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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工匠精神”这个词，我立刻想到的，就是郭葆昌。他督造的洪宪瓷登峰造极（福开森评价为“近代最优美之瓷器”），他监制的《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
（后文简称《名瓷图谱》）因装帧之品位高雅、印制之精良不苟，被誉为“民国第一书”。从他的作品里，我们能看到他对美感的热烈追求。而且他绝非坐享其成的空头指挥家。制瓷器时，他是“于制造瓷器之工作，如取土练泥调釉以及上釉绘画诸事，均一一详细调查，至与工人画手同起居，是以洞悉彼等艺术内之秘诀”（福开森《悼觯斋先生》）；印书时，他是“书之纸由郭君本其经验指授方法，就原产地江西铅山县与福建崇安县交界之分水关内外选匠督造，其料为新发嫩竹，纸帘按书页大小特制，系依南唐澄心堂造法，砑花于上下端，并标明‘觯斋制’字样。纸质无论在何气候中，皆能历数百年而不变，且砑印若干次，而纸面愈见光泽，一无损伤，故于彩印最为相宜”《名瓷图谱》印出后，《许宝蘅日记》1932年1月1日记载：“郭世五来，以所印《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见赠，项氏原谱系彩画，英人得李氏摹本，曾经影印，世五亦有李摹本，加以校正，以彩色印之，首列釉色名品表，其所用颜料虽多取外国而亦参以中国之品，惟白色以砗磲研粉和以珠粉制成最为精美，其纸亦于闽赣间定制，不知者或认为外国品，而外人则以为彼所不及，此册经历二年有余始印成，靡款十八万元有奇，购机制纸，教授工作，皆世五精心独选，可谓中国印刷开创者，外人颇重视之，恐国内尚少知者，每册售价三百元，余以题写封面，得享此厚馈。”《刘半农日记》说：“赴孟端胡同郑瑞生家之宴。见所藏郭世五影印项子京古瓷图谱，印刷之美，虽未必绝后，要之空前。然书仅一册，而卖价至三百元，犹说赔本，亦何苦来。”可见此书之精美，令人震惊。
而该书定价三百元，尚且赔本，确实匪夷所思。关于该书的印数，之前一直没见到有说服力的史料。直到去年年底在保利公司的秋拍上，出现一通郭葆昌的觯斋书社致日本书店的代售书信，其中明确说道：“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印五百部，每部定价华币三百元；凡书店代销者实收八扣以二成为代售负责酬金。如在本社零购者，仍照定价无扣。此中国售书规章也；贵国代售书店一同上项待遇；欧美各国购定者已三百余部矣。”
五百部乘三百元，是十五万元。距离成本十八万元（如果郭葆昌没有夸大的话）确实尚有三万元的亏损。而三百元的定价，以及十八万元的成本，在该书出版的1931年是个什么概念呢？
当时书店里销售的普通书，比如同样出版于1931年的徐志摩诗集《猛虎集》，平装本定价是七角，精装本一元。根据邓云乡的文章《六十年前北京人经济生活杂述》：三十年代前期，小学校长月薪一百元；北大清华毕业生起薪八十元；北京一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六元房租（可租三间厢房），可维持小康水平。可见一本《名瓷图谱》的定价维持一个小康之家一年的生活费毫无问题。
而成本十八万元更是个惊人的数字。我们知道，1928年傅斯年恳请中央研究院买下李盛铎藏明清档案（即所谓八千麻袋），只花费了一万八千元。1929年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收购陶湘藏各类丛书五百九十一种，二万七千多册，也不过三万一千元。也就是说，郭葆昌在这部书上的投资，足以买下以上所有珍本，尚绰绰有余。这是真正的不惜工本。
