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疫情带走了我最爱的姑姑

爱我的和我最爱的二姑姑走了。

那个从台北移居洛杉矶、在洛杉矶一住四十多年的父亲的二姐，于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一日长辞于世。

那个在饥荒年代通过香港朋友给我们寄来香肠、奶粉、白糖的严家最不受待见的二小姐，在一个瘟疫横行、春风沉醉的日子里永远闭上了眼睛。

那个在1949年初跟着开飞机的丈夫匆匆别过母亲和祖母、留下所有浮财、飞到海峡对面的最孝顺的严家二姑娘，在吃完早餐、洗完澡、不需镜子而手指熟门熟路给自己涂上口红之后，静静地撒手人寰——据说是静静的。

那个留下的家产提供了我们严家三代人十多年的服装面料、制鞋皮革、织毛衣的绒毛线、蕾丝花边、指甲油和香奈儿香水的深惠于我们的姑姑，突然撇下了我们。

那个移民美国之后就托人给我捎来加拿大花呢大衣、连衣裙、化妆品，以使我在八〇年代初就能和美国时尚平行的我亲爱的姑姑，在我关机沉睡的柏林凌晨三点，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那个在最后日子里苦苦寻找她父亲留在美国的著作、留在美国的踪迹，并那么令她父亲骄傲的严恩椿博士的小女儿，走了。

姑姑，您怎么就猝不及防地走了呢？……

九十二岁的心脏

经不起凶猛病毒的突袭

她走后这么多天，我哭也哭累了，想也想遍了，没有任何迹象预兆她会眨眼间与我阴阳相隔。

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周，我还跟她通了话。我们通话一般都是听她说，因为无论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见，她和父亲都不幸地遗传了母系基因：晚年失聪。最后一次通话她说：“歌苓啊，上次你是去年八月份来看我的，已经很久没来看我了！”虽然有时她犯糊涂，但这次她记得清清楚楚。我说我很快会去看她，她没听清，把刚才的指控又重复一遍。我赶紧大声认罪，表示一旦情况允许，我就会去看她。

其实我们早就做好了女儿春假去美国探亲的准备，不料疫情在我们查看机票、计划在哪座城市住多久的那段时间，就暗中呲呲延烧着引信，终于喷发出不可视的蘑菇云，炸断了国与国，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的通道。这么多年来，我总是在女儿寒暑假去看望美国的老人，这样的寒暑，是我一年辛勤写作的逗点和句号。

姑姑爱吃我做的菜，每次去看她，我总是在晚餐时给她做些上海家常菜，走油蹄髈、葱油面、丝瓜闷蛋，都是她的最爱。去年八月去探望她，在参茸店买了花胶和海参，让店里泡发好，放在冰箱里，嘱托照顾她的亲戚每天给她服用。姑姑是我最后一位长辈，虽然已过九十二岁，但她没有任何老年性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一样都不沾她身，唯一进入九十二岁高龄的，就是她的双腿，她走路需要有人搀扶。

听了照顾她的亲戚口述姑姑的死亡经过，我觉得很像是中外疫情中屡屡出现的现象：路倒，即前几秒钟还在行走或站立，迅雷不及掩耳地就倒地毙命。分析原因，医务人员判断为病毒突袭了心脏。尽管姑姑的心脏从未出过状况，但那毕竟是九十二岁的心脏，平安岁月里小心呵护它，它可以柔弱亦坚强地搏动，负责泵压姑姑生命所需的血液，带着我的老姑姑向着一百岁挺进，但它无论如何经不起如此凶猛病毒的突袭。

