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案 | 王志东：在章莹颖案中，我做了该做的事情

对那个殒命美国的优秀女孩章莹颖，亿万中国同胞一直难以放下;为了惩罚残害她的凶手，美国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司法程序。

在她的家人含着满腔疼痛和泪水前行的两年多时光里，有两个人的陪伴给了他们力量：一个是她的男友，另一个是她家人的律师。

2019年7月19日，残忍地摧毁章莹颖如花生命的凶手克里斯滕森终于被判处终身监禁。十几天后，在美国执业、在两年多时间内无偿为章莹颖家人提供法律援助的王志东律师回到北京。

在密集的工作排期之余，王志东于2019年8月3日接受了《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在美国为华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故事，讲述了代理章莹颖案的经历和难忘片段。

在两年多时间内，王志东陪伴着章莹颖家人经历了案件从起诉到凶手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全过程。

在此过程中，王志东经历了“FBI虽然把工作做得很充分，做了血迹和DNA鉴定，房子基本上拆得差不多了”却未找到遗体的揪心;在凶手被定罪后，他曾失控独自大哭……从此，他再也难以放下这个悲惨的家庭。

章莹颖案尚未落下帷幕。

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终身监禁，意味着案件的刑事程序尘埃落定。对章莹颖的亲人来说，“带她回家”的心愿尚悬在空中。对王志东来说，他正在通过索赔给章莹颖父母一份晚年生活保障。

“对莹颖这个案子，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觉悟，就会想到在后面的两年多时间要为她的家人免费提供法律帮助。”在2019年8月3日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王志东坦言。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王志东一直把章莹颖称为“莹颖”。

章莹颖于2017年6月9日在美国失踪后，王志东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从媒体上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事发不久后的一天，他在芝加哥代理的一起案件马上要开庭时，国务院侨办的一位领导给他打来了电话。“在电话里，侨办领导告诉我，失踪的女孩离芝加哥不远，她的家人要去美国，让我帮助一下他们，把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对他们做个解释。”王志东说。

作为中国侨联海外法律顾问，王志东在之前参加过该机构组织的一些公益活动。此外，他每年都会参与处理一些华人在美国遭遇不幸的事情，如自杀、车祸、重伤等事件。

“事情几乎都是挺惨的。”王志东说。

当遭遇不幸留学生的家人从国内来到美国后，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等机构的人会找到王志东。对这些遭遇惨痛事件的当事人家人，他能提供的帮助主要是“解释一下法律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可以打的官司”。

当国务院侨办领导联系他的时候，王志东以为这一次和往常一样，自己遇到的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

抱着这样的心态，王志东接手了章莹颖案。

章莹颖失踪一周之后的那个星期六，王志东和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工作人员一起来到芝加哥机场，迎候章莹颖的父亲、小姨和男朋友侯霄霖。

王志东知道，心急如焚的章莹颖家人到达美国后，会从芝加哥机场直接到伊利诺伊大学，他便决定在他们到达美国的第一时间“告诉他们法律方面的注意事项”。

“人还没找到，大家在机场见面后，他们就可以赶快去找人了。”王志东当时这样想。在芝加哥机场与章莹颖家人见面后，他在一辆车内告诉章莹颖家人与FBI打交道的注意事项，也告诉他们人已经失踪一个星期了，警方肯定会做采集DNA等工作。

把这些注意事项交代清楚后，王志东不忘安慰章莹颖家人：“别着急，孩子的事情很快会有结果的。”分手时，他告诉他们：“遇到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我。你们的事情，我一定负责到底。”

因为近距离接触了章莹颖家人并给了他们一份承诺，王志东开始对那个从未谋面的女孩牵肠挂肚。

章莹颖失踪10天时没有找到人，失踪20天时还是没有找到人。但是，在她失踪第20天的时候，把章莹颖拉走的那辆车找到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王志东当天就从芝加哥赶到了香槟市。

“车找到后，司机是谁很容易确定，案子很快就能破了。”王志东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事实上，当时只是找到那辆车而已。在案件“又没动静了”的情况下，他只好返回了芝加哥。

2017年6月30日，FBI和美国当地检察官办公室告诉王志东，称当天晚上要发布新闻。听到这个消息时，王志东正在办公室上班，当即开车往香槟市赶。

“到达香槟后，我得到的消息是‘当天抓了克里斯滕森，确定是他干的’。对于莹颖，FBI的说法是‘我们认为人已经死亡，但是没有找到遗体’。”王志东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语气中依然饱含遗憾。

这个坏消息突然到来后，章莹颖家人心中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了。在那个刻骨铭心的无眠之夜，王志东一直守候在章莹颖家人身边，在安抚他们的同时帮助他们接待闻讯而来的驻扎在芝加哥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记者。

