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袁照:我与毛家市的故事

毛家

毛家

(我曾在毛家市做过五年老师,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离开后几度回去,先后写了《毛家市》与《又回毛家市》。最近,毛家市的同学对我说,他们要聚会了,都是八十年代初的学生。他们问我要《毛家市》与《又回毛家市》的电子稿,说引起了他们许多往事的记忆。应同学的要求我再发一下,期待相聚,能写《三回毛家市》。这二张照片是当年的毕业合影,找到我了吗?珍贵的纪念。)

毛家

(毛家市一景)

毛家市

我在毛家市那里呆了五年,是八十年代初,从25岁至28岁,是我最青春美好的一段时光。

毛家市,在太仓境内,我在那里的时候,已经不叫毛家市了。我是从当地老人那儿知道的,我在的时候叫新毛公社,以后叫新毛乡,现在没了,合并给了城厢镇。

我是去做老师的。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那儿,说是分配还有点不准确,准确地说我是要求去那儿的。我是苏州知青,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被录取了,毕业时分配的政策是:哪里来,再回哪里去。自然我又到了太仓,我插队的地方是岳王市,岳王市现在也没有了,并给了沙溪镇。我对组织上说,就让我去离苏州最近的一个公社吧,于是去了新毛公社。公社所在地有两条街,一新一旧,有供销社、邮局、信用社、卫生院、学校,理发店,以及几家小店小铺。我就在毛家市最东边的新毛中学,当了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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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家市老街)

那样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了,那是一段历史,无法复制。我所在的新毛中学,是一所农村集镇中学,为普及农村教育而办,先是初中,然后"戴帽子"又办高中,成为一所完中,后来为办学效益,又把高中撤并了。前几年,干脆初中也不办了,现在没了。

那是在乱坟堆里办起的学校。老师来自四面八方,有上海的、苏州的、无锡的、以及远远近近其他公社的,知青老师居多。新毛中学的校舍,是三排平房,每排四间房子,有的做教室,有的做教师办公室,一件最大的办公室,在里面隔一小间,就是校长、教导主任办公室。每个年级两个班,最多的时候是三个班。学生都是本地的,大多是乡下的,少量是街上的居民子弟,都很纯朴,在那里我有了我的第一批学生,现在也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很陌生,那一头很激动,一再要我猜是谁,哈,原来是我最早的学生,近三十年啦,当时她还是十四、五岁的人,现在对我说,女儿都工作了。

那五年我就住在校园。在三排校舍之后,最北边,是一条小河,河水清冽,两岸青草萋萋,岸上错落的杨树、柳树、榆树,倒挂在水面上,与桥影、云影相摩挲,很自然的景致,今天想想也是奢侈。河的这一边是五间茅草房,三间是我们外地老师的宿舍,两间是食堂,两个人一间。食堂是土灶,就是几十年前苏南农村常见到的烧稻秆麦秆的那种,中午当地的老师也在那里吃,大锅饭,一人一份,菜也是分好的,烧什么吃什么。用了农村妇女,烧饭烧菜,洗洗刷刷全归她。河对岸是农田,不久公社卫生院搬到那里。隔河不远处就是太平间,晚上漆黑一片,让人悚然。如星光满地,则是更为凄然。

毛家

(依稀还有当年的影子)

我们那一批年轻老师,周一至周五的晚上是相聚的时间。食堂吃过简单的晚餐,三五一群,走出校门,走到田野上。春天小麦、野花,秋天稻谷、玉米,看农家袅袅的炊烟。或在办公室摆出"康乐球"桌子,你一枪,我一棒,边上围着一圈人观赏、起哄。我们那时候,很少喝酒、聚餐。

那时候电视机刚兴,大尺寸的更是少见,整个学校只有一只,在前面办公室。晚上,我们住校的、以及住在学校附近的老师,会聚集在一起看电视,当年中国女排的三连冠的几场关键比赛,都是在那里观看的,边观看还要边欢呼。刚去的头一、两年,我是最年小的,不经常回家,周日住在学校里,其他老师一般都会回家。偌大的校园就留我一个人了,遇到大黑天,就在茅屋里不敢出去,后来胆子大了,遇到有好节目,也要一个人从河边走到前面的办公室去,三步两步,像疾风一样。看完节目,回宿舍,虽然还沉浸在剧情里、戏情里,但一想起这里曾是乱坟堆,毛骨就会悚然,然我还是在周六、周日的夜里走来走去。我小时候,没有练过毛笔字,但这段时间,我几乎三天两天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写几页毛笔字。

