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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变者：回首与重访》，
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9年5月。
著者：李礼，资深媒体人，法学博士，现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著有《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求变者》等。
以下内容选摘《求变者：回首与重访》第二章“中西”，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人的热血，已被过去20余个世纪的思想训练弄得冷却凝固。
——赫德
一
汉口很早便跻身19世纪中国最热闹城市之列，1850年代到此的外国人惊讶于它的巨大，开始将其与伦敦、江户相提并论。城市史学者罗威廉估算这座城市人口可达150万人，而那时只有伦敦和巴黎人口超过百万。太平军到来令汉口损失惨重，凭借地理优势它不久再次恢复元气，继续充当举足轻重的华中商业枢纽。不过，直到张之洞到来后，汉口才真正开启工业化之路，此前人们只能在英租界的几个外国工厂里看到新式蒸汽机器。
“我很少看见过比这里还要美丽的城市风光：狭窄的街道堆挤在几乎连成一片的顶棚底下，无数幅金色招牌组合成一幅闪着金属光泽的图画；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店铺把街道打扮得多姿多彩，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情趣。美中不足的是街道太过拥挤，数不清的中国人围拥在我的身边。”1897年11月2日，德国公使海靖的夫人以赞赏口吻描述汉口，称这里的人与北京的中国人相比，“看上去要干净许多，衣着也很讲究”。而总督给她的印象则是：“张之洞看上去就像一个贵重的象牙小人，而他长长的胡须又有些犹太人的影子。”到了1909年，沿长江上溯旅行的英国记者埃德温·约翰·丁格尔来到汉口，断言“世上再没有哪个中心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前景能比汉口更光明了”。根据汉学家周锡瑞统计，1899年汉口工人为1000人，5年后超过10000人，民国初年达到30000。
机器轰隆，江声浩荡。织布局和新军这样的事业远非一朝一夕可就，四处调动的张之洞拖着自己的机器、外国顾问和理念四处奔波，最终在湖北开花结果。他相信在新机器和新政的撬动下，国家即将转入复兴之路，而训练新军看起来比发展织布局更为急迫。湖北练兵与众不同之处，首先体现于如下首条要求：“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包括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在内，军官们招募新兵时均坚持上述文化要求。家境富裕的年轻人1900年后纷纷出国谋取洋功名，另一种风潮则是加入军旅，其中包括众多乡村秀才，他们本想进入武昌新式学堂，结果发现难以迈过学费门槛，因而转投军队。在那里，知识资历意味着很快能够成为一名下级军官，待遇不菲。新式教育和新军就这样带来了此起彼伏的挑战与机会，令湖北新军素质渐成国内一流。引发辛亥革命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更是新军中的知识阶层，黎元洪正是被他们用枪顶着当上叛军首领。这些人使用西方武器，穿着新式军装，令人想起伊恩·布鲁玛笔下明治时代的日本青年，他们“接触现代性的渠道不是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也不是追求自由言论的社团，而是军队”。
在北方，新军驻地被要求远离天津租界，因此很难被租界生活和开放的信息感染。上海这样得风气之先的城市虽有武装驻扎却非新军，而是相对保守的军队。比较之下，湖北新军很难隔绝革命思潮影响，特别是武汉激进报纸日复一日的批评之声。早期军队里的革命者主要来自日知会和科学补习所，科学补习所成立于1904年7月，核心人物包括胡瑛、刘静庵、宋教仁、张难先和曹亚伯（张、曹二人的回忆后来变成辛亥革命重要文献）。那一年10月黄兴筹划长沙革命失败，这个组织受到波及而解散，不过当局的主要惩罚只是把“文书”宋教仁开除。随后他们改头换面为“日知会”，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堂所设日知会阅报室作为掩护，事实证明此举十分明智。当日知会1907年遭到告发，圣公会教堂和美国的干预让几位领袖免于死刑，被判入狱的革命者几年后一跃成为革命元勋，除了刘静庵1911年6月死于狱中。
