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视综艺

尽管如此，《奔跑吧》与《中国好声音》自开播到收官依然每周斩获同时段收视冠军。将它们、乃至更多王牌电视综艺的收视成绩简单归结为“七季之痒”，或是“综N代”的审美疲劳，都显得过于片面。

根据《2016年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报告》的数据，“95后”年轻人中有91.5%的人选择用手机观看视频，用电视的人仅占16.3%。同时，2013年至2016年，通过移动端看剧的比重从67%逐渐上升至79%。除此之外，复旦大学于2018年6月公布的一项历时一年的调查显示，全国IPTV用户每周看电视仅有1.43天。在电视收看日，每天看电视的平均时长为1.92小时。这两项数据在2010年分别为6.29天和3.24小时。

这也是我在过去七个多月的时间里，陆续和8档头部电视综艺的导演们探讨的一个问题：在消费娱乐内容的用户越来越年轻、长视频平台与电视台的话语权发生反转、市场从大众化逐渐走向垂直化、圈层化的当下，电视综艺的价值在哪里？而作为电视内容制作者的他们又必须做出哪些改变？

时至今日，电视综艺依然有着网络综艺难以企及的资金和资源，它们体现在体量、品质、明星阵容等方方面面。但在经历了那个回不去的“黄金时代”后，它的影响力来源正逐渐向更新、更便捷、更多元的媒介偏移——属于电视综艺的盛世或许永不会消逝，但后来者却很难再造一个“传奇”。

“七年前《我是歌手》的节目模式和理念都是前所未见的，现在有这么多音乐节目出来，观众的心理状态也从一种惊喜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就算你做得再好，当大家习惯你的时候，就很难惊喜了。百好不如一新嘛。”《歌手》2019总导演洪啸曾有些无奈地对我说。

模式依赖和创新压力

回顾2018年，从《中国好声音》、《新舞林大会》到《蒙面唱将猜猜猜》，灿星制作在电视综艺上的耕耘从未停歇。

只是相比于接连登上微博热搜、在《蒙面唱将猜猜猜》舞台上一眼被认出的“猫咪”吴青峰和“别对我说谎”徐佳莹，历经一番苦战赢来《中国好声音》冠军的旦增尼玛几乎已被大众遗忘，甚至许多人未曾记清过这位新人歌手的名字。在他夺冠之夜，微博上讨论最热的话题是——#华少胖了#。

如此情景放回六年前几乎不可能发生。

2012年，《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以平均收视率3.7的成绩领跑电视综艺，总决赛更是一举突破6.1大关。至今还有许多观众记得，第一季总决赛正值中秋之夜，“好声音”成为了许多家庭当晚代替各卫视中秋晚会的不二选择，他们一起见证了梁博的逆袭夺冠。

“这个品牌对我们来讲它情感非常特殊，说实话这辈子我们也做过很多节目，但《中国好声音》对于灿星来说不单纯是一个节目，这里有我们太多感情和心血。”去年7月“好声音”迎来第七季时，灿星制作副总裁陆伟对我回忆了最初的情景。

《中国好声音》的一鸣惊人使刚从体制内走出的灿星制作在电视行业站稳了脚跟。在那之前，灿星账面上所有的钱大概只够发两个月的工资，独具慧眼的模式引进和倾尽所有的全力拼搏换来了公司的绝处逢生。

一时间，灿星团队成为了中国电视综艺的风向标，行业内外开始围绕节目制作和经营管理对其展开大量研究。直至2016年。

2016年，版权之争突然而至，被迫改名为《中国新歌声》的“好声音”没有延续前几季的辉煌，收视率开始直线下降。2017年，《中国新歌声》第二季虽然拥有刘欢、陈奕迅、周杰伦、那英这样强大的导师阵容，但依旧不符合灿星对于爆款的期待和设想。

大众对模式节目的审美疲劳、同质化节目的追逐与损耗、以及网综的崛起都在催促灿星制作总裁、《中国好声音》总导演金磊要做出改变。终于在2018年——节目的第七季，重新夺回名字的《中国好声音》在模式上迎来了较大变革。无论是新增加的导师试音、魔镜转椅，还是将每位导师的席位缩减至六个、在盲选阶段引入PK，团队的目标只有一个：用更加强压的赛制激发出学员、导师、观众的更多心理冲突，使真人秀部分更加丰富。