发生的一些有趣地的事还记忆犹新。毛老师,教体育,高大而英俊,是苏州人,曾为插青,我与他同住一间河边茅屋几年。长我七八岁,看他找到女朋友、结婚、生子。他儿子一岁多点的一个星期六,原本不准备回苏州了,但他思家心切,想想还是要回去,就骑了一辆自行车走了。傍晚,天黑了,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子,来到了学校。她是毛老师妻子,想给毛老师一个惊喜,没想到两人走岔了。学校没有长途电话,更没有手机,我奔到街上的邮局,找到值班的人,打到毛老师的家,即山塘街上的一家小店的公用电话上,让店主传替消息。毛老师还没有到家,等到他回家,长途汽车早没有了,他旋即只能又骑上自行车回新毛,折腾下来,已是深夜。我一边安慰毛夫人,一边帮着抱孩子。后来,毛老师调回苏州,几年以后,我也调回苏州,再后来,他的小孩大学毕业,应聘到我们的学校当老师,我们成为同事。学的是音乐,还上过中央台“6+1”节目,常常为亲朋好友做新婚主持,帅气而引人发笑,在他现代而时髦的衣着、言语上,怎么也找不到他父亲当年的影子,但在我面前总是毕恭毕敬。顾老师,比我小几岁,后来分配来的,学中文,喜古文,少年老成,与我作对面坐,我们似乎棋逢对手,就某些文学典故舌战不止。有一天周末说不回城厢镇了,说有个同学要来,吞吞吐吐说是女同学,来了,两个人在田野星光下说个不停。我问他是谁?是不是女朋友?他说不是,是他大学最好的同学的女朋友,遇到一些问题,与他谈谈,让他协调。这事过去了许多年,我遇到顾老师,偶然提到此事,我问他,你男女同学的爱情最后被你协调得如何啦?他笑着取笑我,说,柳老师啊,你傻不傻啊,哪里是我同学的女朋友啊,是我的女朋友,她是过来问我还爱她不爱她?是最后一次分手前的约会。我们兄弟相称,做兄的被弟"欺负"竟那么多年。

那里的老师流动很快,外地老师一两年以后,都会想办法调走。调回城里,或老家。有几个人印象很深,一个金老师,当年也要近五十岁了,外地人,在当地成家生子快快乐乐。特正直,凡有不平总要说,也敢说,是学校正义的化身。据说反右的时候,或其他什么紧要关头犯了错误下放到了这里,一呆十几年,突然有一天,他说要调到苏州去了,原来当年他的几个同事,都已经成了大官,把他落实了政策,在苏州当了一个不大不小饭店的总经理。一个周老师,城厢镇人,家安在新毛镇,是语文教研组长,六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有学识,是权威,对世事有自己的看法,但人极圆熟,遇事轻易不表态,表态也是点到即止。备课、批作业到了兴致处,人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把自己整个人都搬到椅子上,蹲在上面办公做事,一边还会得意得哼着小调。不久也一半凭着自己的学识,调到县高中去当骨干了。一个陈老师,我曾与住过一个房间,他是双凤公社人,与新毛相邻。犯过错误,可能是不该爱上了一位农村女孩,不给他做老师了,让他回到农村务农。多次上访后,同意他返回学校,但不能待在原地,必须异地安排。陈老师严重的肝硬化,不会上课了,在校办场打杂,晚上就与我聊农村的故事,话有时极多,有时极少,聊到高兴处,我问他自己的事,他就不着声了,不久,调回去了,死了。

毛家

(毛家市里的小河)

对我们年轻老师来说,新毛中学是起步的地方。一个教书异常认真而憨厚的王老师,调到了当地公社,一个灵气十足而调皮的张老师,调到邻近的公社,现在都是很显眼的父母官。现在想想,现在农村一些干部,都是从那个时候的学校走出去的,从此给了他们新的天地,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都与留在学校的老师大不一样了。蔡老师大学毕业也来这里,心软人慈,嫁给了一个局长的儿子,很快跳进了县城,我们都为她高兴。可是,好景不长,先生车祸,成为植物人,丈夫就这样闭着眼躺在家里很多年,她一个人带着儿子,平静而痛苦地生活。