1909年12月13日，张之洞刚刚去世，一个新组织——“群治学社”在武昌小东门茶馆里成立。这个底层军士组织是军中同盟会的后续，后者存在时间不长且与大本营缺乏明确关系。从日知会到群治学社以及其他更小的社团，“反抗”的力量在军中暗自蔓延。武昌起义前究竟有多少士兵秘密加入了革命党，历来说法不一，得到更多认可的数字约为5000人，约占新军总数1/3。换句话说，“革命党华中分部与第八镇几乎是个同义词”（陈志让语）。
军人的开放思想与桀骜不驯直接影响武昌起义的爆发和走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即使没有参加起义，也拒绝对抗造反士兵。“不！我们不打自己的同胞。”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们不打我们的同种同族！”严复观察这场革命，发现这里的现代军队大多由湖北人充任军官，“这些人先在张之洞创办的军官学校中受训，而后或在湖北由日本军人加以训练，或被送往日本学习军事”。他们“吸收被曲解了的爱国主义的真理”，因此霎时将大清王朝推向绝境，“进而将中华帝国碎为齑粉”。
二
1905年，即将出国考察的五大臣北京遇刺，湖北的《楚报》赞扬暗杀者吴樾堪比历史上那些著名刺客，嘲讽大臣们短期内不可能学好宪政。这个报纸设在租界之内，忍无可忍的张之洞通过英国警察逮捕主编。武汉报刊（比如《公论报》）以大胆著称，且经常激怒外国人士，令官方头疼不已。这种势头持续到1911年，当年创刊的《大江报》更加勇敢，它曾刊发“张统制”一文，附漫画讽刺第八镇统制张彪，称其“是虎非虎，是彪非彪，不伦不类，怪物一条”，公开讽刺此人与张之洞的关系：“有恃洞护身，为国之妖”。报纸上的新思想和批评气概无疑培养了一批眼界开阔的读者，其中很多人是学生和士兵，日本留学归来者加入了报纸出版队伍，那些“在日本的学生杂志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们回到中国之后参加了迅速发展的中国新闻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上了教师和新闻记者并宣传激进思想”（周锡瑞语）。
《湖北学生界》是东京留学生反抗思想策源地之一，它的创办者多为张之洞派遣。张不仅热衷于提倡赴日留学，也是废除科举教育的幕后推手，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是另两位重要推动者。毫无疑问，就政治资历和对知识界影响而言，张之洞的号召力无人能比。身为多年清流领袖，他对文教制度的态度被认为慎重而可靠，因此潜在杀伤力实则最大。
即使不算教会学堂，废科举和设学部（1906年）之前中国实际已有各类学堂8277所，学生超过25万人。如果追溯到传教士办的早期学堂，新式教育更是由来已久。官方科举改革道光年间已经启动，至光绪年间仅官员所提改革方案已多达18种。其中著名者如1870年闽浙总督英柱等奏开算学科、1875年李鸿章建议科考加试自然、算义，以及1884年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包括制造、算学）。不过“新学”和学堂得以真正制度化却绕不开张之洞。他主导了重订学制，其中纳科举于学堂之举正是废掉科举的致命一步。张之洞的主张很清楚：救时必先变法，“变法必自变科举始”，这一点在“江楚会奏”里已毫不隐晦。这并非庚子之乱后他对中央改革意愿的临时回应，而是早有考虑。1890年，张依靠两湖茶商捐助在武昌都司湖畔创建两湖书院，从湖湘两省每年选取学生200名；1898年，他派遣姚锡光赴日考察日本学校体制，张之洞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抱有浓厚兴趣，这种兴趣尤其聚焦于军事和教育。“出洋一年，胜似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他呼吁选择同文同种、费用低廉的日本留学，这鼓励了众多中等家庭加入留学大军。镀金者虽然混迹其中，却并不影响一个新潮流的到来：以日为师。1898年至1911年，在一次流产的变法和一场成功的革命之间，不少于2.5万名留学生前往日本，构成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场知识人口流动。
