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精美绝伦,包罗万象,内容上主要包括有尊像画、经变画、故事画(佛传、因缘、本生、历史等佛教故事)、供养人画像和装饰图案①。供养人是指信仰佛教、出资出力、开窟造像的施主和捐助者②,包括当时社会上各阶层、各民族的佛教信仰者。供养人造像始于印度,汉代佛教传入西域以后,在克孜尔、库木吐拉、台台尔等早期石窟壁画中出现供养人画像,但为数不多且没有题名,但西域民族特色浓厚③。佛教艺术传入敦煌以后,将汉代的祖先崇拜和佛教功德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璀璨的佛教壁画艺术。
据《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课题组最新统计,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有供养人画像的洞窟281个,供养人画像总数超过了9000身。其中男供养人3748身,占其中的41%,不仅画其仪容,而且有详细的提名结衔,反映出各个时期现实社会的人物活动,对敦煌佛教艺术社会性与人间化的研究有珍贵的价值。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大略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男供养人,图像较小,身高约20cm上下,列队画于佛龛沿下或壁画佛像下部等,而且与佛、菩萨画像之间有明显的界栏用来区分。供养人的画像采取四分之三侧面的角度,这样凸显出现实人物的双眼和颧颊的轮廓,这些姿态都反映出供养人对佛、菩萨礼敬的虔诚心态。如268窟,男供养人穿汉魏风格的深衣袍,拱手恭立。北凉第275窟北壁下部匈奴供养人像列。
初唐时期的供养人画像既继承了队列的特点,又有了个别供养人画像超越人神的界限,出现在佛、菩萨像的范围,或跪或立于佛、菩萨像脚下,如初唐第329窟、第372窟的供养人像。这反映出人神之间更加亲密的关系,佛教在全社会的普及程度和认可程度增加。
盛唐时期的男供养人画像,出现了更多的或跪或立于佛、菩萨像脚下,然而神态已经不是静静的垂拱而立,而是与菩萨有了生动的互动。位置也有了变化,由四壁下部、龛沿、龛下、中心柱下部等次要位置上升到甬道两壁这样比较重要的位置,这里采光好且引人注意,如第130窟北壁晋昌郡太守乐庭与儿子和侍从的供养像,乐庭像高215cm,头戴软脚幞头,着青色蓝袍,腰束革带,笏,乌靴,脚踏花毡,头上张盖,手持香炉,肃静静立。且南壁其夫人像高197cm,二人都超过了真人身高,显示了乐庭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显赫地位和供佛的功德。这开启了莫高窟供养人超身巨像之先河。
晚唐,敦煌出现了地方高官、世家大族、高德大僧竞相营造大规模洞窟的现象。莫高窟出现了一批巨幅的供养人画像。如第144窟晚唐初期敦煌豪族索氏功德窟,其南壁第一身男供养人像高156cm。第85窟是晚唐都统僧翟法荣主持营造的,其甬道南壁画男供养人3身、侍从7身,西起第一身、第二身男供养人残存高度分别为180cm、170cm。第196窟是何法师主持营造的何氏家族功德窟,甬道南壁画男供养人2人,第一身男供养人像高185cm,北壁画索勋父子二人、侍从5身,索勋像高205cm。
晚唐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特殊的供养人画像形式,即“出行图”。莫高窟最早的出行图是晚唐156窟南北壁的张议潮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张议潮出行图画在经变画下方供养人画像位置上,高一米,长六米多,百余人组成。张议潮骑白马形象比较高大,绘于图像中部,其南壁的题记为:“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④,即为纪念在咸通二年至六年间(公元861-865)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河西而绘的。而与前期相比,该图反映的是世俗生活,与佛教无关,但是张议潮的身份特殊,他收复河西的功德被唐王室表彰,创下的功业备受民众爱戴,因此打破常规的供养人出行图出现在了佛教石窟的壁画之上。这就使得佛教石窟的礼佛性质发生了转变,与世俗的生活有了连接,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彰显供养人自身及其家族功德和荣耀的家庙。
