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月落荒寺》：存在是我们的职责，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

文 | 王子瓜

首发 | 《收获》杂志

表面上看，《月落荒寺》所讲述的故事似乎并不奇特，围绕着高校教师林宜生及其朋友圈子的事业、家庭、爱情，格非讲述了城市中产阶级中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妻子的背叛、离婚、新恋情的美好和曲折、儿子的成长、朋友各自的成就和困境……在这样的框架下去理解，很容易将小说中最特殊的装置——古典音乐——简单地视为一种从属于中产阶级的文化现实，它仅仅是一种调剂，是复杂而平庸的都市生活的短暂停顿，根本谈不上构成一股强大的否定性力量以对抗堕落的现实。如此，贯穿格非个人写作史的重要主题，即对乌托邦可能性的历史性探索，其进展似乎正是倒退的：暗合着20世纪的历史经验，人类建造乌托邦的努力正不断地从行动退回观念，再从观念退回到虚无之中。

经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乌托邦原始的（王观澄与路秀米的花家舍）和政治制度性的（郭从年的花家舍）建设与失败，到《春尽江南》中乌托邦彻底的破灭（资本主宰的花家舍），再到《隐身衣》、《月落荒寺》乌托邦冲动在文本表层的退场和《望春风》中美好却岌岌可危的二人世界，格非似乎陷入了某种绝望的困境，那条将家家户户联系在一起、再也不会有人淋雨的“风雨长廊”，难道真的只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话？

直观地看，《月落荒寺》中的音乐绝不可能成为一把解决一切的万能钥匙，小说最后那些陶醉在《月光》中的人们，在音乐会结束之后显然仍会回到各自此前的生活。音乐在这里很像是利维斯所说的“少数人文化”，但是利维斯没有预料到，少数人文化表面上仍坚守着最后一座堡垒，事实上却早已被现代世界（他所说的“大众文明”）所渗透和同化，从资本逻辑的抵抗者叛变为了狂热的支持者。

格非的困境类似于雷蒙德·威廉斯从欧洲科幻与乌托邦小说的发展脉络中所发现的问题：在《美丽新世界》1946年新增的序言中，赫胥黎构想着书中并未写出的第三条救赎之路，但威廉斯指出这时的乌托邦构想已经彻底从共同体的伊甸园转变为了少数人的“藏身之处”。（Utopia and Science Fiction）这是否就是读者从《月落荒寺》能够看到的一切呢？

读到林宜生观看楚云电脑中的音乐视频那一段时我意识到并非如此。小说这样写着：

必须看到《月落荒寺》在格非小说的谱系中发生了质变，这是因为小说所立足的问题发生了隐秘的变化。如果说“江南三部曲”、《望春风》等小说中仍然萦绕着客体世界、政治现实的救赎希望，在其与主体意识的拯救之间徘徊不定，《月落荒寺》则事实上缩小了自己的野心，将其关心的问题具体到主体意识的现实层面，并给出了有力的回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妻白薇所遇到的问题并非财产、离婚、事业等客体世界的现实问题，而是观念的错位和混乱——主体意识层面的现实问题；陈渺儿与老宋丈夫的冲突，也并非因为一条宠物狗的死亡，而是二者所代表的“城里人”同“乡下人”之间关于“狗”的理解上存在巨大的鸿沟；李绍基在长期的仕途低迷之后迎来了高升，而他本人立刻一改萎靡不振的面目，给林宜生和周德坤支了两个狠招，此中所反讽的仍然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异化，一种事实上极其脆弱的主体性。

如此，《月落荒寺》所给出的回应已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审美乌托邦”，尽管小说的结尾德彪西的《月光》使得“眼前这些素不相识的人，眉宇之间俨然透着寂然忘世的专注与恬静，且充满善意，带给林宜生一种从未有过的亲近之感”，在这样片刻的救赎之外仍然留下了一些不易磨灭的东西。

宜生想起“歌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存在是我们的职责，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音乐所带来假如并非某种简单的感动和安慰，而是同存在对视的经验，是否能够形成某种真正的救赎？这很难说，不必过分夸大审美对主体意识的作用，也不必夸大意识对客体现实的作用，但小说无疑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了主体意识的光辉。这最鲜明地体现在伯远身上，伯远同父亲宜生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不和甚至对立慢慢建立起了信任和爱，这些变化是实在的，而一切的转变开始于楚云同时参与到同伯远与宜生的意识交流之中。后来，伯远在加拿大为楚云准备的礼物，正是楚云喜爱的音乐CD。音乐、绣球花……这些物件就像《春尽江南》中的鹦鹉那样为主体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说，主体意识层面的展开、审美教育的无声润物，或许并不能直接带来某个“最好”的世界，但至少会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像宜生看见伯远和女友远远走来时所希望的那样。这正是《月落荒寺》较“江南三部曲”而言的进展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