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乔·威尔斯科幻小说研究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于1866年9月21日出生于英国肯特郡布朗利（Bromley，Kent）一个贫寒的家庭。

1887—1893年，威尔斯先后在威尔士的霍尔特（Holt，Wales）、伦敦的基尔本（Kilburn，London）和剑桥等地的中学和函授大学担任教职，他的教学生涯两次因严重的肺部出血而中断，休养期间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逐渐变得明朗，那就是写作。1888年再赴伦敦时，他开始向报刊投稿，1893年他决心放弃教学：“命运不管不顾地将我推向了写字台。”19世纪末大量涌现的报纸杂志为威尔斯的文学生涯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与长久的支持，在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与文学评论之后，1894—1895年连载的《时间机器：一个创造》（The Time Machine: An Invention, 1895）（下文简称《时间机器》）让他获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从此威尔斯在文学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威尔斯一生著述百余部，种类繁多，其中小说有52部。他既是一名文学家，又是一名预言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其文学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最后十年，威尔斯以科学传奇（scientific romances）创作为主，他的代表性科幻作品大多写于此阶段；20世纪最初十年，威尔斯在继续科幻作品创作的同时，将重心转向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并写出了《托诺—邦盖》（Tono-Bungay，1909）和《波利先生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r. Polly，1910）等优秀作品；1910年之后，威尔斯的文学创作从“生活小说”（Novels of Life）转向了“思想小说”（Novels of Ideas），写作风格倾向于讨论而非再现、阐述而非叙述、声明而非说服。

1915年威尔斯在论文集《布恩、种族的思想、魔鬼的野驴及最后一击》（Boon, The Mind of the Race, The Wild Asses of the Devil, and The Last Trump，1915）（下文简称《布恩》）中嘲讽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的小说艺术，严厉批评其文学的审美诉求，这不仅结束了两人将近20年的友谊，也使威尔斯成为文学界眼中庸俗市侩的非利士人。弗吉利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在评论威尔斯小说《琼与彼得：一个教育的故事》（Joan and Peter: The Story of an Education，1918）时指出，威尔斯仍旧展示了他形象地再现生活细节的能力，但是他不断以思想表述打断故事，对虚构的基本原则完全置之不顾。之后在《现代小说》（“Modern Fiction”，1919）与《班奈特先生与勃朗太太》（“Mr. Bennett and Mrs. Brown”，1924）中，伍尔芙将威尔斯与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和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视为典型的爱德华时代作家，他们重物质轻精神，固执于认识的刻板模式，放跑了内心真实的感受与生活的本来面目；其中威尔斯因思想的重压而忽视了人物的塑造，或者说他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人物，而是他自己的乌托邦思想。

尽管如此，威尔斯仍旧是当时最多产，也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布里特灵先生看穿了》（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1916）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销量最大的一部严肃小说，但此时威尔斯的社会影响力更多来自于社会、历史、政治和科学方面的论著。其中《历史纲要：生命与人类的简明历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 Being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1920）（下文简称《历史纲要》）创造了现象级的销售奇迹，在历史教育方面掀起了一场小规模的改革浪潮；《生命的科学：生命及其可能性的当代知识概略》（The Science of Life: A Summary of Contemporary Knowledge about Life and Its Possibilities，with Julian Huxley and G. P. Wells，1930）被美国大学广泛采用为教材，一直使用到20世纪60年代。威尔斯此时全力投入他世界主义的、以科学为主导的、管理周密的“世界国”（the World State）理想，他的文学和非文学作品都是为了宣传这一思想，或是为这一理想社会的到来做出的教育准备。为此，他参加和组织各种协会，出席裁军会议，为促进英苏关系奔走，倡导人权，参加工党选举，促成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920—1946）的成立。威尔斯对年轻一代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1941年如此描述：

想一想，生于本世纪之初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威尔斯的造物。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作品仅产生即时效果的“通俗”作家，能够拥有多大的影响是一个可疑的问题。但是我怀疑，在1900—1920年，起码在以英语写作的作家中，谁都没有对年轻人产生像他那样的影响。如果威尔斯不曾存在过，我们所有人的思想，连同我们的现实世界，都将具有显著不同的面貌。

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威尔斯的评论变得极为少见，书籍销量大跌，他的思想也失去了吸引力。威尔斯成了一个过时的人物，但他仍然笔耕不辍，以每年2部的效率出版作品。在回忆与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等分道扬镳的经历时，他并无悔意：“……我自称是一名记者，逃出了他们无与伦比的艺术专注。我仍旧坚持这一头衔。詹姆斯·琼斯爵士说，这个世界将会持续亿万年之久。我已跟奋力争取不朽的人们挥手道别，让到了一边。J. C. 斯夸尔先生怀疑我不能‘存续’，说不出口的是，我毫无保留、诚挚地同意这一说法。”但是，晚年的威尔斯陷入了持续的阴郁和绝望，除了生活挫折与健康问题和世界再也不愿聆听他的声音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内心明知但却只能否认：没能忠于自己艺术家的本能和直觉是一种失败。