赴日学生从1900年的不足200人，一路高歌猛进，至1905年废除科举前后攀上高峰，1905年和1906年人数达8000人（据实藤惠秀），另有统计认为1906年留日学生高达12000人，这股热浪一直持续到1912年。踏上东瀛的中国年轻人忐忑不安，激动不已，快速消化着扑面而来的新观念。从天而降的新思想令人耳目一新，刚好对上自卑求变的胃口，他们转而迷上疯狂翻译日文图书。在漫长的中日交流史上，中华素以文化宗主国之姿俯视日本。即使把目光投向距离明治维新最近的江户时代（1603—1867年），200多年里日本翻译中文书籍109种，中国所译日文书仅有区区4种。如今形势颠倒过来，张之洞“译西书不如译东书”的号召很快变为现实。超过1000种日文书籍在1896年至1911年间被译成中文，其中转口翻译的西书为数不少，而且还出现了“作新社”这样旨在翻译政治思想的专业组织。对官方来说这显然有点情况不妙，它意味着学习知识开始转为表达异议和反抗。
比起华盛顿、马志尼这样的西方人物甚至日本“志士”，中国的领袖看来都像风烛残年的老人（史扶邻语）。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打算自己承担历史重任，出版报刊成为他们的主要手段。慢慢地，各省学生刊物竞相发言，且“以不言革命为耻”（邹鲁语）。日本出版的中文期刊不少于97种，很多设有国内代派处，比如《湖北学生界》除了日本横滨，尚有武昌、上海两个总发行处。年轻的编辑耳闻目睹日本新闻业，刊物从栏目到美术设计均领先于国内，而它们多为杂志这一事实则很好说明了强烈的议论需求。留日群体的办报热情出现过3次（1903年、1906年和1907年），背景却大不相同。第1次出自中国学生抵抗俄国的爱国主义，后两次则明显带着政治不满和革命情绪。不过出版者的流动性和热情一样大，不少“编辑”“记者”纯属心血来潮，多数刊物只能存续一年半载，20余种甚至只出了一两期，超过1年的仅有9种，至少6种遭日方查禁或被迫停刊。日本政府对留学生、流亡革命者的同情和反对，一直处于摇摆之中，但最终无法超越外交利益这一底线，比如《民报》停刊系日本警察总监奉内务大臣之命加以查封，后者很大程度上根据唐绍仪访日所提要求。此外，日方之所以在1905年11月2日出台《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收缩对留日群体的保护转而与中国政府合作，也是基于日俄战争后谋求中国东北地区利益。这个规则原名《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实际系清政府要求。借助日本管理“不良”青年的构思，可以追溯到几年前张之洞与日本驻华公使所订的《约束游学生章程》。
张之洞对留学生的变化早有觉察，自立军失败后他对上海国会参与者发出警告，其中《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顺便警告了几句留学生，因为他发现年轻人到了东京“竟为康党所煽惑，潜与结交”。1906年，在一封秘密电报里张之洞担忧地告诉吏部尚书鹿传霖：“现在各报馆皆称，各学生为中国将来主人翁，存心叵测。将来裁判，必用东洋法政学生。是天下大权，全归于数百名学生矣。”张之洞主张的《约束游学生章程》，一言以蔽之就是强化中国驻日公使馆的“约束”能力，按照这个规章学生需清国公使馆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一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公使馆同意（第四条），借此打击激进分子的意图十分明显。那时，留学生不“安分守己”在东京早不是什么新闻，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公开评论说，清国留学生“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
输送留学生出国可能事与愿反，但张之洞并没有退缩，他坚持甄别和实行更加严格的规范，而非废除留学制度，只有那些严重违纪且“无悛改之望者”才会被勒令回国。不过他确实日益为此不安，深感留学生大患无穷，未来或将失控。
三
晚年张之洞对“新学”异常敏感，一些新名词令他十分不满，比如“公民”二字。清末遗老胡思敬曾有生动记载：“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张）裂稿抵地，大骂。”
