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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溥儒丧母欲出让西晋陆机《平复帖》，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知悉，并请傅增湘从中调解，最后以4万大洋的价格从恭王府中购出。要知道，鲁迅当时在北京买一个四合院才花了800大洋，这竟能换50套北京四合院！
西晋 陆机《平复帖》，故宫博物院藏
陆机《平复帖》：经典塑造与笔法类型
1956 年，《平复帖》由张伯驹夫妇捐出，在经历北宋宣和内府和清乾隆内府的两次宫廷收藏之后，它再一次进入故宫博物院，其“博物馆级”和“国宝级”藏品的地位也由此确立，被冠以“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而且最可靠的古代名家墨书真迹”等多种标签。
很长时间以来，陆机（261—303）一直是以文学家的形象出现的。陆机本人的《文赋》，以及从南北朝的《世说新语》到唐太宗李世民《晋书》中对陆机的描绘，都一次次夯实了陆机的卓越文学家形象。但他作为书法家的声名一直不显，作为书法家形象的陆机，最早见于南朝梁代庾肩吾的《书品》中，在南朝至宋代之前以品评体系为主的书法史著作中，陆机的地位一直不高。
在庾肩吾的《书品》中，他与王导、庾亮等十八人被列为“中之下”，而张芝、锺繇、王羲之三人被列为“上之上”；我们现在熟知的章草书法家索靖、皇象等九人被列为“上之下”。到了唐代，张怀瓘的《书断》所列“神品二十五人、章草书八”，以及“妙品九十八人、章草八”中，均没有陆机的名字，也没有提到陆机与章草的关联，更没有提及其与《平复帖》的关联。
把陆机和章草、《平复帖》整合到一起，最早是在《宣和书谱》里完成的，陆机的位置开始变得相对重要。在《宣和书谱》所列为数不多的草书家中，他被列为张芝等少数草书家之后，并在“草书二”中，被列为第一，位置甚至在出生时代比他要早的索靖之前。
也就是说，从陆机那个时代到北宋徽宗时期的近一千年之间内，没有史料能证明《平复帖》与陆机的关联。对于《平复帖》中的内容和提到的人物，启功、徐邦达、曹宝鳞等做过考释工作，但至今似乎也无定论。北宋《宣和书谱》之后，《平复帖》流出宫廷，但也仅在少数的收藏家中流传，除了收藏家及其友人，过目者极为有限。这些过目者中，有些成为极为重要的记录者和述说者，他们关于陆机及《平复帖》的认识，对于陆机及《平复帖》在书法史上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具有关键的意义。
晚明的重要鉴藏家大多数都是积极的言说者，除了张丑对于作者归属表达过犹豫之外，詹景凤、董其昌都是热情的赞美者。董其昌甚至做出“为希代宝”“当为晋初开山第一祖”这样措辞绝对的判断。也正是董其昌摧枯拉朽式的定位，成为后来张伯驹、启功等谈论此帖的坚实背景。
晚明鉴藏家如此热情洋溢地推崇陆机及《平复帖》，主要是客观上晚明鉴藏家所能看到的魏晋真迹很少。即便是著名收藏家项元汴（1524—1590）和韩世能，其收藏的魏晋书法也颇为有限。晚明鉴藏家经常谈及的魏晋章草书家索靖的《出师颂》，在此时也是稀罕之物。董其昌就谈道：“宁知今世有索靖《出师颂》耶？”王世贞谈到他所见到的“索靖《出师颂》”墨迹，或是唐人临本，或者真伪不详。
西晋 索靖《月仪帖》拓本局部
索靖《出师颂》和《月仪帖》，以及其他章草书也见于《淳化阁帖》以来的多种刻帖之中，这些刻帖经过反复刊刻，流传甚广，成为晚明鉴藏家认识魏晋章草的重要参照。事实上，晚明鉴藏家也经常把它作为参照物，来比对、鉴定《平复帖》。陈继儒提及《平复帖》“极似索靖笔法”和“乃得索靖笔”，张丑在谈到《平复帖》时，则直接说“平复帖最奇古，与索幼安《出师颂》齐名”，甚至“平复九行，为西晋名贤手迹，且章草奇伟，远胜索幼安、谢安石辈乎”。
因为上述鉴藏家模糊的、感悟式的描述方式，我们很难从中明了《平复帖》与索靖章草书法之间的关联。相对晚明鉴藏家来讲，我们关于《平复帖》的比对，具备更多的条件：除了刻帖之外，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的西晋出土墨迹，以及传为索靖、实为隋人所书的《出师颂》，而且，我们可以有更为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表述方式。
遗憾的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西晋出土行草墨迹中，很少有章草墨迹，而且，章草与行草的书写者身份、目的、功能以及材质均不一样，难以做有效比较。而隋人所书的《出师颂》，起笔、收笔的动作、笔法和节奏，已然融入了更多的楷书因素，与《平复帖》距离较远。从现存索靖《月仪帖》刻帖与《平复帖》来看，两者同为章草，但一者是刻帖，一者是墨迹；一者是正式文书，一者是日常书信。《月仪帖》字字独立性更强，起笔的顿挫和收笔的波挑都极为突出，特别是每一字中几乎都有一个主要笔画，具有鲜明的隶书摆动笔法；而《平复帖》线条的起笔、收笔的顿挫并不明显，单字当中很难发现有着意强调的主要笔画，但隶书摆动的笔意同样明显。因此，从力度的分布和节奏的安排来看，《月仪帖》更注重对单字当中某一笔画的强调：以波挑的捺画和横画为主，使线条的粗细和弧度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而对每一个字某一笔画的强调，使整篇力度的分布较为均匀，因而呈现较为匀速的节奏。《平复帖》并不强调单字内部某一笔画的力度，而更着重于字与字之间行气和节奏的自然流注和整篇的和谐天成。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细微区别，而这种区别，除了时代、个人和地域风格因素，还有书写文本、工具、材质等多重因素。
总之，最为煊赫名迹的《平复帖》，为我们提供了论说的多种角度，而多重角度的进入，使我们获得进入古典传统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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