假如不来这场大疫

她再活几年应该不是奢望

老人家去世后的三周，我一直在观看有关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流行的各种报道，也不断搜集阅读这种诡异病毒层出不穷的感染方式。我前一阵读到一则消息：一些人感染病毒后，几乎不出现任何症状，于是这种无辜的带毒者，便无辜地在人群中进行传播。这样的无辜带毒者，自感染上病毒，到病毒结束生命周期从带毒体内排出，最长过程达到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中的每一分钟，她/他都可能感染我姑姑这样的老者，让毒素静悄悄地扼杀一颗九十二岁的心脏。四十九天，一场漫长的无辜却阴险的谋杀，就在姑姑身边布局。那么，是哪一个无辜带毒者，无辜地杀害了我的姑姑？这病毒对一个体格健壮，免疫力强的人，也许就是一点疲劳感，一点嗓子不适，而她/他一旦接触姑姑这样的老人，对于老人就是终极劫数。

我在心里排查，细想姑姑去世前，都是谁跟她接触过。那段时间，她的女儿和儿子，也就是我的两个表姐和一个表哥因为自身有基础疾病，加之他们跟外界或多或少还有往来，都不敢轻易造访他们的母亲。她的孙儿孙女，也怕自己无法与外界彻底切割，不知觉地把毒给他们的奶奶或外婆，都不敢登门。

照顾姑姑的是一位亲戚，十分勤勉周到，从不出门，即便推姑姑出门晒太阳，也都是在露天场地，到了洛杉矶疫情吃紧之后，她只让姑姑在大门口坐坐，享受一会儿下午的阳光。难道阳光也有过错，看上去灿烂如常，却含有带毒的气溶胶？

姑姑的房子属于Townhouse，一条五米宽的弄堂进去，一户户人家门对门，左邻右舍紧挨着，基本没有间距。那个Townhouse小区一共十六户，似乎是中国老人的“殖民地”，房主都是上了年纪的华人，他们中的某人，或某人家的亲戚是病毒携带者，把病毒呼到共享的空间，气溶胶缓缓流动，如同不可视的腐水，渗入了姑姑的呼吸道？……

亦或许早在疫情刚刚大暴发时，照顾她的人出门见移民律师，成了无症状感染者？要知道这种移民律师的事务所每天吐纳若干怀有移民愿望的同胞。再说这家移民律师事务所，就地处洛杉矶地区最初暴发疫情的尔湾。

假如我的推理到此都合逻辑，那么我就接着往下推：这位照顾姑姑的亲戚从移民律师事务所回来，并不知道病毒已经污染了她，继续她的日常工作，一天天，病毒在她身体里开始攻略，因为她身强体壮，连感冒都很少患得，凭着超强的免疫力，毫无知觉地让病毒在她身上自行走完周期，排出体外，而不幸的是，这个长达几十天的排毒过程，带走了我亲爱的姑姑。会是这样吗？……

还有一种可能，一对从上海去洛杉矶的远亲，因断航而被滞留在洛杉矶，客居在大表姐家一个月。在他们回上海前夕，大表姐在一家上海餐馆请客，算是给上海客人送行，那天午宴的客人中，某人沾染了病毒，事后到姑姑家探访时，感染了姑姑？因为姑姑的耳聋，跟她聊天的人必须紧挨着坐在她身边，对着她戴助听器的耳朵呐喊，因而把病毒喊进她身体了？……

记得去年入夏姑姑就咳嗽，靠镇咳剂过活，到了秋天，咳嗽加重，老太太又不愿看医生，大家就权当她得了老年性气管炎，给她服用强效咳嗽糖浆。入冬时分，姑姑开始出现喘息吃力的症候，我听了非常着急，建议给她每天输一两次氧，因为父亲肺癌后期，也需要每天输氧一两次。老人肺活量减弱，心肺功能差，咳嗽气短是普遍现象，不得已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呼吸不畅加氧，治表而不追究本，再用其他滋补方式固本，对付着带病延年。