“大家需要一种新的东西。”这个曾经极依赖节目模式的团队如今非常确信，只要有“新”，《中国好声音》就可以走得更远。

同样需要寻求新鲜的还有《奔跑吧》总导演姚译添。

这档经历多季的电视综艺与《中国好声音》相似，从模式引进的一炮而红到摆脱原版的逐步迭代，它开创了户外竞技真人秀的电视热潮，也见证了这股热潮逐渐冷却。

在2017年电视综艺平均收视率排行榜中，《奔跑吧》以2.89蝉联首位，其正片之后的衍生节目《跑男来了》以1.53的成绩位列第九。虽有两档节目跻身前十，但收视数字并不算好看。要知道，在2015年《奔跑吧兄弟》第二季和第三季曾分别收割5.016和5.284的单集最高收视率，其中整季最低收视率也高达3.832。

面对收视率的下滑和大众审美疲劳，姚译添在去年节目收官后和我们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对话，期间，他说得做多的词是“没办法”。

“收视率你也说了是客观因素，大家就是喜欢看手机，不去看电视，我也没办法。”作为节目的总导演，他觉得自己能做的只有寻找更有趣的内容和更新的节目形式，努力把观众拉回到屏幕前。

事实上，无论是节目主题的设定还是游戏环节的创新，“跑男”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突破。《奔跑吧》第二季在联合国维也纳总部和奥地利国家旅游局的支持下，来到联合国维也纳总部进行学习访问。这样的主题内容此前在户外真人秀中几乎没有。然而繁琐的英文资料、不同于国内的审查方式等，都使联合国之行比预想中推进缓慢。漫长的前期沟通让姚译添痛苦不堪，一度觉得自己“要抑郁了”。

这样的痛苦时刻在《奔跑吧》的筹备期间还有很多。

“龙舟赛和联合国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痛苦，因为要协调多所高校。像哈佛、牛津其实是蛮难协调的。”选择承受“痛苦”的原因很简单，姚译添观察到在以往其他节目中，龙舟比赛始终没有被做到极致，留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如果《奔跑吧》要做，就要和最厉害的人比。同时你请国外的人划龙舟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

《奔跑吧》第二季中的“学霸龙舟赛”

88年出生的姚译添最开始是《奔跑吧兄弟》第一季导演组的组长之一，第三季担任节目副导演。而后，随着浙江卫视多位前辈走出体制、自立门户，从第四季开始，总导演的担子落在了年轻的姚译添身上。

与外界所设想的不同，对于年纪尚轻便担任中国最火的电视综艺导演这件事，姚译添并不觉得有何特别，他有些“佛系”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实际上，在刚接过总导演接力棒时他是焦虑的，“但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后两季想的更多的是做出来的东西能不能打动自己、有没有跟时代接轨、够不够走心、大家愿不愿意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档曾经火遍中国且下沉最为成功的电视综艺，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被政策时刻左右着，并不断为此改变着游戏和主题的方向。

2017年6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通过并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强调真人秀类节目要减少明星参与人数，提高普通群众的参与比重，让群众成为节目的主角。在此政策的驱动下，各大卫视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多档星素结合的综艺节目，但无论收视率还是影响力都普遍不高。

面对同样的政策，姚译添通过对主题和游戏环节的设置，逐步在节目中增加素人比重，无论是“学霸龙舟赛”还是“百人拔旗赛”都较为良好地消化了从聚焦明星到星素结合的转变。

2018年《奔跑吧》第二季收官后，对于客观存在的收视率下滑，姚译添也有了自己新的思考。“客观的下降是一个受众收视习惯的改变，但不代表很多电视端生产出来的内容的影响力在下降。即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收视率还是最高的，而且高很多，我觉得反而是增长。”

从洪涛手中接过总导演接力棒的洪啸也有着相同的看法。

对于《歌手》而言，这档走到第七年的音乐综艺所处的播出环境已大不相同，网综以及短视频的崛起、碎片化娱乐方式的推陈出新，瓜分了大众更多的闲暇时间与注意力。“不管是综艺还是电视剧，谁现在还准时准点地守在电视机前收看？所以，虽然收视是一档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如果脱离环境的变化，和七年前它第一次出来时进行比较的话，是不够客观的。”

