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汉共饮长江水,
千里之遥一线牵。
新冠疫情之下,上海各界积极支援武汉,捐物资、派医疗队,最后索性把上海市长也贡献了出来。这一切也令两座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格外的紧密。
实际上,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座港口城市,沪汉两地自晚清以来就开始相互在对方的“底盘”上留下自己的烙印。在武汉,位于汉口的上海邨一度成为这座城市高档住宅区的代名词。而在上海,带着武汉元素的路名,更是一只手都数不过来。
位于黄浦区的汉口路,是上海开埠前通往黄浦江边的四条泥路之一。开埠之初,因靠近江海北关,曾名海关路。1865年,正式定名汉口路,上海人则俗称其为三马路。
汉口路
汉口路东起外滩,西至原跑马厅。沿线历史建筑、史迹众多,有江海关、工部局大楼、圣三一堂、申报馆、上海最早的外国坟山——山东路公墓、扬子饭店、沐恩堂、皇后大戏院等,现已被列入上海64条永不拓宽道路之列。
位于汉口路山东路口的申报馆
相较于名声在外的汉口路,位于虹口区的武昌路则要低调的多,但它的历史实际上并不比前者短多少。开埠前,武昌路曾为一条小浜,1850年前后填浜筑路并逐渐自东向西延伸。历史上四川路以西路段被称为西武昌路,以东则被称为东武昌路。1882年,上海早期的发电厂在武昌路乍浦路口建成,因此亦有人将其俗称为自来火街。
武昌路
晚清民国时期,武昌路一带为旅沪广东人聚集区,各类粤菜馆、广帮土产杂货店、药材店云集于此,顾客、商户多用粤语交流。每逢春节,街头常有舞狮、粤剧表演,因此又有广东街的俗称。“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战事之后,粤籍居民多迁往苏州河以南,武昌路的广东特色逐渐消失。
武昌路东侧不远处,有一条大约300多米的小路,它就是汉阳路。汉阳路系填浜筑路于19世纪50年代前后,旧称汉璧礼路(Hanbury Road),因英国商人、慈善家汉璧礼(Tomas Hambury)而得名。1943年,汪伪上海市政府废除全市带有西方色彩的路名,汉璧礼路遂更名为汉阳路。
汉阳路
汉阳路南侧曾有闻名沪上的三角地菜市场,后者始建于1890年,至民国初年已成为上海最大的菜场之一。1949年后,三角地菜市场依旧延续着辉煌,长期位列上海四大菜场之首(其他三家分别为:长寿支路菜场、巨鹿路菜场和陕西北路菜场),其营业时间从凌晨4点半至午夜,分早市、中市、夜市,其中早市最为热闹,五点钟天还没亮,马路上还静悄悄时,这里就已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了。
1950年代的三角地菜市场
除了武汉三镇的汉口、武昌、汉阳,如今武汉其他部分辖区,同样可以在上海找到对应的道路,这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多半是黄浦区的黄陂北路、黄陂南路。
黄陂北路原为河浜,1887年填浜筑路,取名马霍路(Mohawk Road)。1943年更名黄陂路。1945年更名黄陂北路。
黄陂南路辟建于1901年,初名峨眉山路。1906年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名作路名,取名贝勒路(Rue Amiral Bayle),1945年12月更名黄陂南路。
黄陂路
黄陂北路、黄陂南路沿线分布着不少反映上海近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史迹。路北首的跑马总会大楼,现已被改造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近代上海百年往事一览无遗。路中段则有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岁月荏苒,初心依旧。路南段还保留着部分上海传统里弄住宅,旧时生活,点滴可见。
在素有千湖之城美誉的武汉,最有名的湖泊无疑就是东湖了。而在上海的徐汇区,则有一条东湖路。
1902年修筑的东湖路,原名杜美路(Route Doumer),以法国驻越南总督杜美命名。当时的杜美路,南起今淮海中路向西北延伸至富民路,然后转向西延伸至常熟路,全长近900米。1922年,北段与长乐路相接,成为长乐路的组成部分,南段仍名杜美路。1943年,杜美路改名东湖路。
东湖路
东湖路全长不到500米,绿树成荫,环境幽静,这条路上最有名的无疑就是位于如今东湖宾馆内的杜月笙公馆。1930年,在杜月笙帮衬下,其门生金廷荪包销航空奖券发了横财,后者“知恩图报”,建造了这幢花园豪宅赠予杜月笙。遗憾的是,当杜月笙决定要住进这栋住宅时,“八·一三”事变爆发,他不得不远走香港。抗战胜利后,该处曾被军统占用,后杜月笙将其出售,因此虽名为杜公馆,但杜月笙很可能从未在此住过。
以上这些同武汉有关的道路,多辟建于晚清时期。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又有多条有武汉元素的道路诞生,比如闵行区的青山路(辟建于1986年,对应武汉市青山区)、浦东新区的洪山路(辟建于1986年,对应武汉市洪山区),金山区的新洲路(对应武汉市新洲区)等,当然,这些道路命名时是不是真的对照了武汉的地名,那恐怕也还得请相关部门来解答了。
沪汉情谊一线牵,等疫情结束了,大家记得一定去走走这几条上海的“武汉路”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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