通过氧气治疗，姑姑身体大见起色，基本恢复到了咳嗽之前的状态，假如不来这场大疫，她对付着再活几年应该不是奢望。但要来的还是来了。

找到祖父的博士论文

作为姑姑八十八岁的生日礼物

她去世前几个小时，洛杉矶的上午，柏林的晚间，我收到两个视频。

点开第一个，见姑姑顶着湿漉漉的头发，手拿一支唇膏，熟练地在嘴唇上一抹，三四十年代上海丽人的红唇立现在她依然细腻白皙的脸上，两秒钟，一个晨妆就完成。我当时还惊异：姑姑涂口红不需要看镜子呢！第二个视频到达时，我已经要睡了，视频上的姑姑好安逸，躺在床上读闲书。

姑姑爱读小说，但不爱读我写的，说歌苓写得好深，看起来太闷了。但她很高兴做作家严歌苓的姑姑。有几次，陪她打麻将的牌搭子碰巧是文学老年，谈起最近哪本小说好看，有人就提起了严歌苓的小说，姑姑会说，你们不知道啊，严歌苓是我的侄女呀!牌搭子们怀疑，因为姑姑在麻将社交圈被称做“王妈妈”，随姑父姓王，所以他们说，人家姓严哎! 她马上辩驳，我娘家姓严，严歌苓是我弟弟的女儿，是我的亲侄女！那是好些年前的事了。虽然她以我为傲，却并没有跟着她牌搭子赶她们的文学时髦，读我的小说，而继续看她的英文版鸳鸯蝴蝶张恨水，继续抱怨我写的书好深，好闷。

但她却把我祖父的书看了三遍。有很多年，姑姑总是唠叨：“要是能找到我爸爸在美国读书时候写的文章就好了。”唠叨了好几年，没人接茬。

祖父是一九二〇年代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在姑姑八十八岁生日前，我们到洛杉矶看望她，她又唠叨起她父亲的论文来。我先生莱瑞觉得这又不是上天摘月亮给她，找到严恩椿博士的论文，应该没问题，因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着所有的博士论文。于是，莱瑞通过朋友，还真的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了我祖父严恩椿的博士论文，并把它打印出来，作为姑姑八十八岁的生日礼物送给了她。这篇论文在当时其实是被出版了的，现在美国的网络上，还能买到网络印刷版。

姑姑得到这本论文后，非常认真地读过，并购买了十多本网络版书籍，送给她的儿女和孙辈。每次见面，她都像严厉的班主任，问她的晚辈，读了严恩椿博士的论文没有？问到我，我说没读完，她问为什么没读完？我说，好闷哎！她说她都读了两三遍了，这本书是结合近代史谈中国当时经济政治现状的书，自然不像严博士的译作《苔丝姑娘》那样读来味道鲜美。

姑姑认真地说，从她父亲的书里，她得知了严恩椿博士当年对近代史上的中国所承受的巨大屈辱那样的悲哀愤慨，因而他那么激情饱满地主张“Open Door”——我祖父的论文标题就是“Open Door Policy”，最好的直译为“改革开放”。祖父是学政治经济学的，虽然文采斐然，他认为男儿有志要以经济教育救国。

生命的最后一年

用笔记下了她印象中的父亲

从那以后，姑姑对她父亲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虽然这个父亲她记得不太清晰，因为在她十岁那年，她的父亲严恩椿博士就自杀了。

那时上海正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严家在江湾的老宅毁于一旦，严博士大概太幻灭了，因为十九世纪中国人遭受的奇耻大辱又回来了。他在1937年的秋天跳楼自尽，却自尽未遂，骨折几处，打了石膏而死于石膏中毒。此后，我祖母用祖父留下的不多的家底和她自己教书的薪水把我父亲和他两个姐姐拉扯大，同时还拉扯着一位坏脾气的婆婆。

婆婆是严恩椿弟兄俩的继母，却是我祖母的亲姑姑，于是双重的封建礼数压迫我祖母要担待着，而且把严家一儿二女养得高高大大，知书达理，所以我的二姑姑一直是祖母的崇拜者。直到她读过严博士的书，对她母亲崇拜的天平才开始往她父亲一面移动。最后一年，她说她彻底理解了她父亲，为什么他那么痛苦，因为她母亲是个旧式妇女，严博士无法对其抒发胸臆，甚至与她无话可谈。