比起收视率那几个数字，洪啸更看重的是节目所保持下来的品质与口碑。“《歌手》就是顶级歌手的一个比拼，这个顶级不光是地位上的顶级，在某一个领域做到极致了，也是一个顶级。”

本土化和再创造

时间回到2014年。《奔跑吧兄弟》第一季的“现象级”热播让各大卫视及投资方对户外真人秀这一全新品类跃跃欲试，也让一批电视综艺创作者看到了新的发挥空间，严敏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极限挑战》的总导演，严敏在2015年策划之初就立下决心：“我们要做一档和‘跑男’完全不同的户外真人秀节目。”

这种不同首先来自于节目整体架构。“跑男”的趣味性来源于大量模式游戏，与之相比，学戏剧出身的严敏希望将《极限挑战》创作为一种“结构性喜剧”。在去年7月的专访中，他以电影《疯狂的石头》向《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解释，“与游戏和闹剧不同，它是依靠人物的逻辑，以及人物的对抗来产生喜剧性的作品。”

初创时的《极限挑战》与《奔跑吧兄弟》类似，依然选择了与韩国团队合作，借鉴韩国已有的拍摄模式。当时，国内的电视行业普遍缺乏大型户外真人秀经验，对于此前只做过棚内节目的严敏团队来说，通过已有模式切入显然是更为高效和保险的选择。

然而让团队始料不及的是，第一期《极限挑战》就遭遇了重录。韩国团队不熟悉中国市场，设计出来的游戏环节差强人意，“就像把棚里的东西拿到棚外来，只是为游戏而游戏了。”黄渤曾如此形容初次录制的感受。

经过四期的“取经”与磨合，中国团队成功“脱韩”，对节目的方向和定位也随之明晰：要做一档属于中国的“国民综艺”，“反映国民应该关注的问题，用娱乐的方式促进全体国民的思考”。这一理念严敏一直坚持至今。

这种“用中国语境来讲中国人故事”的理念迅速得到了市场验证。《极限挑战》第一季中有9期节目取得同时段CSM50城市网收视一位，整季豆瓣评分高达9.0；2016年的第二季更是有11期收视登顶，豆瓣评分升至9.2。

伴随高口碑和高收视而来的还有几乎每季都会遭遇的“停播”。2015年8月，广电总局“限真令”出台，规定真人秀应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传播正能量。《极限挑战》第一季因“涉及背叛，恶搞，甚至调侃历史政治”遭暂停审查；2017年，《极限挑战》第三季再次遭遇停播，2018年的第四季则在开播前被告知延播。

谈起这个问题，严敏只是平静地抽着烟。或许过多的审视目光也意味着《极限挑战》与成为“国民综艺”这个目标已经越来越近。“娱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娱乐让大家变愚蠢，另一种是通过娱乐变聪明，这是两种导向，两种行为。这就是我们一直会被停播的真正意义。”

伴随“停播”而来的还有收视压力和来自各方的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便是“高考起跑线”那期：节目组向应届考生和嘉宾依次提出六个问题，包括“父母都接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吗？”“18岁前是否有一次以上的出国经历？”等，每个答案决定着自己能从起跑点走多远，最终有人遥遥领先，有人停在原地。

《极限挑战》第四季中的“起跑线测试”引起争议

节目播出后“起跑线”迅速引起舆论热议。有一种声音称赞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议题讨论，还有一种声音则认为节目组太过功利，不应该用物质生活评价孩子们的成长环境。

对此，严敏激动地反驳道：“有的孩子算完发现自己只有3分、6分，然后我让‘男人帮’也跑一遍，让所有小孩看看他们六个人起跑线在哪儿？也在后面呢！所以那又怎样呢？我想说跑得慢没关系，人生不是短跑比赛，而是一场马拉松。”在他看来，展示世界的本来面目本就是节目始终坚持的价值所在。

“我希望《极限挑战》能够让大家领会的是——尊重。尊重你不理解的人、不了解的生活、不了解的世界，不要轻易对任何人和事做出评判。”

