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满 1955年生于北京,5岁演电影,出演《革命家庭》《大李、小李和老李》《小铃铛》等故事片,被誉为第一童星,近年参演《勇敢的心》《那年花开月正圆》《精英律师》等影视剧。
《小铃铛》剧照
印象
新中国第一童星
今成“黄金配角”
石小满是新中国第一位童星,《小铃铛》中的小满影响了几代人。如今他又成为影视剧中的“黄金绿叶”,用他的话说,“这几年一直在剧里打酱油……”于是我们在《精英律师》《那年花开月正圆》等热播剧中看到他的精彩演绎。不久前,他参加天津电视台科教频道《男人世界》节目的录制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石小满的父亲石羽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投身话剧事业,被誉为话剧“体验派”先驱,他在1948年主演的电影《小城之春》更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石小满4岁登台,在《娜拉》《抓壮丁》等剧中出演“角色”。此后,他塑造了许多机灵可爱的少年形象,《革命家庭》中的小清、《大李、小李和老李》中的三虎、《小铃铛》中的小满,《南海潮》中的小喜……即便半世纪过去了,这些形象仍深印在观众的记忆之中。
和他们那一代人一样,石小满曾经上山下乡,在肥沃的黑土地上一干就是七年,又穿上军装,在军营里摸爬滚打了六个春秋。转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外贸企业,在当时,那是颇令人羡慕的工作,但在石小满心底,却常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看到别人演戏,心里总有些痒。
改革开放初期,石小满辞职下海经商,他调侃自己那时“差点儿被淹死”,生意做得不咋样,欠了一大笔钱,还账的包袱一直压了他和家人很多年。他想了又想,还是觉得当演员比较轻车熟路,跟着《乌龙山剿匪记》剧组进了山,又在《路漫漫》《小楼风景》《三国演义》《九九归一》等影视剧中频频亮相。一度他专演反派,《洪湖赤卫队》里的彭霸天,《双城生活》里虚情假意的霍老板,《梅兰芳》里的马三……一系列坏到骨子里的反角让他演绎得入木三分。
“拍《梅兰芳》时我和陈凯歌聊,我们俩的经历太像了,同样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同样下乡、参军,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种财富,充实了人生。”年过花甲的石小满,依然享受着演戏给他带来的喜悦,他说,自己会演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9岁拍《小铃铛》
那时已是“老演员”
记者:您是怎样当上演员的?
石小满:我干这一行是因为我的父亲。我父亲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他们单位有个传统,只要是剧院的戏,如果需要小孩上台,就先从剧院工作人员的家属里找。我从小看着叔叔阿姨们演戏,看的同时,我也在学,所以可能胆子也稍微大一点儿。青艺复排了一个话剧叫《玩偶之家》,后来改名叫《娜拉》,复排以后前面那一拨儿孩子年龄大了,需要换一拨儿小演员,我就有兴趣参演,我和我二哥都被选上了。这是我第一次上台,那时我4岁。
记者:《小铃铛》是我国首部人偶合拍影片,您演的“小铃铛”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拍这部戏时,您有特别的体会吗?
石小满:老实说,拍《小铃铛》的时候我真的不算新人了,虽然当时我只有八九岁,但也算是“老演员”了。我在1959年开始演电影,那一年同时演了两部电影《革命家庭》和《南海潮》。之后在1960年又演了话剧《抓壮丁》,全部是用四川方言演的。1961年出演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到1963年,拍谢添导演的《小铃铛》,可能因为我胆子比较大,拍戏不害怕,也有了一点儿小经验,可能稍许比别的孩子强一点儿。我从小跟父亲在片场玩儿,对于镜头没有任何生疏感,电影对我来说不是新名词,所以拍《小铃铛》谈不上什么特别的体会,就是自然而然地演了下来。
记者:《小铃铛》也是国内早期应用特效的电影,那时候抠像技术应该很难吧?
石小满: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绿幕,只是后边有一面墙,墙上有3000个红外线灯泡,前边是一块黑布,四根现在叫威亚,当年叫钢丝绳,就把那个木马吊起来了。我傻大胆儿呗,骑在木马上,被吊得很高,离地大概得有三四米。
记者:您觉得拍戏好玩儿吗,不用上学了?
