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街记忆：杨方，用时间记录一条街

杨 方用时间记录一条街

每个城市都有那么一条街成为人们的记忆中心。北京的南锣鼓巷，成都的锦里，西安的回民街，武汉的黎黄陂路，厦门的中山路，天津的文化古街。

解放街，应该是永康这座小城的一条记忆路径。

在我没有进入这条街之前，它只是一个词。我无法跟随一个词进入它的内部。六七岁的时候，父亲从老家回来，送给我一把画着黛玉葬花的折扇，说是在老家一条叫解放街的街上买的。我想象不出解放街是一条怎样的街，在伊宁有斯大林街和汉人街，都是东西走向的街道，每天正对着落日，每到傍晚，整条街道闪闪发光，耀眼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仿佛街道一直铺到了太阳里。父亲描述中的解放街跟斯大林街和汉人街大不一样，它不是笔直的，也不够宽阔，没有公交车，甚至没有红绿灯。和伊宁的街道相比，解放街只能算是一条小巷子。

父亲的描述是抽象的。一个人只有与一条街相遇，才能具体地熟知它的一切。在没有与这条街道相遇之前，除了一把漂亮的折扇，这条街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1984年，我第一次从解放街走过。我从街的这一头进去，从另一头出来，就像被一条蛇吞进了肚子里，然后它又把我拉了出来。

一条街没有办法消化掉我，因为我是一个有记忆的家伙。我记住了它的窄，它的弯曲，它的拥挤，热闹，乱糟糟，狭小店铺里的肉麦饼以及摇着蒲扇卖杨梅的胖女人，她把阔腿裤卷起来，露出白而肥的大腿，让我想起鲁迅笔下豆腐西施之类的人物。

在永康几年，我知道这条街上有一家理发店，我在店里把长头发剪成了短头发。有一家眼镜店，我在店里配过一副眼镜。还有一个邮局，我往那个绿色邮筒里塞进过很多封信。1988年，邮局门口的法国梧桐树上结着毛毛的小球球，我走进邮局给姐姐打电话，姐姐说父亲让我回新疆。我放下电话，一个人走过解放街，街道拥挤，提着菜篮子的女人急着赶回家烧饭。她拐进武义巷消失在一扇门里。她被这条街消化掉了。而我是这条街的一个过路人，它没有办法消化掉我，它最后像吐骨头一样把我吐了出去。

1995年，爷爷过世，我赶回永康，送走爷爷之后，我从解放街走过，看见一个小小的鲜花店里摆着白色的菊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条街开始有了卖鲜花的店铺。我想起应该给爷爷买几朵菊花。

1998年，我回到这个城市工作。夏天的时候我刚去过西藏，高原的太阳把我晒得很黑。我坐在解放街的一家面馆里吃面，另一张桌子上一个白净的女人用永康话说：“看啊，这个外地人多黑啊！”我听懂了她的话，感觉自己坐在那里，与这条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这条街是江南的，婉约的，纤细的，我出现在这条街上是一种破坏。我有点想不明白，我走了一大圈，怎么又走回到了这条街上。

那时候这条街的一部分正在拆迁，旧木料成堆堆在那里，碎玻璃满地闪耀。残垣断瓦间，拆走了门板的门框，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我在一个晚上走进这段拆了一半的解放街，遇见一个和我一样在废墟间游荡的人，他可能想回到他曾经住过的地方，再看看那些熟悉的场景。那个晚上我还遇见过一只狗，它在我身后跟了很久，我怀疑它是一条被这条街遗弃了的流浪狗。后来这条街拆掉的部分，盖起了高楼，修建了新的街道和广场。我在小说《在废墟上撒》写到了这条街拆迁时的废墟，还有广场。

2009年，父亲最后一次回永康，父亲的童年玩伴庆生来看父亲，两个将近八十岁的孩子，站在和他们一样衰败的剩余不多的解放街握手告别。大家心知肚明，这一次告别，是生当做死别，是真正的永别。看着庆生沿着老旧不堪的解放街走远，走路不便的父亲竟然跟出去好远。他想跟庆生再说一句话，可是他怎么追也追不上前面的庆生。后来父亲站立不稳，差点摔倒，一个开店的人扶父亲在凳子上坐了一会，父亲才有力气走回来。我站在解放街口等父亲，我真怕父亲和这条衰败的街一起消失。我知道他们都会消失。那种不远的看得见的消失，让我害怕，让我不敢去想。

直到这一年，我对这条如父亲般衰老的解放街突然有了深深的不舍，我希望它一直在，永远不要消失，仿佛只要这条街在，父亲就能够从它零落的人群中走出来，出现在我面前。

2018年，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解放街已经从这个城市彻底消失，仿佛是它的消失带走了我的父亲。它成了我脑子里一根疼痛的记忆。很多时候，我在这个城市得特意绕开它，不去触碰。

但对于一直在这座城中生活的人，解放街是很多人的童年，少年，初恋，或者难忘的时光。它的消失，是一种伤感，也是一种重生。我相信父亲死后，将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解放街也是。它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地产双雄中梁与宝龙落子永康解放街，他们将在这块历史底蕴丰厚的地方，缔造高端住宅——中梁·永康府。永康的地图上，解放街不再存在，从此永康府，这个大气、恢弘、响亮的词，将和它的高楼一起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不知道那时候这座城的人，是否还会想起，在这个城市最中心的地方，曾经存在过一条如河流般缓慢的解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