到了五代、宋代,瓜沙曹氏归义军政权设有都勾当画院,肖像画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大发展。供养人画像进入东壁和甬道两侧,巨大的宫殿式佛坛和宽敞的甬道两侧。随着敦煌上层社会对佛教的推崇,营造了很多大规模的家族石窟。如五代“大王窟”第95窟、“曹元忠功德窟”第61窟、、宋代曹氏功德窟第454窟等。以五代曹议金功德窟第98窟为例,窟中甬道和主室东壁满壁都是超身巨像,共有供养人画像170多身,墨书题记168条。曹议金像高239cm,着幞头靴袍,面向佛。张议潮像高238cm、索勋像高247cm、于阗王李圣天像高243cm。于阗王像后是其皇后,即曹议金之女,这表明了曹议金与于阗皇室的联姻,反映出当时归义军曹氏为稳固政权所采取的和亲政策。
敦煌壁画中的男供养人不仅有汉族,也有很多少数民族。不仅有地方高官贵族,也有各国王室,这与“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敦煌在西部的重要地位有关。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式和服饰是很珍贵的研究西北少数民族的资料,对于中西交流和丝路的探究也有帮助。莫高窟十六国时期第275窟匈奴男供养人像,其服饰特点:头戴冠,后垂巾,著小袖褶,白裤。敦煌西魏第285窟的鲜卑男供养人像,则为圆领窄袖袍,服装的袖、预、下摆有边,下着小口裤,腰束蹀躞带。莫高窟盛唐第103窟的回鹘男供养人像,身着红色圆领长袍,腰间系带,头冠为金色,形如竖起的荷花瓣,前低后高,上尖下圆。与之后唐宋的汉代男供养人像比较,可以发现,北魏时期的男供养人像是中原面孔,中原装束。少数民族则是小袖、圆领。至隋唐时期随着少数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具有圆领袍、圆领衫风格的“唐装”已经被当时社会的各个民族所广泛接受。初唐220窟门道小龛西壁上的一身男供养人,则着吐蕃装,这在其他地区的洞窟中是非常少见的,但在
到了回鹘、西夏和蒙元时期,敦煌洞窟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已是如同整个敦煌艺术一样走向衰退的境地,多不画供养人画像,或仅存几铺,不过仍很具有代表性,展示了各民族的相貌特征与服饰特点。⑤供养人画像仅仅是粗略的绘在前代洞窟壁画覆盖的白灰层上。由于党项族和蒙古族先后统治敦煌,与汉族的歌功颂德和崇拜理念不同。如榆林窟第29窟的党项族画像,体型高大,两腮丰满、鼻梁高拱。男像穿圆领长袍,束革带,胯饰护髀,头戴云镂冠,足穿乌皮靴。元代的供养人画像比较少,如莫高窟第332窟的主室甬道南壁下段有一组男供养人。前三人体型较大,处于尊位,后两位是侍从。第一位男供养人手持香炉、头戴笠帽,后垂帔巾,耳侧有挽成几环的辫发,身着交领右衽窄袖绿色长袍,袍的肩部秀有披云肩,脚蹬高毡靴,腰束带。第二身主要特征是则双手合十拈鲜花,红褐色长袍,绿色比肩外套。第三身双手合十作礼拜供养状,绿色长袍,外套红褐色比肩。这些图像资料为研究元代的服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供养人画像是古代人物画像中一种特殊的画像,是佛徒自身的功德画像,是包括各民族、各阶层人物的最广泛的社会群体功德像,勾勒出北凉至元代的上层人物的生活画面。从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敦煌的世家大族、高官的权势与功德,少数民族与敦煌政权的关系,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等等,而这些画像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材料,对艺术创作来说,也是无可取代的灵感来源。
注释:
①郑炳林,沙武田:《敦煌石窟艺术概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25页。
②暨远志:《中国早期佛教供养人服饰》,《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第135页。
③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第113页。
④敦煌研究院编《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74页。
⑤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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