石小满:那时候小,就觉得好玩儿。我合作的无论是话剧还是电影的导演,都是顶尖儿的,话剧《娜拉》的导演金山,《抓壮丁》的导演吴雪,电影《革命家庭》的导演水华,《南海潮》的导演蔡楚生和王为一,《大李、小李和老李》的导演谢晋,《小铃铛》的导演谢添,都非常优秀,拍戏时我学到好多东西,让我受益一辈子。那时候小孩儿没什么压力,很开心。
记者:上山下乡时您也是文艺骨干吗?
石小满:我在1969年下乡去黑龙江,在农村干活,地里的活,场院的活都干过。两三年后到了农场宣传队,说相声,唱山东快书,演小话剧,吹圆号、小号,也创作过话剧,连编带导的。1976年我参军到部队当文艺兵,还是说相声,唱山东快书。在部队摸爬滚打的六年里,也演过电影,那是1978年谢添导演的电影《甜蜜的事业》,我在里面演一个小角色──小豆。之后转业,做了一段时间生意,做得不好,又回归了演艺事业。
从内心表达出来
这个人物才会准确
记者:您最喜欢自己演的哪个角色?
石小满:电视剧《茶馆》,我在里面演破落的八旗子弟松二爷,这个角色我比较喜欢。这个剧的演员都很不错,松二爷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也下了很大功夫。演戏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是你得了解那段历史,这类人物应该是什么状态;另一个是自我感觉,一定要自己内心掌握了,从内心表达出来,人物才会准确。话剧《茶馆》很经典,不过重塑经典,我也没有去模仿,而是想保留原著精神,不敢说超越,起码得让人觉得还行。
记者:您将一些反派角色演绎得入木三分,如何把握这些角色?
石小满:有个电影叫《洪湖赤卫队》,我拍了电视剧版的《洪湖赤卫队》,演彭霸天。对老版电影我太熟悉了,因为电影版的导演正是《小铃铛》的导演谢添。电视剧版的导演是我好多年的哥们儿,我当时在横店拍戏,他给我打电话说要拍个戏,叫我赶紧回来。回来后他跟我说,你演彭霸天。我告诉他,我不演坏人,我只演真实的人,彭霸天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坏人,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对的,觉得洪湖是我的,而且理直气壮,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用尽各种手段。我认为他不可能逮谁就打谁,因为真正的好人也好,坏人也好,绝不是那种“你说怎么着,不行老子揍你”!不会那样,应该是很客气的,真正发狠的时候也是笑嘻嘻的,这样观众才觉得这个人太坏了。好与坏,其实是别人的评价,而不是他本人对自己的评价。所以,我想表演出这个人物内在的东西,我一直在琢磨,直到现在也在反复琢磨。
记者:您现在接戏的标准是什么?
石小满:很多都是朋友来找我演,一般不太熟的人介绍的戏,很少接,起码在摄制组主要部门里得有我认识的人。因为我觉得演戏,不管戏份儿多与少,起码得是个角色,要掌握这个人物的形象和个性。有时候接到一个角色后,我也觉得不太合适,因为我觉得他没有戏,比如一个角色你得有实际的内容,不能光凭那张脸告诉观众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吧?
童星应戒骄戒躁
演戏要先学做人
记者:童年成名给您带来了哪些改变?
石小满:噢,没有。长大以后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那里几乎没人认得我。有些孩子是童星的家长跟我聊过,我说不要给孩子灌输这些观念:你现在比较特别,你不能跟别人一样。这是错误的。当初我父母一直跟我说:你是个小孩,拍了点儿戏,有什么了不起?小时候开始演戏,随着年龄增长,一定会转型,出道时是个小孩,后来青少年、成年、老年了,怎么才能成功地转型?我觉得童星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正确评价,戒骄戒躁,可能心态上就会平稳一些。
记者:您的孩子石晨也是演员和制片人,身为名人之后他有压力吗?
