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札记】程亦胜：安吉龙山107号越国大墓发现的故事

2019年10月31日，来自北京、陕西、山东，以及上海、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的20余位全国著名考古学家聚集一堂，听取了国家十三五规划之国家重点考古发掘项目——安吉龙山第107号(八亩墩)墓葬考古发掘成果汇报，并展开了充分热烈而又科学严谨的专题研讨。

与会专家一致肯定了历时三年的田野考古发掘成果，初步判定了龙山第107号墓墓主，为早于绍兴印山越国王陵(越王句践之父允常陵墓)，系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晚期越国某一位国君或国君夫人。

作为从事安吉文物考古工作三十余年的我，有幸亲自参与了这次田野考古的全过程，兴奋之余，更为安吉诸多文博同仁，从1989年首次发现八亩墩到为推荐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十三五规划之国家重点考古发掘项目的立项成功等，所做的一系列调查、研究而付出的辛勤耕耘和浸注的全部汗水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回报而感欣慰。

1989年，为参加浙江省考古学会年会“江南石室土墩遗存专题研讨”会。在前一年年底，完成了梅溪龙山、六墩山、翠云山，溪龙点灯山等石室土墩遗存的考古调查后。1989年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和当时的博物馆馆长匡得鳌先生及范一安女士，在安城镇文化站江国安先生的陪同下，带着干粮从古城背后的白石山开始，目标九龙山顶攀登，山脊一线共发现19座石室土墩。下午3点半左右从九龙山顶下山，于4点时分途经石角村温州厂附近，突然发现机耕路以南不远处有一座大墩的北坡，被村民取土显露出了一个黄土剖面。

由于职业所致，已顾不得太阳即将落山，我们直奔那座大墩，向正在附近田头农作的村民借来锄头，对剖面进行简单刨刮，结果显示，整座土墩系人工堆筑而成的一座熟土大墩，且夯层清晰，并在夯层中发现几块印纹硬陶残片。

经验丰富的匡得鳌先生当即对我们分析了剖面迹象后，说出了该墩可能是一座古墓葬的判断。然后，我们一行4人拖着疲惫的脚步于晚上7点左右到达安城，在国安先生家用了晚餐。当晚，不得已在安城一家旅店住了一宿。

次日，匡得鳌先生和范一安女士因馆内工作所需而返回，我继续留下进行实地再调查。我与国安先生正准备上路时，遇上了从县城来上班的安城镇党委书记方木金先生，便随意向他简单地汇报了前一日的发现经过。不料想，他兴致浓浓地听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石角村还有一处更为重要的地方，当地村民都称其为炮台山，山间有很多炮台。

据说这些炮台是抗战时期为抵御日寇，抗日军民们堆筑起来的。你想不想去看一看。”我当时对文物考古虽还不怎么清楚，但出于好奇，我未加思地便答应了他的提义。随即，他让一位斯姓司机驾车直奔炮台山(九亩墩)。汽车直接开到了炮台山北坡山脚。

炮台山，由于当时村民日常生活所用燃料基本上全部依赖木柴，故所有山林里的细小木柴均被砍伐的干干净净。当我下车抬头向着炮台山山顶仰视时，一眼便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山顶耸立着一座巨大的土墩，在山顶巨大土墩的下坡排列着数座，相对于山顶巨大土墩小一些土墩。

随即，我一鼓足气地从北坡穿行于每座小墩，一直爬上了巨大土墩的顶部，向着北坡小一些的土墩观察的一瞬间，抬头发现炮台山北侧不远处同样也耸立着一座类似于炮台山的又一座巨大土墩，在巨大土墩的南坡同样也分布着很多相对小一些的土墩。于是，在完成了方书记提义的炮台山踏勘后，我急切地请求再去位于炮台山北侧的大墩看一看。我们一行来到山塘边的一座矛屋傍，一位老农在门前晒太阳，便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来意。

他说：“对面的炮台山也叫九亩墩，这儿叫八亩墩。”随即，我们一行绕八亩墩山脚走了一圈，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数十座小土墩。我暗自思忖，如匡得鳌先生的判断能确立的话，那么，这儿不仅有两座大墩，还有许多许多的小墩，应该就是一处古墓葬群了。然后，我们驱车再次来到了前一天发现的现场，根据老馆长的分析和判断，我便当场现卖了老馆长的原话，向方书记一行作分析推断，表明了这座大土墩和九亩墩、八亩墩区域的这些土墩应该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古墓葬群。

完成了石室土墩遗存及本次额外收获的再调查工作后，回得馆里便记录下了两天来的野外工作日志。自此，八亩墩、九亩墩，这两处以面积命名的地名所在区块，成了我们安吉文物工作的重要关注点，从此，我与八亩墩、九亩墩也结下了深深的情结。