如今《极限挑战》已过四季，面临着和许多“高龄”综艺相同的问题：经济考量的不断提升和“劣币驱逐良币”的大量模仿。严敏和团队都十分清楚，“不重复自己”是节目唯一的出路。

但核心的理念始终不会改。“只要这个节目要说的价值观还有人喜欢，那么就应该做下去。”事实上，严敏认为“不做”《极限挑战》的概率非常低，如果说任何一个节目都有自己的寿命周期，他认为目前“极挑”在自己的周期里还没有走到顶点。“韩国的《无限挑战》拍了十多年，中国比韩国大得多，中国人比韩国多得多，故事、阶层也比韩国丰富得多，只不过因为没有人做，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做而已。”

与严敏的出发点相同，想做一档“没人做过的”综艺的还有《向往的生活》总导演王征宇。

由于之前在《极限挑战》中结下缘分，黄磊在一次聊天中向王征宇透露了他心底谋划的一档“自己做饭，何炅招待客人”的节目，二者一拍即合，很快启动了项目。

全新类型的节目在起步时总是面临着质疑。《向往的生活》的前身《一仆二主》就曾在招商时遇阻搁浅，但王征宇坚信，“观众的理解能力永远比你想象得高，好的节目一定是要引导观众，而不是迎合观众。”而后，《向往的生活》在无资金赞助的情况下“裸拍”六集才得以顺利播出。

与招商境遇截然相反的是节目播出后的成绩。《向往的生活》首集收视率就空降同时段榜首，此后一直保持在前三，最终跻身2017年平均收视率排行榜前十名，成为一匹不折不扣的电视综艺黑马。

尽管在刚刚推出时，许多观众在节目中看到了韩综《三时三餐》的影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向往的生活》已经从多个维度进行了更接地气的本土化改造，不同于韩国节目表现出的人与食物的关系，“向往”将重点放在了人与人的关系和故事上，同时在成片制作上，也通过提炼生活中的亮点，提高了笑点和情节的密集度。

如今《向往的生活》已播完两季，收视率基本保持在同时段前三，豆瓣评分从首季的7.4上升至8.1，这样的成绩让作为第二季总导演的陈格洲在去年节目收官后觉得“团队和录制都在渐入佳境”。

与一般户外真人秀的拍摄氛围大相径庭，《向往的生活》的拍摄过程相当轻松，最大的原因或许就是“没有剧本”。“如果非要说‘剧本’的话，就是我们挂在门口的那个牌子。”

每期拍摄前，陈格洲只会向嘉宾大概讲述一下在蘑菇屋及其周围可以做的事，但并不强行规定，拍摄过程几乎从不干预，连摄像机、灯光等设备都尽量隐藏，确保真人秀环节的流畅。导演团队在现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默默观察和记录”。

在第二季节目中，刘国梁抵达蘑菇屋时恰巧“家里人”全都出门散步了，无人迎接，“我们（导演组）也没有管他 ，任由他乱逛。”有了第一季的经验后，陈格洲和团队越来越敢于在现场“放手”，也正因为这种自由度，《向往的生活》诞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情节，包括最经典的“给徐峥洗头”。

徐峥在《向往的生活》第二季中突然被安排洗头

这种看似轻松的“放任自流”式拍摄的背后，是团队大量的前期、后期工作来作为支撑。

“全中国应该没有一个节目筹备期超过我们。”由于节目依托于自然，陈格洲需要考虑地貌、气候的变化，以及农作物生长周期等各方面问题，再加上对“蘑菇屋”的改造，团队基本在当季收官后便要马不停蹄地着手筹备下一季。后期制作的过程也并非简单的平铺直叙，而是从海量素材中选取精华，不断将嘉宾身上的“可能性”放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向往的生活》的热播促使《亲爱的客栈》、《青春旅社》等一系列同类节目于电视平台相继涌现，以实际行动将“慢综艺”变成了2017年的行业新象。

但陈格洲告诉我，这个标签只是外界对节目看似慢悠悠的节奏上的定义，实际上节目每一期的笑点、节奏、故事情节都并不缓慢。“这是一个最接近我们生活的东西，响应了绝大多数观众的心理需求，是当下很多人所向往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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