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作家孙骁骥：习惯的形成会改变消费观念，继而形成新的消费文化 | 疫时对话系列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消费节奏。出于防疫考虑，大多数中国人足不出户地度过了一个前所未有之长的春节假期。往年的春节是一年当中难得的消费黄金期，但今年除了少数线上业务之外，线下业务基本停滞，特别是旅游、餐饮和电影行业。

许多人寄希望于疫情结束后的“报复性消费”，也有分析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和非典疫情做比较，指出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中国消费市场再度繁荣，经济迅速恢复增长的情况有可能再次发生。然而财经作家孙骁骥认为，中国消费市场虽然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反弹，但我们仍需警惕疫情反复对人们消费心态的长远影响。

孙骁骥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目前在香港工作生活，从事投资和财经评论工作。2019年，他出版了《购物凶猛》一书，从消费史的维度观察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变迁。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他指出，疫情爆发实际上给了我们反思消费主义的一个难得机会。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消费已然成为了某种社会共识、社会规则，但疫情爆发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提醒我们，在“买买买”之余需要关注其他方面的需求，比如个人安全、社会稳定和谐，和更人性化的社会运作模式。

疫情反复的话，对消费心理会有一些冲击和改变

界面文化：你是何时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的？

孙骁骥：香港这边1月中旬的时候就有“疑似非典”的说法，但当时不知道是新型肺炎。我当时就觉得这事比较严重，我跟一些内地的朋友说，他们还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最后的发展超过了我的想象，现在已经变成全球性事件了。

界面文化：作为一名财经作家，你对疫情爆发的第一感受是？

孙骁骥：第一反应是担忧人的生命安全。当这个信息持续一段时间后，你就会考虑这对中国经济来说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一旦确定是跟非典类似的传染病，经济活动就会减少。

这边的前辈跟我讲过，2003年香港的银行这些金融机构里，客户跟工作人员之间起码隔着一两米，戴着口罩，很少交流。现金放在密封塑料袋里，客户拿了迅速走掉。当人和人之间没有交流的时候，经济活动就降到很低的程度。

界面文化：在此次疫情后，你认为中国消费者的心态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报复性消费”会出现吗？

孙骁骥：消费是一套仪式感的东西：我必须去购物中心，看看衣服鞋包，再看场电影，然后去KTV……这是一套流程。现在这套流程没法做了，变成基于基本需求的“买东西”。当然，一些个别行业是挺好的，比如医疗、生物科技、物资耗材。现在口罩、消毒水都卖得挺好的，但这是临时的。疫情走出来后我们还要看整个中国的情况。

疫情好转以后，人们之前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和欲望可能会反弹，但这个反弹跟过去相比是有限的，因为有能力大规模消费的人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有些积蓄和投资、疫情对其个人财务状况不会有太大影响的中产——我看过统计数据，有报告预测中国在2020年差不多4亿人可以算是中产，我们按照这个广义定义来讲，这些中间收入群体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个人财务的影响——在疫情过去后可能会（报复性）消费。

我们也要警惕消费反弹、人群聚集的时候疫情是否会二次爆发。如果疫情反复的话，对人的消费心理会有一些冲击和改变，因为隔离的状态会形成习惯。不是有一种说法吗，一个习惯的形成需要三周，如果这个说法科学的话，说明隔离时间太长后人们不会马上习惯人群聚集的情况，可能网络消费会延续一段时间。那样的话，对餐饮业、电影院线、旅游业都会有很大的冲击。

界面文化：说到消费心态的改变，我看到最近有网友说其实父母辈的囤货习惯是非常好的，在这种紧要关头很重要，我们不能轻易断舍离。

孙骁骥：囤货的习惯并不好，你囤货，就意味着别人买不到货。当供应总量不变的时候，这就是一种零和博弈。我觉得不是说囤货好，而是需要计算一个科学的量。我建议大家买两三袋米，但不用买太多，要留一些给别人，自己能撑过一两个月就行了，生活必需品囤一点，这样万一紧急情况发生，你可以减少出门的次数，减少感染的可能。有些地方的供应真的出现问题，比如说湖北省有些城市小区封区，你如果不提前买好东西就没法出去买，这种囤货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你在一线大城市，暂时不用太紧张。

上一代人的囤货心理不是这个，他们本身成长环境和80后、90后不一样。因为他们真的饿过肚子，有过没有足够生活消费品的体验，是有这种切肤之痛的。他们就会对此很敏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很爱囤东西。特别愿意囤米、囤物资的年轻人就不是特别多，至少不像上一辈那么主动，那是因为他们的集体记忆里没有这些。

