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杰 : 民国时期的北京评书

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听评书，一是听广播电台播放，二是在书茶馆里听书，三是在庙会集市上听“撂地的”说书。这是说书的三个层次。评书艺人说：“不撂地不知道人们爱听不爱听，不上书茶馆听不到老听众挑毛病。”因为“撂地的”是在空场上说书，听众围成一圈。说得好，听的人多，说得不好，听众就走了。爱听不爱听，一看听众多少就知道了。这就促进艺人提高水平。在书茶馆里说书，老听众可以和艺人交谈听后感，切磋技艺。要是被电台请去说书，那就达到登堂人室、百尺竿头的地步了。

北京的评书按内容相特点分，大致有历史演义、剑侠神怪、鬼狐三个评书支脉。

历史演义书是根据史书或演义，经艺人表演、创作、丰富发展而成。讲究“刀枪架儿，盔甲赞儿”。有《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传》等。多是出将入相，立国安邦，运筹帷幄，金戈铁马的宏伟壮丽场面。

剑侠神怪书多是写飞檐走壁的侠客义士，或神怪托生为人，或神怪向凡人授艺，有开镖局的，有投官府的，济困扶危，除暴安良，帮官府破案，替百姓报仇的故事。《大宋八义》、《七侠五义》、《三侠剑》、《彭公案》等。

也有兼备以上两类之长，融历史演义与剑侠神怪为一体的，像《封神榜》、《水浒传》等。

鬼狐书是《聊斋志异》故事。人和鬼魂狐仙交朋友、谈恋爱。讽谕时政，劝善惩恶，亦真亦幻，另有一番滋味。

那时候北京评书界要论人数多、成就大、影响广的，要数“杰字辈”、“阔字辈”的艺人。出名的有王杰魁、袁氏三杰（杰英、杰成、杰武）、连阔如、杨阔安等人。此外，还有品正三、陈荣启、段兴云、陈土和、赵英颇等人，真称得上人才济济了。

王杰魁老先生是北京评书界的泰山北斗，人称“静街王”。那时候街上店铺门上都挂着广播喇叭，播放电台节目，以招徕顾客。 一到电台放王杰魁的评书，满街筒子人都静下来听书，要不怎么叫“静街王”。有段相声《书迷闹洞房》里边说：“一放王杰魁的评书，连卖烧鸡的、卖糖葫芦的都放下生意不做，光顾听书了。等评书说完了，低头一看，烧鸡、糖葫芦都叫人提拉跑了。”这虽有些言过其实，但是王老先生的艺术魅力确是风靡京城，万人倾倒。书迷们几乎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

王杰魁说《七侠五义》有他自己的见解。他讲前辈艺人编书是从墙上挂画得到启发，铺排渲染而成。有几位侠客的名字绰号都是从画上取的。智化是画；双侠姓丁是挂画的两颗钉子，画上桃红柳绿六支仙鹤，象征“六合（鹤）同春”，暗指欧阳春和云中鹤魏真；把画展现昭示于人，暗指展昭。这虽稍嫌牵强附会，有索隐之诮，但作为一家之言却也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连阔如最擅长说《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人们说他：“吃汉朝的饭，干民国的活儿。”他的《两汉演义》口述笔录，曾在当时的杂志《立言画刊》上连载。那时他正当年富力强，说书说得好，人缘儿也好，曾担任北京评书协会会长。

品正三最拿手的有八套大书，《隋唐演义》、《精忠岳传》、《大明英烈传》等，人称“品八套”。他说“明英烈”，在话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再创作。

段兴云是说《济公传》的，这是神怪剑侠的什锦拼盘。段先生能把这些文武、神怪，正直、邪恶的各式各样人物，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他说济公显出罗汉金身，庄严法相，从头说到脚，流利顺畅，一气呵成，是借鉴了相声“贯口活”的表演手段。

说《聊斋志异》的名家有陈士和、赵英颇。陈善说狐，赵爱讲鬼，人称“陈狐赵鬼”，春兰秋菊各具一时之盛。陈士和说的《梦狼》，脍炙人口，久享盛名，早已成为评书的经典名作。陈在一个段子结尾时，常把评语赞词逐字逐句解释一遍，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又传播了古文知识。

还有袁杰英说《五女七贞》，杨阔安说《三侠剑》，陈荣启说《水浒传》等等，也都独具特色，各有千秋，拥有众多的听众。

那时候在书茶馆里听书喝茶，要交书钱和茶钱，茶馆和艺人分帐，不用零打钱。艺人说的口焦舌渴辛苦一天，收入的大头还是归了开茶馆的资本家了。书茶馆有白天说的，太阳落山就散了；有晚上说的，叫“灯晚儿”。老艺人一把扇子、一块醒木、一幅手帕、一把小茶壶，全齐了。凭这就能把满茶馆的听众“说”住，鸦雀无声。有时场里稍有点“嗡嗡”声，艺人脸一沉不说了，冷场一会儿就引起听众的注意。有人自动维持秩序，低声提醒“别乱！别乱！听书！听书！"又恢复了原来的肃静。

评书和相声相通，都是语言艺术，像单口相声《永庆升平》，即《张广泰回家》、《硕二爷跑车》、《大闹月明楼》、《乾隆下江南》就是谐趣评书。听老辈听书的人讲，有艺人说小姐下楼，精雕细刻地说了三天还没走到楼梯口，更甭提下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