这里的许多人和事,留在我生命中了。有一个人,我是必定要写的,他是俞校长,沙溪人,只有十几里的路,但天天住校,有时星期天也不回去,周六晚上如回家了,周日傍晚一定回校,一九六六年前的大专生,曾在机关搞人事,多事之秋,一阵风换了一阵风,他是有点发配到新毛中学性质的。与他搭档的书记是贫下中农,先是农宣队队长,后来就留在学校了,人还厚道,知道自己没文化,也不管事,就每周三下午领着我们读读报纸。学校大事小事都是俞校长管着,坚持上课,却不听我们的课。只在吃饭的时候,与我们聊几句天,大事小事他几乎都知道,心里明白,却不说出来。他对我们外地的老师最大的不满意,是每周要回去。要回去,周六的三点前必须离校了,回来,也总在周一上午的第二节课以后。他对我不错,"迟到早退",也不经常批评我,只是偶而解题发挥,不轻不重说说而已。接到调令,我要走了,去向他告辞。我说,这几年真对不起学校,经常往苏州跑,来来去去,给校长带来麻烦了。回苏州以后,家庭安定了,我会把精力全部扑在工作上。没想到,临别前,他竟说了一句我一辈子不能忘怀的话,他先骂了一句,接着笑着说,估计你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了。听着我心头一愣。想想也有委屈,当年插队,全大队我们这批人,我第一个考取大学,离开农村,等我毕业,所有的知青都走了,留下我一人。从十八岁至二十八岁,除了读书那几年,都献给农村。临走了,却得到这么一句逆耳的话。俞校长是一个长者,我不敢顶嘴,其实,他对我信任的,他把儿子放在新毛读书,就选择放在我的班上,他说我的课活。临别前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对我产生了影响。回苏州以后,我做班主任,第二年的“创造杯”活动,就得了两个全国一等奖,还获得德育论文苏州大市一等奖,客观地说,这些与俞校长的"激将"不无关系。后来,他也调回家乡,当校长直至退休,我曾去沙溪看望他两次。

离开新毛以后,总是想着那里。回去过几次,有一次,我带着女儿,来到新毛中学。在那条河上,给她说打破冰层怎样给她洗尿布的往事。那一年,她刚满月,她母亲裹抱着她,来住了三个月,我当年的学生几乎每天都要来宿舍门口张望,那些天真而戆戆的神情,现在我还清晰记得。走在我曾走过五年的毛家市的老街,告诉她:这里,曾驻足,在桥栏边,仰望天空,竟有一群群的鸡鸭摇过;那里,楼下黝黑的店堂里,每月我都会坐在那把破旧的摇椅上,理发,桌上的录音机都会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我告诉她:这个地方,虽然平常,平常得连今天任何的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地方,虽然当年天天想离开,甚至有些怨恨,但是,多少年过去以后,回想起来,却是那么亲切,包括一草一木。我告诉她,那时候,每次回家,我都会带些大蒜头、蚕豆,大蒜是太仓出口的主打农产品之一,又大、又甜、又糯。蚕豆当地人叫牛踏扁,大大的,像牛脚一脚踩下去形成的形状,扁扁的,青白色,又甜、又粉。不用化肥,也没有大棚,更不需转基因,土生土长。现在,我们都吃不到了。

毛家市,那个时候是公路的尽头,每天只有几班农村公社与公社相连的公共汽车。长途车还不直达,只能坐到县际公路口,沿着一条简易路,再走进来,走半个小时。那时回苏州,返新毛是不敢多带行李的。新毛中学更在毛家市街衢的尽头,再走过去,都是田埂小道小路,只有白云、蓝天、河流,还有就是麦浪稻海、蚕豆棉花。今天已成我的梦乡,那种原生态的景象和生活在我现实中已经消失。 (2011年10月11日)

又回毛家市

千万不要以为毛家市,是一个城市。它只是过去一个乡的一个集市,最鼎盛的时候,也只不过横竖两三条小街而已。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毛家市》,我写的毛家市,只是写的我曾在毛家市的一段生活,那是在1980年5月至1985年7月。我写毛家市,只是我所在的新毛中学,写曾与我息息相关的那里的一群人。我写毛家市,是因为我怀念它,不想在它消失以后,后人忘记了它。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梦,是在我23岁至28岁之间做的一个梦。离开它将近30年了,中间虽然回去过几次,但是,相隔一段时间以后,还想回去,心里总是有一份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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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毛家市)

