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墨尔本大学讲座见闻录

墨尔本大学的学术交流密集而开放，院、系、研究所及研究中心的各类讲座目不暇给。我的课程讲完后，除了在亚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从事学术交流与写作，就是尽可能选听能够拓展视野和增添知识的讲座。以下，便是一些自认为有趣的信息。

讲座题目：译者与被译者的社会和权力关系（Social and pow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ees）。

演讲人：来自悉尼大学语言和文学学院的荣休教授Bonnie S. McDougall女士(参见)。McDougall教授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翻译家，1958-1959年间就读于北京大学。在悉尼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即在澳大利亚开始教研生涯。她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任职，也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奥斯陆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城市大学任教，还在爱丁堡大学奠定了汉学教席，于2006年获授荣休教授。其职业经历中浓墨重彩的几笔，与中国大陆直接相关。第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在中国外文出版社担任编辑和在外交学院任教。第二，曾翻译郭沫若、何其芳、叶圣陶、郁达夫、丁西林、朱光潜的诗文，北岛、阿城、顾城和王安忆的作品，以及陈凯歌的电影剧本。第三，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著作。其中，2011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翻译界》（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Amherst, NY: Cambria Press）最为著名。她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以这本书的内容为基础。其特点在于：

声明只谈文学翻译，不涉及科学、医学和法律等领域的翻译，因为译者与被译者当有共同的学科专业基础。

关注被译者的国家历史及其生活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作品的影响。McDougall教授专长把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译为英文，因此就把民国以来的历史简单讲了一遍。她强调指出，中国从未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或是其他列强，只是曾经占据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中国是不适合的。

1980年，文学作品的翻译还受行政干预。McDougall初到外文出版社的时候，出版社的科层结构并不完全是专业性的，有些专业知识水平较低的人却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会对译文提出些莫名其妙的修改意见。例如，她把火车站的场景译为“拥挤的火车站”就受到质疑。审稿者认为，“拥挤”这个词有损中国的形象。翻译工作的不专业，还表现在作品的参考文献往往被略去。即便是现在，一些官方宣传材料印制昂贵，但译文表达方式与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去甚远。她在悉尼看到，不少材料直接被废弃，非常浪费。此外，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时，译者与被译者一般没有直接交流。例如，McDougall曾翻译过周扬的讲话，译文是否与作者的表意匹配，很难完全知晓。当时笔译的作品，并非译者自选，而由出版社的指令性计划决定。她翻译郭沫若诗集，就属于指令性任务。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开放程度不断加大，文学翻译作品的主要选择方式，随之从指令性任务转向“礼物互换”。当时，大城市的公园出现了英语角。McDougall走到大街上，也常遇到不相识的年轻人用英文打招呼。北京和上海还有一些中国作家和外国翻译家都常去的咖啡店，双方在那里自然而然地相识，并谈论文学作品的翻译话题。被译者和译者之间的个人交往和对作品的自由选择，终致一些翻译作品的诞生。McDougall翻译陈凯歌的剧本便是如此。她把这类情形即称为译者和被译者交往中的“礼物互换”。

讲座问答环节主要涉及翻译中的技术性细节。其中，有三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一，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必须熟悉作者的其他代表作。这样做，至少可以避免错译原作者特有的用语。例如，McDougall与陈凯歌在北大圈子里相识，陈希望她翻译一部剧本，并不在意她是否看过其电影。McDougall则到香港中文大学电影档案馆，从《黄土地》和《大阅兵》开始，观看了截至当时陈凯歌执导的所有作品。其二，如果原作者对特定用语的译法有不同意见，需要双方耐心协商，达成共识再做决定。其三，翻译时就需知晓在何处出版译著，译者最好在出版社所处的国家居住一段时间。她曾提交一部译作给美国某出版商，编辑频频指点着译稿：“这不是美国英语，那也不是美国英语，美国人不会这样表达！”等等。所以McDougall认为，如果译著将在美国出版，译者最好住在美国完成工作。

