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之战,明军主力损失殆尽,仅有吴三桂、王朴等率少量士兵逃回了宁远。(《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七)。
消息传回,京师大震。
按照惯例,朝廷必须要追究丧地之责。这样,吴三桂和王朴等从前线脱逃的各镇将就罪在难逃了。
可是,崇祯却像戴了有色眼镜一样,只以临阵“首逃”之罪逮捕了王朴,着令法司择日开庭审讯。而给三桂加升提督职衔,负责收集从前线逃回的各镇残兵,加强训练,“徐图再举”(《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
崇祯这种区别对待败军之将的做法,引发了朝野阵阵哗然。
崇祯这样做,其实是有深层原因的。
吴三桂,字长白,祖籍徽州(安徽徽州),先迁居高邮州(江苏高邮),后又迁至辽东中后所。父亲吴襄,识文能武,尤善养马,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贩卖辽东马匹为生。其于天启二年(1621年)中武举进士,任辽东总兵李成梁部骑将,算是进入了军界,从而结识了辽东望族祖氏,并有幸与祖氏联姻,娶了祖大寿的妹妹为妻,在辽东开始发迹起来。
祖氏世居辽东,满门皆官。以祖大寿为首,其兄弟祖大乐、大成、大弼,子侄有祖泽远、泽沛、泽盛、泽法、泽润、可法等,分居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职,散驻宁远、大凌河(辽宁锦县)、锦州诸城,为辽西首屈一指的巨族。
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变”中,袁崇焕平台落狱,祖大寿率无视朝廷国法,公然率辽兵奔出山海关,崇祯却不敢加罪于其,反下诏安慰。
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围困大凌河,迫降了祖大寿。祖大寿以接取家属为由,进献了一条“智取锦州城”的大计,秘密逃回。此事被辽东巡抚丘禾嘉觉察,密奏崇祯,崇祯却装作若无其事,忍了下来。
所以这样,盖因其家族在辽东势力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煊赫一时,唯恐牵一发而动全身也。
降清的明官石廷柱等人向皇太极报告,就说:“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六)。皇太极也“以其(祖大寿)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不惜千方百计对祖大寿进行招降。
崇祯甚至还命人于宁远城内敕建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
吴襄做上了祖家的乘龙快婿后,便任祖大寿手下参将,累官至都指挥使,留镇宁远。
崇祯四年(1631年),任锦州总兵官。崇祯六年(1633年),又以军功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职(《庭闻录》卷一)。吴氏家族的人纷纷登上仕途,各居要职。吴三桂的哥哥吴三凤和姨夫裴国珍均为大凌河的军官,吴三桂年纪轻轻,更是提为前锋右营参将。
可以说,吴家已成为了祖家之外的另一个豪门望族、军阀集团。
吴三桂天资“聪明自然超群”(《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蹒跚学步的年纪,父亲吴襄就有竟训练他的骑射本领,每天手不离箭,股不离鞍。稍长,任侠尚武,能骑马独闯山林,射杀猛兽。十四五岁时,又跟随名师练得一身好刀法,于十七岁应试武功,得中武举,“自少为边将”(《庭闻录》卷一),在军中任职,开始了其风云激荡的军事生涯。
少年吴三桂“瞻视顾盼,尊严若神”(《庭闻录》卷一),长得一副神气俊朗的相貌。可是,在崇祯三年(1630年),鼻梁之上却多了一道长盈寸余的刀疤,平添了几许暴戾、狰狞之气。
提起这道刀疤,得从崇祯三年(1630年)说起。
那一年,乃是“己巳之变”后的第二年。祖大寿奉命与孙承宗分驻三屯营(河北遵化附近)、丰润(今仍名)之间堵截后金兵归路(《国榷》卷九十一)。吴襄时为祖大寿参将,带吴三桂随征,在建昌城外遭遇了上数万后金兵。后金将领将吴襄所部团团围住,形势岌岌可危。站在建昌城头的祖大寿看见后金兵势大,自料吴襄必死无疑。不料吴三桂却视死如归,匹马扬刀,硬是在在万军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将父亲救了出来。
就在这一场战争中,他的鼻梁上挨后金悍将砍了一刀,留下了毕生难消的印记。
不过,这一道印记也让他威名大振,既得“忠孝”之名,又以“勇而敢战”为时人所感服。
崇祯五年(1632)正月的“孔有德之乱”中,吴三桂以游击将军的身份跟随父亲与舅父祖大弼参加平叛活动,在战斗中,也多有上佳表现,不久,被提为前锋右营副将。
因“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夏永彝《幸存录》),且又连续投在实权派人物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监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的门下,崇祯十二年(1638年)七月,吴三桂又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同僚眼热得直发感慨,说:“仁兄廿七登坛,儒门出将,父子元戎,讵谓奇遘哉!”(《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