和“公民”类似的“国民”一词很早就出现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此后被使用得越来越多。“国权日削，国民日围”，1898年保国会将这句话写入章程。国民、公民这样的指称或自谓，显示晚清中国一种新政治文化正在萌生。新名词和各种主义依托海外和租界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它们被视为“先进”文明并化约为简单口号，争先恐后地宣传个人权利、民主和自由。由于关系国家富强或普遍社会福祉，因此颇能迎合社会心理。日本翻译过来的新词更新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表达内容和思考框架，“社会”“政府”“真理”“主义”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语。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命名是一场永不停歇的争斗，其目的是以象征符号巩固合法性。”官方意识形态在这场观念竞争中很快败下阵来，难以与舶来品抗衡。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思想、新名词不仅暗含新的权威，也变成对抗统治者的思想资源。“当数年以前，人民虽无新智识，然是非善恶，尚有公评。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政治立场暧昧的刘师培如此慨叹。
“公民”意识和抗争姿态让张之洞不安，也流露其内心底线所在。早在1900年，沈翔云被公推执笔撰写《复张之洞书》，回击其《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其中一句可谓切中要害：“不知国家与朝廷之区别。”这可能是张之洞一生难以打碎的精神镣铐，尽管他对时局保持敏锐，国际视野相当开阔，却始终怀有一颗古典心灵，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如何看待个人权利上。现代个人权利的正当性来源已从民权君授转为天赋人权，并且与古典“道德”、伦理脱嵌，这种分离某种意义上正是一种现代心灵特征，却令张之洞这样的儒家大臣倍感不适。
“民权”一说素为官方所厌。1903年，《北洋官报》用恶狠狠的语气说：“吾恶吾国之言民权者。”张之洞警惕“民权”已久，莫理循注意到《劝学篇》引起的轰动，不过提醒说，人们如果看到这位总督写的“不许行民权的五个理由”，就可了解“中国政治、经济混乱和改革受阻的部分原因”。据康有为称，1898年谭嗣同奉旨北上时拜会张之洞，张如此问道：“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可见他几乎把“民权”视为一种叛逆之姿。然而围绕“民权”爆发的一场争论显示，新的时代潮流已不在张之洞这一边。1896年10月，汪康年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文字之大胆足令各界惊愕，因此有学者称“汪康年原系激进分子”（黄彰健）。汪系张氏幕府旧人，敏感的张之洞随后发表《劝学篇》“正权篇”，实则对此加以驳斥，他痛称“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然而很快有两个人站出来公开反击张之洞，提醒读者说“民权者，以众得权之谓也”。撰文者何启、胡礼垣使用的武器是现代民主中的“数量政治”，他们以此挑战寡头统治和贤能政治，直接将人数多寡奉为新真理。“如以万人之乡而论，则五千人以上所从之议为有权，五千人以下所从之议为无权。以中国四万万人而论，则二万万人以上所从之议为有权，二万万人以下所从之议为无权”。（《新政真诠》）如此直白的草根权利主张，显然非张之洞之辈所能接受，但越来越多的人却对此抱有兴趣，并视为理所当然。实际上，“权利”观念经《万国公法》翻译、传播以来，至戊戌变法前后已从国家转向个人，自我觉醒的时代汹涌而至，难以阻挡。正如1903年第一期《中国白话报》写的那样：“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情全是我们百姓的事情。”
张之洞写就《劝学篇》的18年前，福泽谕吉将自己1870年代的17篇文章结集出版，恰好同样命名为《劝学篇》。“天未造人上之人，亦未造人下之人”，这位日本思想家呼吁的时代精神却更加突出人权和平等，与学习器物、制度、文化的中国次序不同，他走了一条相反道路，首先着手文化或者说“心灵”。对背负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精英而言，这或许显得夸张而耻辱，看上去也无此必要，至少对成长于19世纪的儒家政治精英来说如此。张之洞反对背道忘本，无论在观念还是操作层面上，他或许想过以西援中、西体中用这种事，但圣教兴废关系中华安危的观念重新主导了晚年张之洞。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1911年帝国大厦轰然倒下时，不少旧臣故吏首先想到的却是骂他。（小标题顺序与原书有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