如果疫情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就会形成与上述类似的效果，形成一种集体记忆。我相信在疫情过去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戴口罩上街的人会变多，人们的卫生习惯会变好。一个习惯的形成会造成消费观念的改变，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消费文化。

无论消费升级与否，中国还是一个消费驱动的社会

界面文化：从写作《购物凶猛》至今，你对中国消费市场有哪些新的观察？

孙骁骥：消费是末端现象，它的起始端还是宏观经济，尤其是货币和信贷的膨胀。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互动关系。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中国GDP增速从2010年的10%下降到2019年的6%。2010年，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不到40%，2020年将占80%，可见消费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如果人们不消费，对经济的影响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希望拉动内需，希望人们消费，哪怕借钱给你去消费。

我们还可以从金融的角度看待消费。首先，在支付周期方面（支付周期指的是从决定购买到付款之间的这段时间），从2015年到2018年，中国支付周期的平均长度从56天上升到86天。这说明我们通过按揭贷款付款的时间变长了，因为老百姓兜里的钱不够用了，所以支付周期变长了。其次，据央行统计，中国家庭杠杆率上升显著。这项增长和支付周期的增长有关。据银行卡信用数据显示，选择最低还款额选项的人越来越多，这说明现金流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钱不够，只能延长还款期限。

再者，互联网消费类的贷款增速惊人。举例来说，微粒贷累积投放贷款已超过3000亿，蚂蚁金服消费者贷款总账是6000多亿。此外各种小额贷款更是难以统计。这些消费贷款周期非常短，显然不是用来买房的，而是用来买消费品的，比如鞋、衣服、手机、包等。

界面文化：近几年中国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这让很多人质疑前些年热炒的“消费升级”是不是一个伪命题。你对此怎么看？

孙骁骥：2008年奥运会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房贷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很大的负担，消费开始受到抑制。对于消费的升级与否，不是单纯数字的比较，而是一种心态：我还想消费这么多，还是要满足虚荣心，但我不用买那么好。它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消费主义。

界面文化：近年来许多人把当下中国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进行比较，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物质财富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你怎么看这种比较？我们是否可以用日本社会的历史来推测中国的未来？

孙骁骥：情况不太一样。大前研一有本书叫《低欲望社会》。如今，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0%，已经进入低欲望社会。以前日本消费繁荣的时候，老年人所占比例是8%左右。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之所以能够平稳过度，是因为日本人与人之间有信任感、社会发展比中国更健全，所以能抵御消费不足带来的冲击。中国的低欲望社会是“我的欲望其实挺高的，但现实很骨感，我做不到”。中国的民间社会生长是不充分的，一旦消费出现回落，经济出现问题，没有护板来缓冲，这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冲击会非常大。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也引用了三浦展的“下流社会”概念，指出当下中国中产也呈现出某种“下流化”趋势。是否能在中国语境内再展开谈谈这个概念？某种程度上来说“中产下流化”是不是也是一个全球趋势？

孙骁骥：是的，全球中产都在下流化，但我和三浦展的解释不太一样。我认为下流化就是收入比例的相对下降——中产这个集体的总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例在下降，与此同时富人更富。

但中国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严格来说中产是不是一个“阶层”都是问题，因为阶层不是简单的个体相加，阶层必须要有为之代言的组织结构。中国的中产只是纯粹收入意义上的经济群体，更准确的说法是中间收入者。中国的中产如何定义？有些人说是有房有车，房价如果不能再稳定上升，中产的总资产就会缩水，债务的比例就增高，这对中产来说是不利的前景。中产也是深受消费文化影响的一群人，他们有这种信息来源渠道，也有这种追求。人在温饱以后总是想要有更多自我认同，这意味着你的时间和金钱会投入到一些和生产毫无关系的地方，对于收入提升显然是没什么帮助的。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存量博弈时代。所以我建议各位摆脱“中产”的幻觉，控制消费的欲望，提升收入的欲望，要把钱用来投资、储蓄，不要购买无意义的商品。不得不花钱的时候，可以将每一笔开支都视为投资。经济是有周期性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很少有人能挺过冬天。人想要抓住机会实现财富自由一般有两个时间点。一个是科技革命爆发的风口，一个是债务周期的末尾。现在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怎样留住财富，让财富稳健地升值，避免过多的消费，让自己撑过债务周期。这就是消费史的现实意义。

