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出版王石新书《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

据悉，万科创始人、现任远大科技集团联席董事长王石先生的新著《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在这本书里，王石尝试分享2008年危机（“拐点论”和“捐款门”）之后，发生在他个人生活里的变化：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智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生死观的变化，等等——他称之为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或一个人的现代化。

在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和“万宝之争”后，王石以历经十年“刻骨铭心的反思”，完成此书。本书不仅是对世人加诸其身的众多谜团的大起底，也是作者向读者倾诉、交流，甚至彼此鼓励的“走心”之作。王石在书中摒弃了一般企业家传记对“商业”“成功”等概念的纠缠，转以“肉身”“空间”“学习”“角色”“生死”五个概念打破时间的线索，以全新的理念重述人生起伏，在剖析自我中回应时代，展示其对人生、文化、商业以及社会的反思，向读者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一个中国企业家能够达到的思维高度——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本书序言中所言：“他成就于改革开放年代，也帮助塑造了这个时代，把他的印迹刻在这个时代。”

改变：渡过人生的“至暗时刻”

2015年，中国A股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公司并购与反并购攻防战拉开序幕。这一日后被称为“万宝之争”的股权争夺战，持续多年，也被许多人视为王石人生最艰难的关口。但他本人并不这么看。他说：生意上的事情，再难没有难过1983年；心灵上的冲击，再大没有大过2008年。尤其后者，才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那一年，“拐点论”事件让万科的业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接踵而至的“捐款门”事件更让个人声誉跌到了谷底，仿佛人生的价值系统即将崩溃。这两场风波，对王石的思想观念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他的人生也从那时起，悄然发生了改变。

没有“灵修”，没有“仁波切”，王石自己的解决之道是：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智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和生死观的改变。可以说，这十年，王石获得了一次个人价值系统的更新：他主动到哈佛、剑桥等学校访学，经历了高强度、连轴转的课程学习；60岁重新学习英语，并且努力克服演讲时的不适与恐惧；他发起对西方文明源头的追问，同时也反观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再认识；他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接受大学聘请来讲授企业伦理系列课程；他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响应深圳作为特区对他的新的呼唤。甚至，在锤炼身体上挥洒汗水，63岁时练出了许多年轻人都没有的“人鱼线”。

这种种经历，并非一种“成功学”的展示，而立足于“探索”，甚至不回避“挫折”，是王石受挫之后对自己深刻反思，然后做出的改变与抉择。过去，他追求的是“我能，你不能”；现在，他更愿意做带动社会、启发他人的事，追求的是“我能，你也能”。在面对“万宝之争”的巨大压力时，王石告别个人英雄主义，学会放下，学会用团队意识和企业文化应对困局。而他本人也找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有了让人生重新出发的理由。那就是，一种对“现代化”永恒的探索。

现代化：一个国家与一个人的四十年

王石在序言中说道：“本书是四年前（2014年）从剑桥校园开始的，收尾时恰逢改革开放40年。这本书也有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的40年现代化。这得以让我从一个更长的时间长度，来梳理个人改变的来龙去脉。”

如果说80年代是“文化热”的年代，引领时代的都是思想文化界人士，那么90年代则是“商业热”的年代，时代的“弄潮儿”是站在时代的桥头堡的企业家，他们与中国改革的命运休戚与共。因此，如果要为时代立传，为改革四十年找一个观察的侧影，商界巨子，尤其是这些人物中的翘楚——王石，绝对值得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

在王石的青少年时期，他和当时许多中国的年轻人一样，经历着学习不足、个性压抑、备感挫折的成长过程。因此，当改革春风吹来时，他在“传统或现代”这个问题上，坚定地站在“现代”这一边，他认为现代文明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所以不管是从企业还是个人成长上，都持这种态度。在这样的选择之下，王石及他所代表的这批“弄潮儿”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下完成了一轮价值观的更新。企业层面，万科1988年发行A股、1993年发行B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内部民主及反腐，不行贿，住宅产业化，企业社会责任……个人层面，辞去体制内工作，登山、赛艇、留学、环保，参与各类社会组织……这一系列选择，都有一条很清晰的现代化的线索。