《认知陌生化：赫·乔·威尔斯科幻小说研究》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归属于一种文化批评，以科技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威尔斯科幻小说，以此揭示科幻文类的一种突出特征，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理论加以具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需要根据研究对象而定，最贴近研究对象的方式，是研究者依据自身把握材料建立的理论假设，而理论假设本身也是一个互文过程，是对前期研究的理论回应。鉴于威尔斯本人及创作都显露出明显的文化干预特征，这一方法可拓展已有研究，也适合研究对象。此处所言文化批评，包含了以文本分析为中心的传统文学批评，同时兼顾社会文化文本，将文本分析这一内部批评与文本外部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分析相结合，它与针对所有文化产品与现象的文化研究一样，透过对文化表征的分析，体现出文化、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同时，文化批评涉及的观念和机制是集体模式，我们不能完全用之去打发一个有着具体处境的个体，因此本书将从具体文本出发，在必要时涉及作家的具体社会关系，尽量避免粗暴阐释，但也没有绝对中性的理解方式。概言之，从已有研究和自身认识而言，本书试图把握威尔斯科幻创作的整体特征，以及普遍存在于科幻创作中的一种趋向，并试图沟通文类理论与批评实践。

本书在研究中试图涉及三种问题与关注：科幻理论与批评实践、科幻文类与典范叙事、文化批评与个体作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书以研究中的问题带出分析，同时兼顾问题产生时的知识框架与文化历史空间。绪论主要简要介绍研究对象、归纳分析已有研究、提出研究定位。第一章首先以陌生化和认知性（cognition）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理论。苏文对科幻的定义是自提出之后受到最多关注的理论阐释，在很多当代科幻分析中都可见“认知陌生化”这一术语，但对于它的具体含义阐述较少。陌生化作为科幻文类的叙事特征，指文本的整体替换性框架，或者说文本的他世界，与经验现实形成一种“同质异象”的指涉，具有乌托邦启蒙的批判潜能。从经验现实到替换世界，陌生化的具体叙事手段有推测、类比和世界缩影。认知性是科幻世界与现实的另一关系维度，主要指启蒙以来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化共识，此外也常常被用来描述带有乌托邦取向的意识形态批评。陌生化与认知，连同笔者之前所论的乌托邦阐释学，可成为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的三个要点。此外，第一章还从理论到实践的角度，将威尔斯的科幻叙事特征概括为社会生物学类比与技术类比。随后的四章从以下方面展开论述：威尔斯科幻对进化论的文学想象、它们与人类学在想象他者时的文化共生关系、文本对机器的双重表征、威尔斯的理性乌托邦及他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抉择困难。

在相互纠缠的多种生物学与社会学的进化理论中，威尔斯科幻中生物学和宇宙学与社会之间的类比根植于正统的达尔文学说，受到了赫胥黎的深远影响。他的科幻文本将哥特恐怖、荒岛故事、神学戏仿整合到了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文学叙事之中，表征了自然选择的偶然性与任意性，以及这一过程中巨大的浪费、残忍与痛苦。他以诗意的星空意象将现代地质学和生物学确立的自然时间观念转化为一种广袤的时间审美，开启了科幻从空间到未来的转向；又以倒置的进化框架、急剧收缩的节奏、浓烈到凝滞的色彩象征将进化内涵的退化可能投射到文明的发展之上，谋杀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进步和永存，提出了在无情的宇宙过程（cosmic process）之下人类存在意义的乌托邦追问。

在人类的体验中自然与文化相互交织联系，达尔文理论从生物学到社会领域的转移不仅发生于文学写作，还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人类学中。威尔斯的社会生物学类比与当时的人类学在想象他者时显示出突出的文化交互关系，其间种族、性属和阶级等范畴相互纠缠潜入了（伪）科学话语与威尔斯科幻中。此时进化论被挪移到了对文明的关注上，蜕变为一种进步的叙事，多种他者被贬低、建构为进化链条上遗失的环节，成为被西方主体所吸纳和超越的概念。威尔斯科幻的矛盾性和意识形态僵局即来源于此。他明确反对殖民主义、倡导改善女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此同时他的科幻叙事隐藏着深刻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他笔下，带上物种面具的海外种族、女性化的贵族资产阶级与男同性恋者、野兽化的底层劳动者，多种形象彼此流动层叠，这些文明与进步的多种他者都具有道德堕落与生物，或者至少生理退化的双重特征。