少年得志的吴三桂被提升总兵官以后,并没有骄傲自满,而是冲锋陷阵更猛于前,“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 剿杀虏级独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案卷号漏记)。
他整训兵士,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五月和七月间,多次与清兵在杏山(今辽宁锦县杏山)一带厮杀。每战,兵士皆“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多有胜绩。
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自锦(州)城东、南、北三路,奴骑充斥,势殊猖獗”(《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清军已对锦州形成包围之势。城中乏粮,诸将“惊心奴儆”,运粮仅至宁远以西各城,不敢再逾半尺。关键时刻,吴三桂挺身而出,解决了这个难题。他抓住敌人正在闹新春、过新年的机会,于正月初二、初三两天,装载好粮食,以牛骡驴车三千四百辆,装米一万五千石,亲自押运。此计果然钻了个清兵防守上的空子,顺利进入了锦州。并且,又全身而退,平平安安地返回宁远。清兵有所觉察,为时已晚。此次运粮得以成功,“俱蒙诸上台筹划周详,而更蒙(吴)练镇防护谨毖所致”(《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充分地显示出吴三桂的深谋远虑、胆略过人。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向以“敢战”著称的吴三桂,作为援锦的八大镇将之一,竟然在松山之战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战而逃,做了个可耻的逃兵。
他不但置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师洪承畴于不顾,置数万大明将士的生死于顾,也置拟效忠一生的大明江山社稷于不顾,义无反顾地逃之夭夭了。
据说,吴三桂读《汉记》,看到昔光武帝所说的“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一句,遂拍案而起,脱口叫道:“我亦遂此愿足矣!”(《觚剩》)或许,除了得到显赫的功名外,他还有一个梦,一个玫瑰色的梦: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阴丽华”!
又或者,他觉得自己的家里还有足够让自己东山再起的财富和实力。
如果说是后者,那么,这个宝,他押对了。
事实上,据其父吴襄后来透露:吴家有亲将三千余人,这三余人直接听命于吴家父子,作战肯出死力,往往以一当十,以十挡百。
显然,这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此外,宁前道石凤台还曾悄悄向崇祯奏报:吴三桂“兵丁尚多,还能整搠兵马,誓拯封疆”(《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
所以,王朴和吴三桂的待遇,可谓“同人不同命”矣。
崇祯不追究他的死罪,予以宽大,就是看准了他们吴家已占据了辽东各要津,乃是地方继祖家之后的最大实力派,是最适合固守关外残土的最适合人选。
而王朴,之前在对流民军的围剿中屡次坏事,在这场关系到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决战中临阵脱逃,致使军心溃散,罪不容赦。
可是,不明就里的群臣纷纷起来反对。
御史郝晋就说:“六镇(指逃回的马科、李辅明、白广恩、吴三桂、王朴、唐通六人)罪同,皆宜死。”他强烈抗议:“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
兵部尚书陈新甲倒是把准了崇祯的脉,提出处理意见:只斩王朴,勒令马科立军令状,再有失误必处死。三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其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明史.曹变蛟传》)。
崇祯帝签字通过,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十九日处决王朴。吴三桂仅受到降级处分,仍守宁远。
另外,职方郎中张若麒于八月末下狱,处以死刑;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于十一月被削籍。
(以上为覃仕勇长篇通俗历史书《奏折上的晚明》节选,欲知上下文内容,请到专栏阅读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