1990年，当我完成了良朋砖瓦厂取土工地西汉墓的发掘以后，工作重点便转移到了以安吉古城遗址为中心的周边野外调查。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古城周边的调查中，结识了陈海心、官树仁、郑新民、张金成、樊云富、卢海祥、程小斌等一批农民朋友，在他们的关照和支持下，几乎走遍了古城村，石角村、兰田村和垅坝村的所有丘陵区，在村民们的房前屋后发现了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土墩遗存。

事物都是两方面的，由于我经常在这些土墩周围转来转去，村民们原来视九亩墩的土墩为炮台的，也都知道是古墓葬了。时至1992年年底，在金钱的诱惑下，一时间，笔架山区、龙山区刮起了一股“想要富，去控墓，一夜成为万元户。”的盗掘古墓葬歪风。

为了严厉打击这股非法盗掘歪风，县政府及时指令文化、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了“安吉县打击非法盗掘、走私文物专项治理工作组”，有当时分管文化的副县长桂安心同志任组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李泽福同志任副组长，文化局派出了李宏伟先生、范一安女士和我三人参与了工作组的普法宣传、文物鉴别工作。1993年初，工作组进驻犯案区，历时一个多月的专项治理工作，有效遏制了非法盗掘古墓葬的歪风，并破获一起非法盗掘古墓葬犯罪团伙案，搜缴非法盗掘出土文物530多件。

在工作组调查走访中，我获得一条重要信息，即垅坝村丁家庄一村民向我们透露，有人盗挖到一把非常锋利的宝剑和孔老二时期敲击的青铜乐器，这把宝剑有七朵花。就在这年的7月下旬，县公安局邀请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在安吉作司法鉴定时，鉴定组老专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全国著名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向我讲述了令在场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一件事。

说是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最近在香港古董商处征集得，古董商老板称最近在浙江北部盗掘出土的青铜“吴王光自作用剑” 一件，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青铜铙。因资金不足，马承源馆长动员台北故宫博物院给征集去了。

当时，我猛然联想起了，在垅坝村丁家庄一村民处获得的，这把有七朵花的宝剑和孔老二时期敲击的青铜乐器的信息，并详细地向牟先生介绍了这个信息获得的全过程。当时牟先生极其敏锐而坚定地说：“对上号了，对上号了。所谓的七朵花应该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流行的鸟虫书，即马承源馆长从香港古董商处征集得的青铜剑上所铸“吴王光自作用剑”七字铭文，只是村民们不识得鸟虫书而称之为七朵花。”

据牟先生说，他把这个信息及时报告给了当时的浙江省文物局负责人梅福根同志。不久，浙江省文物局指示我们要把安吉古城遗址附近古墓葬群的调查列入重点工作，整理成调查报告上报浙江省文物局。

在县测绘部位给予大力支持下，得到了万分之一的地图。根据浙江省文物局的指示，博物馆全体出动，对围绕古城遗址周围的土墩墓的分布范围，分组分区进行了较全面的逐墩调查勘测，并对应地图位置逐墩编号标示。九亩墩及八亩墩墓区的主墩分别编号为龙山第60号和龙山第107号。

古城遗址周围的土墩分布状况显示，山脊、丘陵及农田区均有分布，土墩分布密集、特征明显，且等级分明、规律清晰。山脊线呈串状分布，丘陵、农田区呈团状分布。其中以丘陵区分布数量最多，规模相对较大。少则十余座为一组，多则几十座为一组，每组以一座大墩为主，其余中、小型土墩紧围中心大墩呈团状分布，九亩墩、八亩墩尤其突出。九亩墩除主墩第60号外的第61号至第106号中小型土墩均分布于第60号主墩周围。

八亩墩除主墩第107号外的第108至第140号中小型土墩纵横两排间距均等、排列整齐地分布于第106主墩四周。凡呈团状分布的墓群区附近都有较大的水塘，而八亩墩、九亩墩则完全是四面壕沟围护。

调查报告呈浙江省文物局后不久，便接到浙江省文物局指示，让我们按古墓葬保护的基本要求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按规范做好申报、推荐材料，由县人民政府出面报浙江省文物局，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推荐公布为浙江江文物保护单位。在博物馆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龙山墓群于1996年、2013年分别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世纪初，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的大力推进。为配合工程建设及农田整理，我们先后对龙山墓群区的第1号，第233、234、235、236号，以及另一座位于第233、234号之间，因村民建房基本铲平墓上封土，致使土墩原始面貌遭彻底破坏而未能录入龙山墓群的土墩(在垅坝农田整理中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垅坝第14号土墩，分别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龙山第141号土墩因遭砖厂取土及非法盗掘的严重破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动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这些已经考古发掘的土墩中，龙山第235、236号两座时代为春秋中晚期，其余为战国早期的越国文化墓葬，出土了一批特征明显、文化属性清晰的典型越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

越国建都会稽之前的早期越国都邑在何地?一直是苏浙两地考古人为之努力探寻的一个重要课题。有说在诸暨，也有说在萧山。2003年笔者撰文《早期越国都邑初探——关于安吉古城遗址及龙山墓群的思考》，参与了多次越国文化研讨会专家们的共同研讨后，于2006年在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东南文化》刊出。