根据聂婷著《福开森与中国艺术》，《名瓷图谱》的出版得到了福开森经济上的支持。福开森于1929年刚刚以七十万元的价格出售了他在《新闻报》的股份，因此他的手头变得非常宽裕。而他出售股份的时间点恰好与他跟郭葆昌决定合作出版《名瓷图谱》的时间点一致，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觯斋先生做任何事皆追求极致。如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并不以收藏书画见长的郭葆昌却能将书画藏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中秋贴》和《伯远帖》收入囊中（1951年，此二帖由国家出资三十五万港币从郭氏后人手中购回，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印《名瓷图谱》用的“觯斋纸”，后来也成了书林名物。人皆以能用觯斋纸印书为荣。如1939年辅仁大学部分教授为庆祝陈垣诞辰六十周年所印的《陈援庵先生六十寿序》，“序屏写成后，援师称赞文与字俱精美，为答谢同仁盛情，特用觯斋（郭世五特制）宣纸石印成册，每页一幅，前后加素白扉页，香色染宣封皮，丝线装订，印数百册，馈赠亲友”
《名瓷图谱》书后有郭葆昌和福开森各自的斋号“觯斋”和“观斋”两方印。其中“观斋”一号来自福开森收藏的《大观贴》卷六。
参与《名瓷图谱》编辑出版的，除了郭葆昌和福开森以外，尚有数人，似乎都已湮灭无闻，在此简单说两句。
负责文字校订的是张允亮，字庾楼。版本目录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两广总督张人骏之子，娶袁世凯长女袁伯祯。吴小如撰《我与北大图书馆》，说三十年代时“有关古籍版本目录之学的鉴定和分类的知识，我总是去找洪宪皇帝袁世凯的驸马张庾楼老人请教”。
承担雕印之责的褚克明，字聘三，奉贤人，光绪末年受公派留学日本，进日本帝国纸币局学习印钞技术。回国后在白纸坊北京印钞厂的前身——大清度支部印刷局任工务科长。民国后留在原处——改了名的财政部印刷局继续任工务处处长。郭葆昌在印制《名瓷图谱》时，没有选择把印务托付给印刷厂，而是亲力亲为。他从德国进口了印刷设备，在自己秦老胡同十一号的大宅里办起了印刷作坊，并从印钞厂请来褚克明这样当时印刷业的顶级人才担纲。这样他就能把控印刷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尽量追求极致的效果。
负责缮写的是邵循慤，其祖父邵积成与张人骏是同治戊辰科的同榜进士，曾出任四川学政。邵循慤因病早逝，娶张人骏孙女张象璥，即张爱玲《对照记》中提到的比她大十三岁的“妞大姪姪”。但张爱玲说“妞大姪姪嫁给一个肺病已深的穷亲戚，生了许多孩子都有肺病，无力医治”。穷亲戚一说恐不能成立。
当然，这部书出版不久，其依据的原本就被伯希和撰文论定为伪书。伯希和文后来由冯承钧译为中文。福开森还写了文章论辩，当然完败。但我曾经读到扬之水著《古诗文名物新证合编》中《说“事儿”》一篇，在解释“穿心盒”的样式时，引用了《名瓷图谱》中著录的“明宣窑祭红穿心合”，并在注文里说：“福开森《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图七五，觯斋印书社1931年。按此书虽然今人多疑其伪，但穿心盒原有此式确是不错的。”可见此书内容也并非一无可取。
郭葆昌从一个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农家子、古董铺学徒，一跃成为顶尖的收藏家、鉴定家（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并参与了民国时由官方组织的几次重要文物鉴定活动），并创造了近现代制瓷业的巅峰，不可谓不传奇。然而关于他的生平记述，却颇为含糊。
比如他十四五岁从河北定兴来到北京后最初的经历，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他的外孙马常说他在“北京西华门古玩铺学徒”。曾跟他多有来往的周肇祥说他出身“西四牌楼乾元亨挂货铺”。曾受他指导的傅振伦说他在“东四某古玩铺为学徒”。晚一辈王世襄的说法则是“西城羊市大街古玩铺学徒出身”。其中王世襄和周肇祥所说的地点较为接近。