前几天,我又回毛家市了。以前曾回去过几次,心血来潮,驰车而往,看看老街、看看老房子,在其中徜徉片刻,有时见到熟人,有时见不到熟人,都不刻意。这次不同,是相约而来。一个月之前,金老师打电话与我,说联系到戈老师了(戈老师是新毛老人,一辈子都在那里,是新毛中学的教导主任,为人异常的好,一辈子心平气和),他得悉,新毛的老师,有十几个人每月都要相聚。金问我:要不要我们也去一下?经过一番张罗,终于相约而至了。毛家市离苏州并不远,为何要等上30年才会相聚重逢?30年,那是一段旅程,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改变了自己,但是,当他站定脚跟,回望的一瞬间,会唏嘘不已。这天,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能见到我所期待见到的人,其实并不容易。我想见两个语文老师,一个周老师,就是得意起来,会蹬在椅子上,哼着小调备课的教研组长,聚会时,才知道,他早在七、八年前就去世了;另一个张老师,常熟人,与妻子一起,带着一双儿女,与我们这些外地单身教师一同住在校园里,为人耿直,又固执。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乃至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聚会时才知道,十多年前,患了高血压,但不相信医院,也不相信吃药,60岁那年的一个早晨,起床,站起来,又倒下去。中风了,躺在床上十几年,去年也已去世。我不相信他俩已不在人世,总感觉他们因为种种缘故,留在家里,而没能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如何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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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就住在河边矮房子的地方,那时还是草棚)

健在的人,也都改变了容颜。当年的壮年,如今相遇,都是70多岁、80多岁的老人了。相见,互相相认,然后,坐下来,嘘嘘,又无语。最遗憾的是,有些人,人健在,却寻找种种理由,不愿意出来。陈老师,1966届苏州中学高中毕业生,才子,也是教语文的,与我特别投缘。家就在毛家市,娶妻生子,与自己父母住在一起,其乐融融。为人热情,性格开朗,有见识,又敢表达。星期日,如没有返苏回家,常会邀请我去他家。他家是老街上的一处老宅,他家后门出来,是一条小河,河水清澈,青草凄凄,我们常坐在那儿闲聊。新毛中学处在小镇边缘,开门就是田野,节假日就是一个孤独的地方。陈老师知道我没有回苏州,一个人在学校,就会来看我,一来就是几个小时,坐在办公室里,或坐在宿舍里,谈谈学校,谈谈课本,谈谈小镇上奇闻轶事。我调离新毛中学以后,不久,陈老师当了校长,一个博学而根基坚实的校长,是很有作为的。过了一段时间,教育行政部门要调离他去另一个乡镇中学,陈老师的母亲得悉后,坚决不同意儿子离家赴任。他从校长位置上跌落了下来,心境每况愈下。后来,他主动要求去陕西榆林参加支教。那时,我正在苏州市教育局工作,我曾随局长专程去看望过他。他在榆林见到我,格外的高兴。后来,恕我投身于碌碌无为之中,以后,竟与他很少联系。七、八年前,他退休了,还来苏州某学校代过一阵子课。这次我很想见他,他是一个很有情谊的人,可是大家对我说,怎么邀请他都不愿意出来。我拨通了电话,又恳请他,他还是一味推脱。还是那个声音,还是那个腔调,就是就无论如何都不肯出门了,宁愿寂寞、孤独地守着自己的家。一个豁达的人,由于人生与家庭的种种变故,竟换了一个人似的。

此刻,是让人怀想的场合。坐在一边的范老师,是我恭敬的人。他不教书,是学校的会计,我们习惯叫他范老师。学校小,也没有总务处,范老师还兼着总务的一些工作,比如那些小件办公品,就由他负责购买。我家在苏州,老想着回去,平时往返,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找个理由,范老师每年都会让我去报销几次,让我在苏州带些一些物品回来,就算出差。此事虽然小,但三十年来我却时时记着。这次,一到毛家市,我就打听他的近况。范老师来了,老态但不龙钟。见了我,与我握手,然后就坐在一边,话不多了,他说到孙子的小孩,正在苏州中学读书,脸上呈现一丝露骄傲之色。他那个孙子我见过,当年七、八岁的样子,经常跟着范老师来学校,见人怯怯的,如今那怯怯的的小孩的儿子都是高中生了。见到范老师,表达我这么都年来记着的感恩之情,是我的愿望。可临到见了面,竟一句感激的话都没说,因为我突然感到,记在心里,那个感觉,比用任何语言表达出来都好。

