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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其中“一套”即河套地区，指的是黄河中游“几”字弯及附近区域，包括依托狼山、大青山、贺兰山形成的后套、前套、西套三个平原，以及关中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
其中，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虽然面积广阔，但土壤沙化严重、水源缺乏，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反倒是黄河以北的后套、前套平原，由于附近的高大山脉阻隔了蒙古高原吹来的风沙，黄河几千年来又频繁迁移河道，不断冲刷淤积，使得这里土地肥沃，草木繁茂，宜农宜牧。
傅作义部队在后套平原吃了1年半的黑豆
1938年12月，晋绥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从此摆脱了阎锡山第二战区的控制，率部北上绥远。1939年12月，傅作义部队从晋西北的保德、河曲、偏关三县来到了绥远西部的后套地区。这里枕狼山、面黄河，地势广阔平坦，物产丰富，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
但傅部官兵却依然长期面临缺粮窘境，连续1年半的时间里，官兵几乎每餐都要搭配杂粮和饲料作主食，饭碗里几乎从来没有断过黑豆。即便如此品质低劣的军粮，当1939年冬天至次年春天，第35军在包头、绥西、五原等地与日伪军激战时，依然无法保障供应。甚至傅作义部队的军需官们要外出办事，都自带干粮、啃冷饼子，连到路边面馆吃碗面都不舍得。
当地民众愿意支持抗战，只是实在太穷
缺粮并不是因为当地民众不支持，相反，由于第35军等部队纪律严明、又是闻名全国的抗战劲旅，因此老百姓甘心节衣缩食来供应军粮，但问题在于当地民众人数太少。1939年，绥西6个县仅有“人口26万，其中农业人口17万”，由于人口有限，后套平原的17万顷可耕地中，开垦的土地仅4万多顷，只是当地可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另一方面，当地民众普遍生活贫苦，基本都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勉强求生。清朝末年，由于连续的天灾人祸，邻近的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区灾民，陆续逃亡到后套平原谋生。1902年，清政府在此成立垦务局，向灾民们出租土地，当地的大地主、富商王同春、杨锦秀、李干臣等人见有利可图，立即通过贿赂等手段获得了大批土地。
傅作义决定对地主豪绅下手，要粮食
此后，由于土地的不断兼并，后套平原90%的土地集中到了豪绅地主阶层手中，其中，仅王、杨、李3家就占了将近一半，他们“占有三、四千顷的膏腴之地，把存粮埋藏在地窖里，然后跑到包头和日占区，致使傅作义部队到处都找不到粮食，景况非常窘迫。”
为了扭转的缺粮局面，从1940年春五原大捷之后，傅作义就积极在后套平原扶植自耕农，组织成立了土地整理机构，并从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的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请来学员，认真贯彻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以求“地尽其利”。
通过没收汉奸和豪绅土地，后套军民实现粮食自给
随后，傅作义利用自己兼任的绥远省政府主席职务，频频颁布法令，没收汉奸土地财产，并将地主豪绅手中未依合法手续取得的土地，一律没收。先后没收和整理出土地363万亩，分给13000多户自耕农耕作；令将81万亩公田分给1万5千余户贫雇农、退伍官兵及抗战军人家属，使其成为新的自耕农。同时，对于一般地主，将地租限制在每亩收成的37.5%，最大限度保障雇农、佃农的利益。
经过不懈的努力，后套地区民众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不但可以负担当地10万驻军的军粮和上万匹战马骆驼，还有足够的余粮去换取布匹杂货，确保抗战的长期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