石小满:我儿子从艺比我还早,3岁开始演戏,5岁时和李丁老师演了《天堂的回信》,这部电影拿到了多个奖项。父母的名气是一把双刃剑,能近水楼台,但青出于蓝的压力也可想而知。所以我并没有刻意要求儿子走我的老路,直到他上高三时,他自己才动心想考专业院校,当年我请来老友、《西游记》中演玉皇大帝的王卫国为我儿子辅导,助他顺利考上了中戏。他热爱这一行,懂得表达,合作过的导演也都是很好的导演,这些导演和演员都在帮他,所以他也在这条路上坚持下来了。
记者:在表演上您给孩子的指导多吗?
石小满:演戏上我教得不多,我跟他聊得最多的是做人。做戏,要先做人,我父亲也是这么教育我的。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不完全是看你的演技、你的名气如何,而要看你的人品,而且你要想发展,要想走得远,你就得有好人品。我演《革命家庭》时,最让我开心的是我父亲也在剧中演了一个角色。父亲总是告诫我,一定要多读书,多揣摩和学习别人的表演,去研究和琢磨角色。我父亲很低调,从不追求名利,他用行动教会我很多东西,他是我的楷模,我这辈子都特别感激他。
记者:您可以说是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影视剧发展的全过程,在这方面您个人有哪些体会?
石小满:从出演《革命家庭》,到现在一算,整整六十年了。我觉得现在的影视剧涉猎的题材更广了,早期内容上相对单一,作品也少。从技术上和器材上,肯定是大幅度提高了。人员上也是这样,年轻的从业者越来越多,他们有一些很好的思想和方法。
记者:除了演戏,您还忙些什么?
石小满:目前在做一些有关非遗的事。我从部队转业后,曾在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北京首饰公司工作,那里有很多东西是咱们非遗的作品,比如玉雕、雕漆,都有悠久的历史。我干过这些事,又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段,觉得肩膀上有个担子,想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在和电视台谈合作,拍摄非遗故事。非遗的继承和发展有许多曲折、生动的故事,我们想把这些介绍给大家。
石小满口述
我从小在天津长大
天津人的幽默与生俱来
我生在北京,但我是天津人。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把我带到了天津,我出麻疹就是在天津出的,直至今天,我的籍贯仍填写的是天津。我对天津非常有感情。
我爷爷家在红桥区西北角。我的太爷爷家里有点儿钱,我爷爷上学学的是西医,但他自己研究中医,后来在医院工作,也是以中医为主。我爷爷一辈子做医务工作,一直到83岁,摔了个跟头,走不了路,这才不去上班。他人好极了,对我们这些孙子都特别好,对外人也很好。
小时候我们经常去爷爷家。我二哥比我大两岁,我们买两张火车票就到天津了,过来玩儿一趟。天津很繁华,来天津玩儿非常开心。天津人懂吃,来了能吃到很多小吃。对于艺术来讲,天津是一个大码头,搞戏曲、曲艺的人要想发展,一定要经过天津这一关,天津人给你鼓掌,挑不出你的毛病来,你就成功了。
天津人比较幽默,说起话来、打起比喻来很有意思,这种幽默感是与生俱来的,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他们对好多事情都看淡了一样。实际上,人这一辈子要是老那么丁是丁卯是卯,分毫不差,也不太可能,而且会很累。有时候碰到一些事儿,幽默一点儿,过去也就过去了,一笑也就完了,钻进牛犄角里,你也麻烦。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智慧。
我从童年演戏到现在,也许有人会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演,为嘛不让自己歇歇?首先我热爱这行,其次身体还允许我继续演。人不就是这样吗?牛犇老师八十多岁了,现在也还在演,虽然不是特别重的角色,但他没离开这个行业。我也想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事,这样,我觉得有意义。演戏对我来说有一种吸引力,可以去体会人间百态,特别好玩儿。大多数人的人生就是你自己,但演员在每一部作品里,都能体会不一样的人生,这很幸福。演员可以让角色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能把这个人物记住了,起码是对演员的一种肯定,证明演员演得还可以。对我来说,做演员是一种荣耀,也是让我为之自豪的事情。(记者 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