毛家

(依稀还有当年的影子)

时间能改变许多东西,但是,时间并不能改变一切。那个大嗓门的章老师来了,不见其人,先闻其声,还是那个样子,六十多岁了,敏捷不见当年。章老师家在农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物理老师。他本身学问不是很高,但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总不差。秘诀就是大嗓门,从他嗓门里喊出来的声音,有节奏,高低起伏,而且他起伏的声音,又是随着他的眼光视线而移动的,像一条鞭子,那个同学开小差,这根鞭子,就抛向那里。有一次,他大着嗓门讲课,嘴张得大大的,一只苍蝇飞进来,竟然一直飞进他的嘴里,被他咽进了喉咙里,同学想笑又不敢,而章老师全然不顾,仍扯着嗓子讲他的物理抛物线。

时间能捉弄一个人,时间也能原谅一个人。聚会上,大家都不时会提到一个人,他已去世。对死去的人,我们应该有宽恕的心。这个老师很狂热,比如,大热天,汗流汗流浃背,他会光着身体,但他有一只小红挎包是不离身的,里面装着老人家的语录红宝书,斜挎在身上,尽管汗能沿着背带流下来,但他仍会置之不顾。他上代家里有田有地,但是,他表白出来,却不是这个样子,上台忆苦思甜,能痛哭得流涕,说自己出身如何得贫贱,祖祖辈辈流浪要饭。他擅长打小报告,写黑材料,阴一套阳一套。大家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此刻,都已释然。

新毛中学早几年被撤消了,我们这些曾经是新毛中学老师的人,已失去了自己的“故土”。聚会安排在生态园,田野已像花园,田地里不种庄稼种绿化。吃罢午饭,告辞,又是握手,又是挥手。我们几个从苏州而来的人,执意还想去中学原址看一看,笑侃说是去“寻魂”。当年的几排平房,现在换了楼房。我们曾经住过的草屋,也都无影无踪。前几年乡镇撤并,新毛乡并给了城厢镇,而新毛中学旧址,又成了城厢镇机关所在地。我们绕来绕去,来到河边,学校北面的这条河还在,河水依旧,草木依旧,但物是人非。站在小桥上,我们指指点点,比划、怀想当年工作、生活的场景。唉,据说再过几年,这里又要拆迁,那时,假如我们再来,或许连这些能提供给我们比划、怀想的痕迹都会没有了。新毛中学从开门,到关门,也有50年历史。开始是“农业中学”,几个农村知识青年在这里办学,后来城里的下乡干部、下乡知识青年,加入进来,成为一所普通初中,还下伸几个教学点于大队(村),以后再扩建为一所普通高中。周而复始,没几年,高中撤并,再没几年,下伸的初中教学点撤并,再以后,新毛中学所有的一切都撤并了。

毛家

(往事不可寻)

几乎是一场梦。汽车往回行驶了,开在毛家市,我们下车,再来看一看当年的这个农村集市。这天,天气异常炎热,天气预报是39度,实际,特别是走在阳光下,一定大大超过40度。这次我们从苏州来了四个人:一个毛老师,65岁,曾与我共住一间茅屋的人。一个金老师80岁,20多岁来新毛,40多岁离开,二十多年就住在这里。一个周老师,67岁,1965年18岁高中毕业,下乡来到新毛,37岁离开,十多年也住在这里。她教外语,我们曾在一个办公室。夫妻分居两地,先生在东山,她在新毛,家却按在苏州。那时候,她儿子五、六岁,周末带着他坐汽车回去,周日傍晚带着他又从苏州返回,常常上班也带着。这两个外地老师能住在市镇,都是我们住校老师所羡慕的,我曾去小坐过,简陋、狭小,东边的一家讲话,住在西边的人家,尽管中间还隔着几户,都能听见。30多年过去了,如今走进小街,小街已经破落不堪,他们寻找当年曾经住过的寓所,房子已经拆了,夷为平地。这么炎热的天,我几乎昏眩,赶紧站立在阴凉之处。可是这两个人,却由毛老师陪着,兴致甚高,东走走,西看看,一步一回头。(2013年7月13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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