从那时起，“找到莹颖并带她回家”成了家人锥心刺骨的痛点，也成了王志东一个心结。他用“内心非常纠结”描述寻找章莹颖遗体这件事。

“莹颖出事不久，她的亲人就来到美国。后来，嫌疑人被抓了，也确定是他干的，但就是找不到遗体，家人只好在美国住了四个多月。”王志东接受采访时说。同时，他也介绍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

出于中国政府从国家层面对在海外遇害的公民高度关切、数以千万计的国内同胞严惩凶手的呼声等因素，美国执法机关在办理章莹颖案时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司法程序——由联邦调查局即FBI配合联邦检察官进行调查，由联邦法院进行审判。

“在办案过程中，美国FBI和检察官办公室和我们沟通过许多次，告诉过我们一些他们了解的情况。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给我们讲。”王志东如是介绍情况。在办案过程中，FBI和检察官办公室联系受害方律师，是为了通过律师和章莹颖家人进行沟通。

作为受害方律师，王志东他们有权“随时在场”。但是，出于“既不能影响侦查，也不能影响以后的审判”的限制，他们对了解的办案情况不能对外公开。

对FBI也是如此，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只能公布凶手的基本情况，不能对外公布证据等情况。事实上，因为穷尽了他们拥有的手段却一直未能找到章莹颖的尸体，也是让FBI工作人员很没面子的事情。

虽然没能找到尸体，FBI通过努力找到了一条证明克里斯滕森是残害章莹颖凶手的完整证据链。正是据此，联邦检察机构将案件起诉到了联邦法院。

克里斯滕森绑架并残害章莹颖一案，由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域联邦法院审理。

把克里斯滕森押上审判台的过程，堪称艰难。

在侦查阶段，FBI虽然找到了章莹颖上了克里斯滕森所驾车辆的录像、在他的住处提取到了章莹颖的血液等证据，但是，他们曾面临两大障碍——克里斯滕森“零口供”，章莹颖的遗体下落不明。他们必须建立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检方才能起诉。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把证据链建立起来实属不易。通过很多证据，最后才把这个圈画圆了。”王志东在案件尘埃落定后接受《法律与生活》采访时依然感慨不已。

最初，检方以绑架罪对克里斯滕森提起诉讼。到2017年10月，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检方追加指控其涉嫌谋杀罪，追加指控后的罪名成为“绑架致死”。

绑架和谋杀两项罪名叠加，意味着等待克里斯滕森的刑罚包括死刑。在美国，对死刑的指控和判决都极为艰难且审慎。对克里斯滕森以死刑罪名进行起诉，需要美国司法部部长的批准。

2018年1月19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布公告，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司法部部长塞申斯批准了检察机关对克里斯滕森以死刑罪起诉的申请。”

追加了谋杀这项罪名，意味着对证据的要求更高了。

在证据链的“圆圈”一点儿一点儿闭合的过程中，王志东的注意力一直为之牵引。2019年2月13日这天，他在转发一条与证据有关的报道时，相关评论就是“证据链正在形成”这几个字。

每当有一些“动静”，饱受煎熬的章莹颖家人都以为案件很快会开庭。事实却是，开庭时间一拖再拖。

“第一次确定开庭时间后，又因变更审判地点延迟。后来还出现一个插曲，原来审理案件的法官因为自身行为问题被换，加上辩方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要求延迟，这样一连串的变故使审判一次又一次被延期。”王志东在介绍审判经过时说。

后来，案件终于被确定在2019年4月开庭，但辩方又以他们的心理专家“不能参加这个时间的庭审”为由，要求将开庭时间延迟到7月。由于检察官不同意辩方的意见，法官折中处理，把开庭时间定在2019年6月。

就这样，案件拖到章莹颖失踪整整两年时才开庭。

“这漫长的两年时间，对莹颖的家人是非常大的煎熬。所谓的公平也好、正义也好，得及时兑现。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对家人来说是一种伤害。”王志东说。

在提及办案时间一再拖延这件事时，王志东再一次提到迟迟没能找到遗体这件事。“没有找到尸体这件事，FBI挺丢人的，他们自己也知道。”王志东说。他也知道，FBI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但是，他们缺乏中国国内随处可见的摄像头。

据王志东介绍，关于监控摄像头安装问题，在美国一直存在支持与反对两种声音，反对安装的理由就是“保护公民隐私”。由于反对力量占上风，美国的监控设备特别少。

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幸亏FBI当时说动了克里斯滕森的前女友，让她佩戴窃听装置把凶手杀害章莹颖的描述录了音，才部分化解了没有找到尸体的尴尬。

