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本长,而忙者自促;天地本宽,而鄙者自隘;风花雪月本闲,而扰攘者自冗。
——洪应明《菜根谭》
人生在世最好的状态,即是携一二老友,尝三四壶烈酒。不多不少的拥有、不早不晚的相遇、不繁不简的生活、不显不藏的心境。所到之处,皆是云淡风轻、豁然开朗。拥有一份珍贵的友情,在人生大起大落之间,依旧不离不弃。
登高之时能够并肩俯瞰红尘万丈,低谷之处也能仰对雪月风花。朋友不在多,但求人生有知己于世,就像钟子期之于伯牙,便已经死而无憾也。
在民国的文坛上,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有男有女,无关性别、无关职业、无关地位,但是所到之处,皆是一派风流景色。他们以笔写下那些含着血泪控诉的诗篇,用鲜血打造着通往革命的砖瓦,也是因此得以相知、相识、相伴、相守。
丁玲是我国著名的女性文学家,她笔下的文字细腻,富含着饱满的情感,令人读之心思婉转;沈从文,则是民国时期的“常青树”之一,在文坛有着不可逾越的地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人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好友,后来却关系破裂,彼此两看相厌,这究竟是为何呢?还要从丁玲其人说起。
1904年,丁玲出生于湖南省一个小村庄中,家中虽然是世代务农,但是田地并不少,丁玲的生活条件相对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已经足够优渥。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丁玲受到时代的影响,一直有着非常鲜明的思想。
虽然出身小村庄,但是丁玲的父母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封建迂腐的大家长辈,相反,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因此很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化人”。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丁玲无疑是幸运的,幼年时期,父亲便请来乡中先德祖辈为她启蒙,后来又更是将她送进学堂念书,而丁玲也非常感谢幼年时期父母对于她的支持。
“如果没有他们的开明,那么也不会有现在的丁玲。”丁玲后来曾经在自传中这样说。
丁玲自己对着文学也有莫大的兴趣,她喜爱诗歌,便经常央求父亲为她买来诗集供她观看。父亲爱女心切,自然是满口答应,但是他没有什么文化,并不知道丁玲爱看什么,经常是一通乱买。
最开始,丁玲还有些犯愁,因为父亲买回来的书里,很大一部分都是狗屁不通的草根作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丁玲也越来越发现,草根作家做的文章也非常有意思——“起码提醒了我以后不要这样瞎写。”丁玲想。
民国十二年,丁玲经过好友瞿秋白的介绍,来到上海大学深造文学,后来又转至北京大学念书。在此期间,她受到了当时“五四之风”的影响,开始深耕于革命文学作品,发表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文章。
最开始,丁玲的文章并没有掀起什么水花,不知是因为时局动荡,还是文笔青涩稚嫩。换做旁人,也许就此放弃自己的文学道路了。但是丁玲却是个最有韧性的女子,没有影响,那就接着写,接着投!
1927年,丁玲的《梦珂》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她开始被当时的文学界注意到;1928年,她又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立刻在文坛掀起了一阵议论,经久不息。而丁玲本人也靠着这本书一战成名,跻身与沈从文、朱自清同等的文学家行列。
沈从文与丁玲是在文学创作时共同认识的。他们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好友,最后却成为了相见陌路的陌生人。
1933年5月,国民政府忌讳丁玲写下的种种关于革命的文稿,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她在上海的家中将她逮捕。当时丁玲被捕一时很快传得沸沸扬扬,文学界人人自危,谁又敢在这时出来发声?大家纷纷收拾包裹细软离开上海,以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也是人心荒凉,国民特务放出话来:谁敢为丁玲说话,便与她同罪论处。这样一来,平常表现得极有血性的的几位文人纷纷懦弱下去,更遑论其中一部分还曾经接受过丁玲的照拂。在这种情况之下,竟然没有几位文学家敢站出来为丁玲说话。
但是沈从文站出来了。沈从文奋笔疾书,写下了声泪俱下的《丁玲女士被捕》一文,用词激扬,字字诛心。在文中,他大声质问国民政府为何批捕丁玲,又为何给她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是心虚作祟,还是暗中捣鬼?
尽管沈从文的发声来得慷慨激昂,但是却并没有击退国民党特务。没过多久,就不知道谁传出消息说丁玲已经身死。沈从文不明真相,一度以为丁玲真的受到了迫害,遂写下了《记丁玲》作为纪念丁玲的小传。
由于以为丁玲已经去世,沈从文在写这本书时,诸多夸张修辞,各式各样添油加醋。比如书中写道:“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手臂了,倘若来了一个男子,这生活才能十分快乐。”这无疑是对丁玲形象的丑化。
丁玲当然没有身死在狱中,《记丁玲》出版后不久,丁玲就出狱了。虽然沈从文曾经为她发声,但是在看到《记丁玲》中各种对于她人格的丑化与胡乱的描写,丁玲简直怒不可遏,痛批沈从文“败坏她的名声”。就这样,两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丁玲也自此和沈从文疏远绝交,后来没有再和好过。
友情当然是弥足可贵的宝物,但是真正的友情,应当是历久弥香的,它不会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变化而产生变质,更不会产生扭曲。人生如此、朋友如此、知己更是如此。这样看来,沈从文与丁玲也不过只称得上“萍水相逢”四个字了吧。
文/羽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