近年来，“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说法不绝于耳。对王石而言，2008年以来的个人更新，就是进入“深水区”之后的体验。这十年来，他尝试换位思考，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为年轻人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既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同价值观，又尽量保证每一个员工有个性伸展的空间。同时，作为一个企业的创始人和权力掌控者，他还要尽力处理好个人权威与企业发展的问题，需要知道如何限制自己的权力，以保证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运行和公司的创新活力。最后，还尝试以最妥善的方式让渡自己的权力。

所有这些改变，不仅是王石个人的进步，更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与发展。四十年来，正是不断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不断深化，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基本摆脱贫困，迈向小康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微观上放权让利，宏观上近年来高度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趋多样，从人民到国家，都在国际舞台上越发自信。而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就仿佛一个人的成长，也是经历了种种争议、妥协和探索，经历了身心、智识、性格的锻造，才在全球发展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承担着自己不可或缺的责任。

改革开放40年来，“现代化”一直是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的最重要线索，而《我的改变——一个人的现代化40年》则是这两条线索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并肩前行的文本再现。

反思：重新认识西方

王石选择现代化之路，一方面，造就了他事业上的成功；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也不断地面临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冲突。“拐点论”和“捐款门”所引发的危机，从某种角度看，正是这种冲突导致的结果。如何重新认识传统中国，重新看待“从传统到现代”，就成为他思考的核心。

王石坦承，年轻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虚无或者批判的态度，内心渴望的，是向西方文明学习。当他年近花甲留学哈佛却发现：“……来哈佛学习，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希望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对西方文化不是很了解，对东方文化也不是很了解。我才意识到，我不仅要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还要系统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知道哪些是应该吸收的，哪些是应该舍弃的，哪些是应该结合的。”他学习和认识东西方文明的心胸，自此被真正打开。

经过十年的反思，他终于能够立足中国文化背景，在全球文化当中来把握平衡，并更多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80年代末，万科上市的时候，美国记者采访他，问他个人有多少资产。王石回答：“股份改革时，公司的资产4∶6分配，职工股为集体持有，我没有要一股。”美国记者问“为什么”，他当时并没有答上来。事实上，直至今日，很多人还对王石将自己就“降格”为职业经理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看，王石的做法确实有待商榷，而且很不“现代”。然而王石通过他在哈佛的学习和反思，却得出了超越这些角度之上，自己的理由：“文化不同，是解释不清楚的。但去哈佛之前，我从来不认为我这么做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影响。但今天我才发现，自己早就身在其中。”

对于西方、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十年来，在他这里变得更为丰富。因此，王石在书中，对于成功的定义开始有了另一种标准，就是看一件事对国家的贡献。因为“有国才有家”，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甚至，他希望未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不只限于中国，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世界。

超越：我能，你也能

张维迎说：“研究当代中国企业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王石都是一个绝佳的活标本。”正是这个原因，王石成为国人熟知并乐于谈论的企业家，他早年出版的传记图书，一直畅销不衰。但每一个读过《我的改变》书稿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王石变了。变得宽容了，谦卑了，平和了，更会换位思考，更愿意反思自己。在大学讲课和演讲时，他像一个学者，引经据典；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类命运时，他像一个世界主义者，开放包容。他过去追求“我能，你不能”，现在追求“我能，你也能”。这是一种境界的变化 。

从人生低谷，到做出改变；从坚定走现代化之路，到对于这条道路的深化理解；从学习西方到重新理解中国……所有这些，都基于王石这十年来“境界的变化”。 像王石这样的成功人士，做什么都能成为他人模仿的榜样，然而亦会让人感到难以企及他的高度。然而，这次王石说“我能，你也能”——他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平实的语言，向读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既是一种自我整理和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定，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个人展示，值得在这个时代中一起前行的我们借镜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