就这样，在“一没有口供，二没有尸体”的情况下，案件进入庭审程序。

“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克里斯滕森定罪，非常不容易。” 事后王志东慨叹道。

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对克里斯滕森的审判需经过遴选陪审团成员、定罪、量刑三个阶段。

为了亲眼看到杀人凶手被绳之以法，章莹颖的家人于2019年5月23日到达美国。

2019年6月3日，章莹颖被害案开庭并进入定罪审理阶段。这一阶段的重要工作，是检方和辩方进行开案陈词及检方展示证据。这期间，王志东陪同章莹颖的家人一起出庭。

定罪审判第三天，章莹颖被害案最关键的证据——克里斯滕森对他的前女友说自己绑架并杀害了章莹颖的录音呈现。

原来，案发后，克里斯滕森前女友勇敢地答应为FBI做线人。在携带窃听器的情况下，她与克里斯滕森之间有9次对话。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对话发生在2017年6月29日。这天，当地华人为寻找章莹颖组织了一场烛光晚会。在活动开始前后，克里斯滕森向女友描述了杀害章莹颖的事实和很多细节。

毫无疑问，这条录音对检方指控和法庭审理这个案件都是最重要的证据。因此，检辩双方在庭审中围绕这条录音展开了激烈争论。

最终，克里斯滕森在2019年6月24日这天被法庭判定有罪。

这一天的庭审结束后，王志东与章莹颖家人分手，起程回芝加哥。车启动不久，王志东积蓄已久的情绪爆发，无法抑制地在车上大哭了一场……

在克里斯滕森被抓后，到底能不能定罪这件事，一直悬在空中。在凶手终于被定罪后，受害者家人和为之奔忙了两年多时间的王志东总算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

“这种压力，延续的时间太长了。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帮助莹颖家人。现在，罪犯被定罪了，总算对他们有了一个交代。”王志东回忆往事时说。

定罪之后，庭审进入量刑程序。

众所周知，章莹颖被害案的审判采用了陪审团模式。12名陪审团成员遴选完成后，先通过参与庭审进行定罪。在定罪阶段，12名陪审团成员按照本案适用的法律，一致认定克里斯滕森有罪。

在量刑阶段，对克里斯滕森所涉绑架致人死亡罪的刑罚，有终身监禁和死刑两种可能性。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的规定，必须在12名陪审团成员一致认为应该判处死刑时，才能对凶手作出死刑判决，否则只能对其处以终身监禁。

据王志东介绍，2018年10月，FBI和美国检察官团队带着翻译人员专程来中国取证，王志东也陪同这个团队回到中国。美方办案人员在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的配合下，先后在北京、上海、福建、广州四个地方取证。

行程中，美国方面的办案人员与十几个人谈过话。他们包括章莹颖上中学、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同学及朋友、老师和家人。通过他们证明“章莹颖是个什么样的人”，以此作为量刑阶段的参考资料。

在FBI和美国检察官团队代表国家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辩护律师也在组织凶手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证据。

最终，因12名陪审团成员中少数人不同意判处克里斯滕森死刑，其侥幸地获得了终身监禁的判罚。

终身监禁的判决结果，对章莹颖家人来说，意味着对亲人报仇雪恨的愿望没有达成，意味着难以言说的痛。但是，透过章莹颖父亲在案件判决后的发言，他们展现在世界面前的是尊重法律、克制愤怒的良好形象。

这一切，与王志东所做的工作密不可分。无论是在撰写那份发言稿时表达对办案各方、特别是克里斯滕森前女友作为证人的感谢，还是在接受判决结果的解释方面，王志东的工作都细致入微。

克里斯滕森被判决终身监禁后，王志东并没有停下帮助章莹颖家人的脚步。

2019年8月19日，在王志东的参与下，章莹颖家人在伊利诺伊大学发起成立了以章莹颖名字命名的“莹颖基金”，用以给遭遇意外的国际学生或家人提供生活费用等资助。

在此前的2019年6月7日，王志东已联手芝加哥一家代理人身损害赔偿案的知名律所发起一场民事诉讼，被告是克里斯滕森和伊利诺伊大学两名曾为他做过心理咨询的心理咨询师。

“2019年3月26日，我们和检察官开会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克里斯滕森曾到学校做过心理咨询，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一次为莹颖家人通过民事诉讼索赔的机会。”王志东告诉《法律与生活》记者。

对民事诉讼在距离为期两年的诉讼时效还差两天时发起，王志东同样用心良苦。因为刑事案件尚未尘埃落定，他们担心起诉两名心理咨询师会给辩方留下“连被害人家人都认为凶手有心理问题”的口实，所以诉状拖到了不得不提交时才提交。

克里斯滕森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穷光蛋，不仅没有存款，而且还有债务在身。那辆把章莹颖骗走的车系贷款购买，尚有余款未还清;而杀害章莹颖的犯罪场所——公寓是租来的。

