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我的老公是刘震云

郭建梅走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羊群在她的身后，远山迷蒙，寒气袭人。“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画面里传出郭建梅的声音。这是央视播出的芬必得公益广告的一个片段。

事实上，郭建梅从1995年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是14年了。

广告在审查时还遇到点小麻烦，因为画面上出现了农民工三根被绷带包扎的受伤指头，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画面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实是，在郭建梅办案的过程中，所见之情形不用说是三个指头受伤，“胳膊腿掉了的都有。”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里。这里一年的租房费用10万元，并不算贵，北京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一年花掉的房屋租金达上百万元。

郭建梅接拍这则广告获得的酬劳是100万元人民币。她没给自己留一分钱，所有钱都捐给了中心。这笔钱能加快中心公益事业的拓展：从妇女扩展到其他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下岗工人、残疾人等等。一个公益律师网络将会被建立起来。对于是否要接拍这个广告，郭建梅一直非常犹豫。她不想让自己所做的公益事业带上商业的成分。她的丈夫——— 作家刘震云——— 也劝她最好不要接拍。

最后还是接了。“这样可以把公益律师推向大众，让大家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刘震云靠得住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县。双鱼座，A型血。“这样的人会很执着。”

在河南老家，她的奶奶43岁去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她又冷又饿，就是不敢吃馍啊。”奶奶的死，让她思考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我跟刘震云和我女儿在内，在街上遇到要饭的，都要给人搁上一块钱。”

郭建梅跟刘震云出去的时候，看着农民工扛着大包从面前走过。刘震云会说，你看，这就是我兄弟。“当年我们如果没有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就是另一条路。”

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

她在北大一位同学的宿舍里认识了刘震云。刘震云和她是河南老乡，高她一届，读的是中文系。在她的印象里，中文系的人比较浮躁，靠不住。

但刘震云表现得很好。郭建梅大三过生日，家里很穷的刘震云给她买了两朵8毛钱的塑料花，还有4个烂梨。“那个梨还有破洞呢，5毛钱一堆的那种，就这样的梨，不知道省了多少天他才省出这些钱来。”她觉得这些梨特别好吃，“感觉他真诚、善良。”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她的妈妈上楼下楼。“有一次，我觉得他真的是背不动了，站在那里，我在那里扶着。”郭建梅回忆当时的情形。

她妈妈说，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舍得吃，一个肉包子都不尝，都给我们吃，他自己去吃馒头。

扔掉了铁饭碗

1983年郭建梅北大毕业后，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之后，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步入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妇女权益的保护受到关注，《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于1992年4月颁布。郭建梅曾参与了这部法律起草组的工作，并与人合著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指南》。1994年，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开始建立，弱势群体开始获得法律援助。

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Women’sRightsareHuman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那次大会，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一样，“像找到了亲人”。

她回去告诉刘震云，NGO的工作太适合我了。刘震云听了之后说，只要你快乐就去做。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劝她说，一般律师都不好当，别说公益律师了。大多数人都对她的选择持反对意见。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还过于惊世骇俗。

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郭建梅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老师一起，组建了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中心最早获得的资金，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捐助的3万美金。

患上了抑郁症

今年3月，来北京访问的希拉里第六次接见了郭建梅。2007年3月，希拉里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颁发了“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当年全世界有8人获此荣誉。希拉里曾来过郭建梅的中心访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来过。

在郭建梅看来，中国NGO的发展，经费倒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NGO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果现在申请成立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的话，会比较顺利。如果想申请成立公益律师事务所，希望很渺茫。我们的律师网络里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律师，很愿意做公益案子，但社会的激励机制在哪里？保障在哪里？办案中的艰难，不被理解，不被支持，你希望推动某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遇到的却是铜墙铁壁。”

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

那段时间，她经常哭，对刘震云说，不想再继续干这件事了。“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这个社会，结果被人家一脚踢了出来。凭什么这样做啊？我有这样的义务？别人说我精神病，说我炒作，说我想出名，这么多屎盆子往我身上扣。”

郭建梅去看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刘震云开始也不理解，为什么干这么点事情就得这个病了？你看我当初被退了这么多稿子都没抑郁。”

他说我很伟大

有一次聚会，郭建梅和刘震云都在。别人问刘震云，觉得你老婆怎么样？刘震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她特别伟大”。“之前我从来没听他在别人面前这样说过我。”郭建梅说自己特别感动。

郭建梅有时回到家后抱怨，现在特别的累。刘震云就对她说，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应该叫苦。刘震云每天早上都坚持跑步，下雪天也跑。前段时间，在刘震云的带领下，郭建梅也去跑跑步。“最近刘震云和我下棋，你说下什么棋？军棋。他已经赢了我5盘了，听起来像小孩的游戏，但我们俩享受着其中的乐趣。”

郭建梅还是学生时喜欢画画，现在她觉得爱好都被限制住了，“等我老了给自己弄个画室，画点画，学学古筝什么的。”

刘震云的爱好有点不一样。他的爱好是到村子里走，跟村民聊天，手里拎着个小本记录。刘震云的成名作《塔铺》写的是他家乡的一个地方，他带着郭建梅和女儿去那里转过好几次。

前段时间，中心开了一个公益律师的研讨会，一个律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才36岁。“那个律师在会上出事的时候，我正好特别累，身体感觉很不好，就去做了一整套检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才不枉费一生？我不想做商业律师，不想做家庭妇女，我就想做现在的事，这样才快乐。”

去年，她参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在她同学中，有当了大官的，赚了大钱的，成了大教授的。有同学问，建梅啊，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

她现在不怕别人说了，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除非走不动了。”走了十几年，她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