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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黑死病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很多人选择了读书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像是一种逃避。或者换种说法，当灾难发生时，最无力的人群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无法像医生一样，利用自己的专业技立即去帮助别人，也无法像科学家那样，利用自己的研究去改变我们对灾难的认知，甚至还不如一群普通的建筑工人，他们至少也可以搭把手，在救灾过程中添砖加瓦，建造临时居住所。灾难发生时，需要立竿见影的救助，而不是毫无行动能力的事后诸葛亮。知识分子的无用体现在，他们无法第一时刻提供实际而专业的援助，他们看起来只会动动脑子和嘴巴，而且有时候脑子还是糊涂的，嘴巴说出的话语也很不中听，所以显得分外刺耳，惹人讨厌。所以，我们最好像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有篇文章的标题写得那样，知识分子，请在无能为力时闭嘴。
当然，知识分子并非总是无用的，无事可做。也许在当下的紧急时刻，我们更加需要实际和务实的行动者，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救援。但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救援活动中，知识分子可以发挥他们的优势，利用旁观者的立场，进行观察、搜集、整理、分辨、思考、记录和总结性的工作，以便于“秋后算账”。在当下也许显现不出这些工作的有效性来，但是历史的真相是需要记录和打捞的，我们不能留给下一代人一个空白的案板，让他们猜测曾经发生过什么。这样惨痛的经历并不是没有过，历史留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没有从教训中吸取到经验。忘却历史是最大的背叛，这句话最大的含义就写在字面上，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但是同类型的灾难在历史上从未中断过，无论是在中世纪发生的黑死病，还是西班牙流感，甚至还未远去的SARS病毒，就算我们面对着是新的未知的灾难，至少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应对灾难的方式，这是我们阅读的作用，我们记录下这个时代发生的一切，就是留给后代的一份惨痛的见证，一份可以借鉴的经验，这是我们写作的缘由。
伏尔泰
近期阅读的书中有本是德国作家汉宁·里德的《无处安放的同情》，其中提到了一个灾难的例子，1755年的万圣节，里斯本爆发了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大部分的教堂和房屋，两万多人在地震中丧生。这场大地震震惊了欧洲，因为此前还没有如此严重的灾难引起关注，人人都在谈论这场灾难，其中也包括著名的哲学家伏尔泰、卢梭和康德等人。伏尔泰总结这场灾难后的反应，有句非常有名的话留了下了：“里斯本变成了废墟，在巴黎，人们还在跳舞。”这就是在此后不断出现的，形容人们对遥远地方发生的灾难无动于衷的惯用表达。
里斯本大地震后来之所以引发了席卷欧洲的大讨论，更多的原因在于这场灾难让人们意识大到了真正的恐惧，他们意识到，这样的灾难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有可能发生的，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慌造成了长期的持续的精神的震动，用里德书中原话说，“人们头一次认识到文明，以及大都会生活本身所伴随的危机。人们对逝者表示哀悼，心中想的却是自己在未来一场类似的灾难中会如何。人们的同情中隐藏着自怜。城市失去了保护作用，人们感到自己像在原始时代一样遭受着自然的威胁”。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同情心只能伸展到自己的亲人、朋友和邻人，所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大概是人情的常态，自古已然。现如今，借助于现代的传播工具，我们可以从电视和网络，随时可以看到远方发生的灾难的视频和图片，这种拉近的距离感可以让我们的同情心短暂地延伸到远方，但是依然不会持久。持久的同情心态只有源于灾难发生在我们身边时，才是最为强烈的。
里斯本大地震后海啸
这种道德上困扰的让很多哲学家思考，如何才能让人们在灾难发生时保持一种遥远的共情。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对那些身处遥远的地方，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人们，对他们产生同情，只能唤起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而对方也得不到丝毫好处。他就认为这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悲痛”。但他同时又说，对身边的人的命运，或者自己的得失，不让积极介入，这种介入的程度越大，它越能在人们心中培育出人性的热情。这并不是冷漠，强制人们介入遥远的人群的命苦难，只会给人们增加额外的负担。
这种观点后来遭到了很多人的驳斥，因为如果我们的同情心如此有限的话，这就意味着同情也是可以被计算的，比如我们会同情认识的人，对陌生人身上的苦难无动于衷；我们会同情本国发生的灾难，对国外的灾难冷嘲热讽；我们会同情自己的民族，对非吾族类，虽远必诛。这种有限的同情心就变成了一种冲突的借口，比如总有一天我们会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要牺牲遥远的陌生人。历史上的很多暴政，基本都是因此而发。
在这方面，我一直抱持一个朴素的道德观，身为人类，日常生活也好，灾难发生时也好，我们当然要热爱身边的人，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关心遥远的事物。我们的同情心不是泛滥成灾，无处可用，而是生而为人的基本特质，它并无国界、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区分，我们只是人类而已，是大自然中的一个会思考、总结和反省的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