伊利诺伊大学两名曾为克里斯滕森提供心理咨询的咨询师之所以成为被告，是因为他们在诊断出克里斯滕森有一定心理问题后，却放任他出现在社会上，以至于酿成章莹颖被害案。因他们是伊利诺伊大学的雇员，学校也有连带责任。

“我们希望也相信学校愿意和解。如果学校愿意和解，拿出一些钱，对莹颖的父母都是一辈子的生活保障。”王志东说。这应该是他为章莹颖父母争取受害赔偿的初衷。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这样的事实，即在两年多交往中，章莹颖家人在王志东心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他做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帮助章莹颖的父母从伤痛中走出来并坚强地走下去。“他们的生活是永远改变了。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尽可能地减少一些伤痛。”王志东说。

“很惨，非常非常惨。”王志东在描述章莹颖家人的状态时如是说。

王志东一直记得章莹颖的父亲在2017年刚到美国时的一个场景。他到达万里之遥的美国不久，知道女儿不在了。那时，他的住处离女儿生前住的地方不远，走一段路就能到章莹颖生前住的地方。于是，他走到那里后，就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女儿生前住的房子的门洞，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站就是一整天。

“我们看着，心都碎了。”王志东说。他站在章莹颖父亲的位置上换位思考，想到对方是一个善良农民，不懂法律，不懂英语，在当时的情景下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这位沉默寡言的父亲心里的痛，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在谈到章莹颖母亲时，王志东突然低头沉默了一会儿，说：“莹颖的妈妈特别可怜的地方，是所有的人，包括我，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告诉她真相。她的痛苦，是通过别人言谈举止中的一些反应来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王志东介绍，章莹颖被害后，别人早就知道真相了，就章母不知道。因为担心她无法承受，章莹颖的爸爸和弟弟把自己知道的很多细节隐瞒下来。对这个不识字的可怜母亲，王志东也是关照有加。开庭时，他特意叮嘱翻译，在翻译章莹颖被害过程时不要细致描述。因此，直到如今，章莹颖母亲只知道女儿没了，但不知道更多细节。

这位可怜母亲的遭遇，也牵动了一位陪审员的心。

在作证的时候，这位陪审员突然起身冲出法庭的情景曾引发关注。这位陪审员的女儿在空军服役，她和丈夫到空军基地看望女儿时，一家三口只有一间房子。当时，丈夫睡在地上，陪审员和女儿挤在一张床上。章莹颖母亲在作证时，讲到女儿在家时的场景：“她晚上总是在阁楼上学习，常常是我已经睡了，她才休息。不管多晚，她都要轻手轻脚地来到我的房间，爬到我的床上，跟我一起睡。”在庭审的证据展示阶段，法庭展示了章莹颖母亲的录像。那位女陪审员听到章莹颖母亲在画面中说“我想看着女儿穿上婚纱”“我想当外婆”时，情绪失控，冲出了法庭。

深深触动王志东的人，包括章莹颖的男友侯霄霖。对这名当年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从中山大学保送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的年轻人，他的评价是“非常真诚、善良、理性、聪明”。

“如果没有侯霄霖的帮助，莹颖家人怎么度过这场灾难更难以想象。”王志东说。他毕竟主要负责法律方面的事情，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章莹颖家人身边。而包括买机票、接待记者采访、日常出行、去芝加哥参加活动等，几乎都是侯霄霖在安排。

据王志东介绍，这名对章莹颖感情深厚的青年才俊已经回国。他未来的安排，是去甘肃农村做两年支教工作。

对章莹颖的家人，王志东注定难以放下。“我不会忘记莹颖父母。五年或十年之后，等别人都淡忘这件事了，我还是会去福建看他们。”他如是说。

其实，在代理案件期间，王志东曾两次去章莹颖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的家。一次，是和美国FBI和美国检察官一起去取证;另一次，是和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ABC电视台记者一起去录制节目。

据王志东介绍，章莹颖被害案在美国的影响也很大。为记录这起案件，ABC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的工作人员专程来中国采访。他们原本想做一个长度为一小时的纪录片，完成采访后改成了一部长度为两个小时的纪录片并定于2019年秋天播放。

这部纪录片在呈现一位聪明善良的中国女孩章莹颖惨遭杀害的悲剧时，也许会带给她的亲人走出伤痛继续前行的力量。

如果说生活，有的时候要适应。王志东说，“我现在到哪里，人家都说你是代理章莹颖那个案子的律师，你上电视了，是名人了。对我来说，我并不喜欢这个，我更喜欢人家说这个人是老王、王大哥、王律师，没必要说案子本身的事情，但是避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