而关于他去世的时间，也众口不一。马常说他1942年因胃癌去世于德国医院。傅振伦撰《郭世五先生传》说是1940年。王世襄的说法是约于1935年前后逝世。陈重远则说是1940年秋季。这几种说法都不对。最近查到1941年4月出版的月刊《中国公论》第五卷第一期上，有两篇总题为“悼觯斋先生”的文章。两位作者都是他的挚友。一位王荫泰，一位是福开森。王荫泰的文章注明写于3月10日。从文章开头的语气“於戏！郭觯斋先生不幸亡矣！”判断，显然是听到郭的死讯不久所写。紧跟在王文后面的福开森悼文则说“于星期二晚间已安然长辞人世”，也有同样的意味（福开森在文章中把郭葆昌和去世不久的英国著名收藏家尤摩甫帕勒斯并称）。把两篇文章编排在一起，我想应该是该杂志闻知郭葆昌死讯后，紧急约稿刊发的。查1941年3月10日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二是3月4日。所以，郭葆昌去世的日期很可能就是这一天。又，1943年3月13日《新天津画报》刊登署名“介白”的文章《定兴郭葆昌先生》。说郭“前年以胃病险恶居德国医院”。也可佐证去世时间为1941年。文章且说郭葆昌临终前作者曾前往探视。“告以平生所执行‘不为天下先’论，纯为客气。青年应鼓勇前进，‘竞为天下先’，以作临别赠言。既逝，遗嘱愿将所有古器，送交故宫陈列，惟以‘不许出国’为条件”。几年前出版的《许宝蘅日记》本应对郭的去世记上一笔，因许和郭来往很多，许且曾为《名瓷图谱》题签。但很可惜，许宝蘅的日记从1933到1943年的部分，因“多有残缺”，日记出版时未能收录。
郭觯斋的发迹除了自身的天赋与勤奋，当然得益于袁世凯的赏识。王荫泰文中说他“居京师好客，喜交游，日与诸公贵人游，饮酒歌呼，尤强力喜事，诸贵人或有宾祭期集，属之，咄嗟立办，盖有能吏之材，项城袁公深赏识之，民国初，袁公当国，长公府庶务司，旋简放九江关监督兼管景德镇窑务，洪宪帝制将举大典，先生所督造瓷器，实为近代瓷器之绝品”。关于他办事的机灵变通，也有很多佚闻流传。前人多有述及，在此不再赘述。
张伯驹《春游琐谈》里说他“极机警干练”，“其人与遭遇，使胸有翰墨，亦高士奇一流人物也”。而他的个性，也的确是霸悍凌厉。外孙马常回忆说：“我甚至害怕上他的饭桌。今日高级餐厅里已普遍应用的旋转桌面，60多年前在他家饭厅中就已经拥有。但我对那些转来转去的碗盏，总是不敢举箸。一是担心‘不会吃’那些怪里怪气的山珍海味，一旦露‘怯’，要遭他笑骂；二是我极不情愿使用那极细又极沉重而且用细链子连在一起的银筷，我曾用那玩艺夹鸽蛋掉在地下却遭过外祖父的斥骂。”又如《程砚秋日记》里说：“至德国医院烤电，李昆山君谈郭世五性情特别古怪，常吃饭掀桌骂人等等，可与尚小云、三兄并美。”可以想见，在其严厉目光的督责之下，那些为他工作的匠人不敢不全力以赴。
《名瓷图谱》我后来当然也买到了一部，算是了了心愿。有一次在一书商家还见到一部有郭葆昌签名的《故宫辨琴记》，讲他与福开森、马衡、郑颖孙等人到故宫鉴定宋代广窑修身理性琴的事情。我眼前不禁一亮，可惜这位朋友不肯割爱。还好，不久又在境外网站买到一部觯斋印的《瓷器概说》。该书也用觯斋纸印，中英双语，由郭氏专门雇的写手河北冀县人魏翼卿缮写。这部还是郭葆昌签名送给日本著名的博文堂老板原田悟朗的。原田悟朗与其父亲原田实两代人是大正、昭和时代日本古玩界的活跃人物，是中国古玩商与日本方面做生意的重要中介。
又回忆起，非典前后，我刚开始买旧书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一部《名瓷图谱》。一天下午，去孔夫子网老板和老师府上拜访，说起此事，他不说话，笑了笑，转身从里屋有点吃力地抱出一摞开本、厚度一模一样的书。仔细看去，竟全是《名瓷图谱》，至少有七八部。从此我便懂得，寒士如我，妄议“藏书”二字，不过为纷纭尘世徒增一笑柄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