文章刊出后便引起了苏浙地区同行的高度关注。该文根据太湖南岸，尤其是安吉古城遗址及其周围的古墓葬群等考古调查资料，结合史书关于吴越两国疆界及吴越槜李、夫椒两次战争等相关史料研究分析。依据秦汉时期的郡治一般都设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都邑或曾为列国都邑所在地为佐证。

如秦代设置的会稽郡和琅琊郡，分别设在春秋末吴国都邑——今苏州附近和战国时期越国称霸中原时的都城所在地——山东琅琊;九江郡、南郡分别设在楚都寿春及江陵，临淄郡设在齐都临淄，邯郸郡设在赵都邯郸，薛郡设在鲁国都治曲阜等等。据此推定《重修浙江通志稿》：“鄣郡，乃浙省之郡有治所之始”之鄣郡的设置也不例外。

鄣郡郡治设置于此，正说明“故鄣城”，即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吉古城遗址，其四面有类似天然屏障之城郭的春秋战国城址和周围大量同时期的墓群，且具有王陵级大墓之越文化遗存的安吉古城区，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富庶之地。

对应会稽郡位于吴都(今苏州)，鄣郡位于越都(今安吉古城)，即安吉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长江下游之太湖流域的另一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安吉古城应该就是早期越国都邑。而位于古城遗址南侧的八亩墩、九亩墩，便是早期越国王室陵园。

八亩墩位于安吉古城遗址东南约1000米，其南侧即为九亩墩。八亩墩俯视呈长方形，东西长260米左右，南北宽180米左右，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相对高度在20米上下。根据当下已基本完成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所获得资料推定，八亩墩原有土墩墓达41座(现存34座)。

其中主墓建于八亩墩之巅，主墓下的坡地上原有陪葬墓40座，其中东南区快及北坡因水利工程建设及农田改造和水土流失等毁失7座，现存33座。四周挖有护墓壕沟——隍壕。

现场清清晰晰地显示出了，八亩墩由主墓，陪葬墓，隍壕等三重结构组成：主墓呈覆斗状高大如山，四周巨石护坡，远眺类似“金字塔”;陪葬墓两两成对、排列整整齐齐;隍壕宽窄一致、转角规整。八亩墩主墓平面呈“甲字形”，墓上封土残高5米，墓坑长15米、宽5米，墓道长9米、宽2.9米。墓内出土遗物可以千计，以绿松石、玛瑙和玉石类饰品为主。

这些饰品制作精湛。位于头部的冠饰由绿松石管、珠和玛瑙珠穿缀成发髻，玉笄仍插于髻中，对称的步摇一应俱全，一旦复原必定美轮美奂。胸腹部的绿松石管、珠更是难于计数。玉篦几精细无比。绿松石珠中有的仅半粒芝麻大小，却每粒均有穿孔，其工艺之高超无与论比。

墓内还出土了一件小巧玲珑的玉管状器，但管之一侧却有三个小孔，应该是某类吹凑乐器，有待音乐考古专家研究判定。陪葬器物坑长达23米，陪葬遗物有陶鼎9件，印纹硬陶罐70余件，原始瓷盅式碗50多件，总数达130多件，为目前已知越文化考古之最，可谓越国墓葬陪葬器物第一坑。

八亩墩主墓葬于山巅，形势雄伟开阔。主墓周围附有两圈成对排列的陪葬墓和隍壕防御设施，足以显示出王家陵园的气派。从墓葬堆筑和隍壕挖掘的体积推算，当时挖掘、搬运土方将近4万立方米，护坡石材千余立方。

其构筑规模，用材、用工量是其他低等级墓葬的千余倍之上，且陪葬墓达40座之多。这一现象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是一种极不均质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表明八亩墩主墓的墓主完全统治并掌握了一个较大地域范围的权力和财富。

《周礼》有严格的根据爵价等级高低而定墓葬等级的制度。规定唯有天子才可陵墓封土达三丈(周代1尺相当于现代16厘米)，随葬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陵园隍壕围护。

在礼坏乐崩的世风之下，列国王族不完全受周礼的约束，这种僭越现象在东周列国墓葬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但一般臣僚是绝不可能越轨而非礼，只有自命至尊的王侯才敢违制。

不少专家表示：隍壕围护，主墓封土高大，陪葬墓布局规整，系王家陵园。对中国古代陵园发展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根据棺内遗物仅见精美的宝石类饰品，而不见青铜兵器，特别是步摇的发现和玉篦随葬等分析，该墓墓主可能为女性(王后)，应将九亩墩列为同一陵园作整体考虑，或许九亩墩墓主与八亩墩墓主系一王、一后分陵同园;八亩墩的发现发掘，是继绍兴印山越国王陵考古发掘后又一重大发现，是越文化考古中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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