在早期创作中，威尔斯对技术进步的想象悬置于赞同与怀疑之间，机器在他的笔下显露出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象征性：作为技术与机械主义的象征。威尔斯被视为外星怪物的开创者，但后来的商业科幻电影将他的怪物简化为视觉奇观。威尔斯外星怪物的恐怖与怪异渗透着以赫胥黎为代表的生理学对人类智能和思想持有的机械主义观念，受到了基于能量守恒的身体经济学影响，它们从内在和外在的意义上都成为机器。达尔文理论引起的一个重大社会后果就是机械主义哲学浪潮的再次兴起，威尔斯的怪物折射、概略并质疑了机械主义对人的认知从科学研究到哲学观念的游移，而火星人的恐怖淡化为月人的怪诞也暗中指向他后来的单一化理性主义。在威尔斯早中期科幻中，机械化的城市景观庞大而险恶，人们身心受控于技术，通信媒体沦为了政治操控与商业宣传的手段。但与此同时，在他满怀激情的技术想象中，以交通和通信技术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必将继续。

为了给充满未知与风险的社会发展绘制航线图，威尔斯的写作在1910年后整体从文学再现转向了思想阐述。进化中永恒的变化与适应促使威尔斯提出了动态乌托邦，进化中大量的浪费与牺牲让他寄希望于技术进步与科学的社会管理。但他的乌托邦建立在人性完美的假设之上，由此他从目的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进程，精密高效的机器膨胀为社会的范式。在两种文化分裂的背景之下，伴随着20世纪早期文学界对他乌托邦思想的批评，他本人逐渐背离文学，建立科学世界观，倡导科学教育、反对古典教育。但是，在他早期的科幻文本中，艺术家与科学家的形象重叠潜藏着对审美价值的暧昧认可，而他后来乌托邦思想的单一化与放弃文学创作不无关系。因为乌托邦想象若脱离文学叙事，便可能跌入自身意识形态的封锁并对这一封锁缺乏足够的意识或冲力。

结语总结了威尔斯科幻叙事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科学认知内化为文学叙事、科学想象转换为文学形象的科幻写作范例，强调研究科学与文学的关系需从文化交互的角度出发，并简要归纳了进化叙事、他者视角对科幻研究的意义，及科幻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

《认知陌生化：赫·乔·威尔斯科幻小说研究》

黎婵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0

科幻小说是英语文学世界突出的文化现象，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科幻研究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议题。在众多研究者看来，现代科幻是赫·乔·威尔斯最为重要的文学创造，本书综合威尔斯研究、文学与科学研究、科幻批评三种资源，从威尔斯的整体创作和思想角度把握他的科幻创作，同时将他的科幻置于文类/类型发展传统之中，聚焦于其中文学与科技的文化生产关系。第一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理论进行了知识谱系考察，提出认知陌生化在威尔斯科幻中体现为科技与科幻的两种叙事关系；后四章从四个方面分析关系的展开：威尔斯科幻中的进化论想象、文本与人类学在想象他者时的历史共生关系、文本对机器的双重表征、威尔斯乌托邦思想与两种文化。

本书可供从事外国文学、科幻文类、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高等学校师生及爱好文学的读者阅读。

文类/类型（genre）是文学类型（literary genre）的缩称，传统上又有体裁、文体等说法。它是文学理论古老范畴之一，亦为文学研究基本问题之一。柏拉图在《理想国》《斐德若篇》《斐利布斯篇》《法律篇》中，对文类划分及其本质特征、审美接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观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诗学研究目的是研究“关于诗的艺术本身、它的种类、各种类的特殊功能，各种类有多少成分，这些成分是什么性质”等问题。亚里士多德从模仿媒介、对象和方式出发，把诗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三大类，并就它们之间的区别进行了详细甄别。从文类划分衍生出来文类学（genology）研究，主要关注文类分类标准、分类法和文类演变。本套丛书所使用的“文类”或“类型”，源自文学类型研究，作为20世纪的文学理论关键词，文类本身承载了对形式主义的关注。

任何关于文类的理论研究都只是对文学作品本质的假设，类型并非存在于文本之中，但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文本来证实某一类型文本的存在。同时，任何文类的产生和发展都携带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印记。形式主义批评家托多罗夫对文类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指出，研究任何属于“文学”的文本时，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这个文本共享所有文学文本的特质，或者共享文学类型的特质；其次，一个文本不仅是一个预先存在的组合系统的产物，它还是这个系统的变形。因此本套丛书不仅关注文学叙述作品的深层结构、文类共性，也回归具体文学文本的经典阅读，探索特定文本对文类/类型规则的继承与演变、形成和变异。正如托多罗夫所说，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文类/类型的存在，就相当于声称一部文学作品与现存的任何文学作品毫无关联，文类/类型呈现出了一部文学作品与整个文学领域的关系。“外国文学叙述类型研究文库”这套丛书旨在探索外国文学文类中的形式特征和审美功能，同时也研究文类所蕴含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探索文类与社会话语之间的互动及相互影响，文类演变与文学研究的耦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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