只有当中产这群人活好了，真正稳定了，这个社会才会在总体上变得更好。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连通上层和下层的通道，他们既能反映贫民阶层的想法，又能反映富人的观念想法，是各方诉求资源汇流的阶层，所以这个阶层很重要。

消费社会终将结束，之后的社会是另一种形态

界面文化：疫情将增大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这是否会倒逼中国经济转型？

孙骁骥：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出现明显下滑，这个趋势不会变。可能若干年后会触底反弹，但肯定底部不是现在。

我觉得中国需要改变整个思路才行。消费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不健康的，它的前提是房地产的崛起。2008年到现在，全球都在做量化宽松，但有些国家抓住了机会，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比如说印度，它的软件开发、外包做得挺好，虽然印度国内有很多自己的问题。作为量化宽松趋势的领头羊，美国在过去十年里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目前证券公司会用人工智能来看股票，很多其他行业也投入人工智能的应用，它的底层研发就是2008年开始的，人工智能自我学习、进化了那么多年，到了2015、2016年，至少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就非常普遍了。美国利用金融海啸这个时期实现了技术更新，不知不觉实现了产业升级。这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界面文化：你在《购物凶猛》中提出，从1980年代末开始，物质选择的自由与国家经济增长深刻绑定，成为人们对理想国家的愿景。从今往后，这个愿景还能继续激励中国人吗？

孙骁骥：谁都希望有很多物质选择，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这很正常，在以后都会是一个愿景。只要全球消费社会的形态没有终结，这种愿景就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全球所有人的。但除此之外，中国人可能对其他方面会有更多诉求，比如说个人安全、社会稳定和谐，和更人性化的社会运作模式，而不单单是消费需求。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当你在某一方面的需求已经达到极致，你可能就会回头看看其他的方面。当人们不断追求消费端的东西，却发现连生活基本保障和个人安全都成问题的时候，消费有何意义？如果社会基础设施不足，这种消费就是不可持续的消费，而且这种消费心态是扭曲的——除了这个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追求了，这是一种恶意的、报复性的消费。

以后我们可能真的会停下来反思一下，除了消费，我们还能干什么？我们能不能给予民间社会更多成长空间，让社会的层次更多一些？在消费的基础上，人要不要有信仰，需不需要有一些内在的追求，而不是把一切都建立在物质、他人评价和简单的快感之上？因为疫情，我们是否能有这样的反思，把目光稍微移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和谐上，我觉得中国社会会更完整一些。

肺炎疫情开始后，很多人在家里待着，和家人的关系反而变好了，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可能疫情中会有很多人间的生离死别、各种不得已的事情，有过这些经历后，人们可能会反思，会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把目光移到人性、价值观和信仰上。我觉得这是消费社会最重要的调剂品，可以调和社会矛盾，让社会不至于走向消费极端。我觉得应该会这样发展，只是程度和快慢的问题。

界面文化：在对消费主义进行反思后，你认为未来的消费者将是怎样的？

孙骁骥：我觉得以后中国会分成不同的消费人群。一些地方的人还是消费至上，不停地买，但一些比较讲究生活质量的、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大城市居民会追求一些别的东西。就像现在很多日本人追求比较简洁的生活方式，把生活过得更素雅、更“佛系”一些，他们不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想换一种活法。简约型的生活、节制的消费，以后会在最前沿的一些城市群体里流行。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小清新”这样了，不太消费，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种文化现象会出现的，所以以后中国的情况会比过去更丰富。

之后整个社会的形态也可能会有变化。消费到底是不是“多即是好”，是不是还以此为唯一标准，我觉得很难说了，可能之后整个人类的意识形态会变。消费社会是一个社会阶段，它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有开始的东西肯定会有终点，肯定有一天消费社会会走到终点，之后的社会是另外的形态。至于那个形态是什么，现在还看不到。消费社会对环境的污染，对物资的无意义耗费，是很可怕的，总有一天这种模式不能持续下去。

当世界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人类会觉得追求金钱和消费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式，可能大家会转向追求其他东西，比如说道德、知识等个人内在的东西。这并非不可能，只是现在我们一切是以数字来说话的，比如说看GDP增长，看股市走向，这是一个习惯。在消费社会之前，没有人去管老百姓的收入高不高，社会稳定是靠宗教性的东西来维持的，靠农耕文明自身的协调，这建立在当时的文化土壤之上。消费社会把之前这套推翻了，又建立了拜金、购物依赖症的社会机制。这种游戏规则到了一个阶段会走向终点，但肯定不是现在。可能我们这辈子都看不到，要等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彻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