看得出，McDougall教授全身心地投入讲座。她没有做幻灯片演示，而是准备了两大叠讲稿，足足念了将近两个小时。即便语速不算快，对我的听力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她的气力常在语句后半部分坠落。讲桌前备有座椅，McDougall虽年近八旬，却在两个小时的课程中或笔直挺立，或游走于听众之间。除了5分钟课间休息，未曾落座片刻。讲座结束后，她又和有兴趣讨论的一众人等座谈了一个小时。我在宿舍餐厅邂逅满面倦色的老教授，顺便聊了一会儿。我真诚地称赞她为演讲做了扎实的准备，认为三个小时的工作强度太大了。她很高兴：“那些都让我乐活！谢谢你这样说，只有自己勤奋工作的人，才能体会到别人的努力。”自然，双方欢欢喜喜地道别。

讲座题目：阿拉伯化：马来世界中的混合历史和现代认同（Becoming Arab: Creole Histories and Modern Identity in the Malay World）。

Sumit Mandal（萨米特·曼达尔）先生（右一）朱玲/摄

Sumit Mandal（萨米特·曼达尔）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 朱玲/摄

演讲人：来自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政治历史和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Sumit Mandal先生(参见https://nottinghammy.academia.edu/SumitMandal)。

Mandal是印度裔马来西亚人，常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以及马来西亚半岛和南非做田野工作。此番来墨尔本大学，主要是介绍他的新书。该书于201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名与讲座题目一致，是作者近20年来从事跨地区历史、地理、文化和建筑研究的成果。Mandal于199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纽约大学和京都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在洪堡大学和马来西亚国民大学（Kebangsaan）任教。此间他不仅对亚洲建筑史保持浓厚的兴趣，而且一直研究马来人的穆斯林社会史，同时还关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当代社会文化。

也许正因为其研究兴趣广泛，Mandal这本著作涉及马来群体的多种历史文化因素和马来社会的多个层面。虽然他利用了投影仪，播放的却非演讲大纲，而是作为其新书插页的建筑图片和人物照片，这就不免使其演讲略显零散。尤其是，开讲时间已到，投影仪尚未调试妥当。这边厢，主持人干脆招呼听众聚集起来看手提电脑图像；另一角，轮番上阵的几位年轻人终于调出了正常播放的影像。（这也给了我一个警示，做讲座之前必须尽早调试设备。）当时，Mandal即因此而冒汗。这一技术上的意外，或多或少地也干扰了他此后的叙述逻辑。于我而言，跟上他的演讲节奏比此前听人念两个小时的稿子还费神。好在听讲记录足够丰富，从中还能整理几条以前不曾留意的知识和信息：

今日的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经历过前殖民时代、殖民转型时期和现代独立运动阶段，荷兰和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这一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迹。

马来半岛多种移民聚集，前殖民时代的建筑具有明显的中国和日本元素。后来，从也门来的移民在马来人当中迅速推广了伊斯兰教，当地建筑也就随之融入了阿拉伯元素。

19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在马来半岛建立和掌控殖民政权。从档案资料和荷兰博物馆收藏的照片来看，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者担任了殖民政府的顾问，殖民政府还任命了穆斯林社群组织中一些有威望的人担任官员。

荷兰殖民者及本地的商业和知识精英都开办学校。穆斯林社群中的富人，把孩子送往伊斯坦布尔上学，在本地办学也对教育实行宗教控制。华人办教育的特色，是在学校教授中文。

20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家独立运动交汇在一起，马来人和华人是其中两支最重要的力量。马来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一直与伊斯兰运动相结合，他们不但在马来半岛发行马来语和阿拉伯语对照版的双语报纸，而且还去开罗办期刊，宣传阿拉伯的马来世界。

国家独立后，在人口和政治上占优势的马来人，推动政府以官方名义区分“局内人”（insiders）和“局外人”（outsiders）。这就在国民当中引发了种族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新加坡有过关于马来人与其他种族之间关系的大讨论，马来西亚和印尼官方则明显地表达了种族主义倾向。到目前，印尼的华人依然受到社会排斥。在马来西亚，非马来人的生活同样不怎么容易。

