关注的书业变化都在这!
• 连续3年零售市场第1,2018年发行码洋逾12亿,这家社一手好牌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