通过反复阅读严博士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姑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那样一股清流，是不可能在中国当时拉帮结派的学界、教育界，社会的任何界混好；一身本事却过分清高的严博士，忍受不了党派间、同党内那无处不在的“淡淡的无耻”。

姑姑生命的最后一年，用笔记下了她印象中的父亲形象，记了十几稿纸，说是给我的写作做素材和参考。

她印象中，祖父严恩椿总是沉默的、孤独的，尽管他很少管束孩子们，孩子们非常惧怕他。他的书房在三楼，只要听见他的脚步在三楼的楼梯上踏响，孩子们就会从二楼躲到一楼去。确定他在二楼逗留了，孩子们再冲上三楼，看看他那间书房，那是他日常的生活环境，孩子们看到他抽了一半的雪茄，看到他写到一半的书稿，到处都是他翻开的书……即便在同一个房子里，孩子们对他也是有隔膜的，感觉神秘的，他的孤独像城堡一样，在那座房子里，谁也不敢攻打进去。

姑姑的一生是圆满的

姑姑说，严家的长辈都不喜欢她，她的大姐是外婆的心头肉，她的弟弟因为是男孩又因为最小，深得母亲偏爱。而她是家里做家务最多的一个孩子，而做多少事也都被看成天经地义。就像美国家庭即将迎接第三个孩子时，有人会对第二个孩子打趣：“他们要把你变成倒霉的中间孩子了！”

严家二小姐在九十岁这年，意识到长辈中最爱她的是她那位沉默的父亲。严博士在厦门大学教书的两年，只带了妻子、二女儿和儿子同行，他的继母离不开上海，也离不开她的长孙女，所以厦门的两年是我姑姑记忆里最幸福和睦的一段严家家庭生活。

有一次，严家二小姐把脸摔得稀巴烂，整个脸包上了纱布，只留一双眼睛在外面。那天严博士的教授朋友举办一场家宴，约了几个要好同事携家眷出席。严夫人说，二小姐脸包成那样，出去做客多难为情，就不要去了。严博士说，让她自己决定她要不要去。然后他问女儿，你觉得你这样子会难为情吗？七岁的女儿摇摇头，不难为情，暂时的毁容又不是她的错。结果，七岁的二小姐就那副头脸隆重出席了家宴。我可爱的姑姑在九十岁时，以这个故事情节捏住了父亲爱她的证据。

去年夏天，姑姑把她写好的十几页回忆录交给我，说，你写了那么多书，早晚该写写严家的故事。我说，你跟我讲的严恩椿的故事，我已经写成了一部三十六万字的小说了呀！她疑惑，你写了？！我说对呀，《陆犯焉识》的前半生就是在祖父故事的基础上虚构的呀！她说，哦。我问，您看了吗？她说看了一点。我说您看完就知道，您讲给我听的细节，一个都没糟蹋掉，都写进去了。她苦着脸说，看不完，好闷喔。

今天给姑姑点上两支蜡烛，献上一束勿忘我。

洛杉矶泛滥的疫情，卷走了我亲爱的姑姑。好在她于生命之末发现了她最敬爱的父亲，也是最爱她的。发现了这点，姑姑那么知足地笑了。

姑姑走得知足，走得毫无缺憾。

三七，她正走在去与她弟弟、姐姐、母亲，还有那个一生宠她的丈夫相遇的路上。最爱她的父亲也等在那里，向她张着双臂。姑姑宁可相信人间有爱而降临这个人间，在她生命末端，她也宁可相信，沉默孤独、天才早夭的父亲其实藏着一份深爱，专门是给严家最不受待见的二小姐的。

因此，无论姑姑是不是瘟疫牺牲品，她的一生都是圆满的。（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并供图/严歌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