其实，印尼和马来西亚发生的“排华”行为，在澳大利亚也广为人知。10月21日，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Christine Wong（黄佩华）教授请我去一家马来人经营的餐厅，品尝了一顿咖喱浓重的菜肴。途经闹市区时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人在马来西亚屡受驱赶。他们当中的高收入家庭纷纷迁往欧美，一些中低收入者则奔向澳大利亚。到如今，墨尔本城中心的马来饭馆随处可见，大多是马来西亚的华裔移民开办的。我听了只觉得心中一阵刺痛，这部分华人被迫迁移的史实印证了Mandal的说法。在10月9日讲座的问答环节，有听众问道，阿拉伯族群、伊斯兰教、穆斯林社会与恐怖主义有着怎样的联系。Mandal精炼地回答，不应把阿拉伯族群、伊斯兰教、穆斯林社会和恐怖主义划等号。穆斯林当中，既有激进派又有温和派。印尼首次发生的恐怖袭击，并非来自阿拉伯国家，而是来自本土的马来人。仅此而言，我认为Mandal的研究和著述，向“马来世界”以外的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马来社会的大门。

在澳大利亚的医学研究、教育和医疗实践等方面，墨尔本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均名列前茅（详见拙作：《墨尔本大学附属医院及其病人》，拟将载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81辑，2019年元月出版）。特别是维多利亚癌症综合医疗中心（The Victorian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re），在澳洲肿瘤医疗机构中的地位可谓首屈一指。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与该中心有密切的学术交流，我与参加交流的曾医生每每在宿舍餐厅相遇，便在餐桌上求教，间接了解到一些医学讲座信息和癌症预防及治疗知识。

维多利亚癌症综合医疗中心朱玲/摄

维多利亚癌症综合医疗中心内部环境朱玲/摄

10月1日，两位研究免疫系统抑制原理的科学家荣获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传来，曾医生特别兴奋：“这真是众望所归！”没几天他就提到，10月15日（周一），澳大利亚肿瘤学界将在墨尔本大学举办一下午的专题研讨会。我本想去看一眼，可那天偏偏走不开，只好事后从曾医生那里了解一些见闻。综合此前的餐桌对话，我依然还是略知“皮毛”：

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基础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界早已传播深远。澳大利亚肿瘤学界利用他们的成果，有效地推进了应用研究和医学实践。澳洲是世界上皮肤癌发病率最高的地方，黑色素瘤又是皮肤癌中恶性程度极高的一种。目前，免疫疗法堪称癌症医疗的前沿。它对黑色素瘤的治疗效果最为明显，对十几种其他部位的癌症也有疗效。

用外行人易懂的语言解释，免疫疗法并非指北京某医院为癌症患者注射针剂那种做法，而是用药为免疫系统“解锁”。有些癌细胞很狡猾地带有一种因子，能够以其伪装使得人体免疫细胞丧失识别力，因此也就难以抵抗和杀灭它。免疫疗法是用药去掉癌细胞这一因子，从而使得人体免疫细胞能够识别、抵抗和消灭癌细胞。问题是，有一部分人的癌细胞虽然存在这种因子，检测时却不表达。那么，免疫疗法便对其无能为力。

如今所有的癌症都有办法治疗，但并非所有的病人都能治好。疾病是非常个体化的现象，涉及的因素很复杂。一些按规范程序治疗的办法，是基于大量医疗案例探索出来的。例如靶向用药，肝癌和肺癌初期均有效。又例如，手术加化疗，是因为手术切除癌瘤后，一些癌细胞可能已经逃逸，必须用化疗药物追踪。疗程的长短，是根据大数据分析测试出来的。即使是按照规定疗程化疗，有时候的疗效也只有80%左右。如果病人自行中断疗程，疗效可能只有30%到40%。医学只能讲概率，因为个体差异很大。

在澳大利亚，医生和病人都把癌症当作一种常见的慢性病而理性处之。当地的癌症治疗，90%左右是在门诊解决。只有那些动弹不了的病人，才需要住院。曾医生还提到，是否患癌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遗传基因，大约占比1/3；其二，生活方式，比重也是大约1/3；其三，余下大约1/3是生活环境因素。个人最能把握的因素是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不良，就容易造成免疫系统紊乱，患病的几率就会高于平均水平。汕头肿瘤医院的老院长经常乐呵呵地说：“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随随便便就能活到八十岁！”

（2018年10月8日-11月5日，墨尔本，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