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中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评吴宜丰的《学习》

【原编者按：吴易风先生的学术贡献究竟是什么?在包括吴先生研究在内许多文献已做了明确表述的前提上，如何客观准确地对其学术贡献进行评价，是一个难点。本文以“科学态度”为出发点，对吴先生的学术贡献进行了“考证”，结果发现：(1)吴先生在古典经济学派规定上突破了苏联教科书的范围限制，在比较优势原理起源上，最早挖掘出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2)吴先生是我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前沿跟踪的主要开拓者，并从理论上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批判。(3)吴先生将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时代的需求紧密结合，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对马克思的产权思想进行了深度挖掘，以增长理论为重点对马克思经济学数学化进行了探索。(4)吴先生最早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萨缪尔森经济学、马克思和科斯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并对包括研究对象、增长理论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比较。(5)吴先生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构建了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破解历史性难题的清晰图式，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国有企业改革等四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2018年吴易风先生荣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和2016年吴易风先生荣获“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奖”的获奖评价看，吴易风先生无疑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精通西方经济学，还精通经济思想史的“三通”经济学家，也是我国为数不多能将经济思想史学家、经济学家、经济学教育家三个身份融为一体的经济学家。确实，吴易风先生以其渊博的知识、非凡的学术洞察力、生动有趣而又逻辑严密的语言表达力，征服了包括曾经受过他严厉批评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学者，以致连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左的有道理的学者”。更为重要的是，吴易风先生坚定地为人民做学问的思想、永不停息的学习精神、“以德化人”的教育理念，连同他“一心想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的高贵品格，赢得 “人民经济学家”的美誉。能作为吴易风先生的弟子，亲自聆听吴易风先生的教诲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

尽管对吴易风先生的学术贡献进行系统梳理的想法由来已久，但是，由于本人才学疏浅，难以真正把握吴易风先生学术的精髓，或许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付诸实现，直到接到《当代经济学研究》编辑部约稿。之所以接受约稿，那不仅是因为受到吴易风先生将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奖金捐给贫穷学生的精神所感染，而且也是因为作为吴易风先生的弟子，传承吴易风先生的精神，努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本身就是责任和义务。不过在对吴易风先生学术贡献进行梳理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不仅是因为迄今为止已有41篇文献对吴易风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成长历程进行了介绍(其中包括两篇是吴易风先生自己的介绍)，也不仅因为十卷本《吴易风文集》和未收入文献的内容浩繁需要投入大量时间阅读，而是因为要梳理出吴易风先生学术的边际贡献，需要对相关文献进行深入研究，非常困难。举例而言，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文中阐述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这是原创性贡献吗?研读后发现，在马家驹和蔺子荣那里已经有了“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的简单论述，在李名学那里已经直接给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公式本身。在梳理吴易风先生学术贡献时，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吴易风先生本人在《吴易风文集》的“前言”和《我的成长探索之路》等中对其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已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以此为标准对吴易风先生的学术贡献进行介绍，似乎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做，本文能做的只是一些零星的修补工作，本文的边际贡献亦即写作的价值又在哪里?

基于上述的认识，本文以“科学态度”为出发点，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主要从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理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个方面，对吴易风先生的学术贡献进行了“考证”，研究发现：(1)在经济思想史领域，吴易风先生有两个重要的发现：在古典经济学派规定上突破了苏联教科书的范围限制，成为我国古典经济学派规定的标准;在比较优势原理起源上，在我国最早挖掘了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2)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吴易风先生是我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前沿跟踪的主要开拓者，并从理论上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批判;(3)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吴易风先生坚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紧扣时代的需求深入挖掘其中的经济思想，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对马克思的产权思想进行了深度挖掘、以增长理论为重点对马克思经济学数学化进行了探索;(4)在比较经济理论领域，吴易风先生最早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萨缪尔森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对马克思和科斯产权理论行了系统比较，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对包括研究对象、增长理论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比较，对于纠正马克思经济学“过时论”发挥了重要作用;(5)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吴易风先生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构建了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破解历史性难题的清晰图式，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国有企业改革等四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更好理解吴易风先生的学术思想，我们的研究从吴易风先生的成长历程开始。

像一切励志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样，吴易风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由于家境贫寒，上了半年小学就辍学回家了，幸好村里有一位老先生办了一所私塾，在那里苦读了几年“四书五经”。吴易风亲历过日本侵略军在家乡的烧杀抢掠，对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和社会矛盾深有了解，儿时起就有了报效祖国的鸿鹄之志。

1947年，年仅16岁的吴易风考上了不交学费，不交伙食费，也不交住宿费的界首乡村师范学校，他在那里如饥似渴地读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界首乡村师范合并到扬州师范，吴易风在扬州师范初师部读书。1950年，吴易风还未毕业就调到了苏北行署机关学校当教师了。三年的教师生涯，对吴易风成长帮助很大，因为吴易风在给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讲授文化知识时，也常常被老干部的动人事迹所感动，更加坚定了他报效祖国的信念。

1953年，那是具有戏剧性的一年，只读过初级师范连初中都没有上过的吴易风要给转业干部开课了。他讲课的内容不仅包括语文、历史，而且还有一门“经济建设常识”课，这是他初次接触政治经济学。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靠着勤奋自学，不仅能上课，而且还被评为了“优秀教师”。有趣的是，1955年吴易风以“同等学历”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专业正是政治经济学。在这四年间，吴易风学习成绩可圈可点，不仅每门功课都是优秀，而且还将学习拓展到了小提琴、钢琴等更广的范围。更为惊奇的是，他竟然克服困难，自学了中国人民大学全校没有开设的英语课。可以想象，吴易风从一个音标也不认识，到今天独译、校译、主译外文图书《经济学百科全书》等著作5部，并成为资深翻译家，那是多么的不易!也许谁也没有想到，当年，吴易风利用了挤公交、去食堂路上等所有能利用的课外时间，通过“滚雪球效应”，逐渐掌握了英语，为学习西方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9年，吴易风以优等生留校，正好分在了两年前从美国回来的高鸿业所在的教研室，当时高鸿业想读《资本论》和学俄语，提出和吴易风互帮互学，由此揭开了两位经济学大师合作的序幕。在向高鸿业学习西方经济学过程中，吴易风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有很大缺陷，那就是数学不足。为了把数学知识补上，吴易风拜自己的妻子北京邮电大学数学老师刘天芬为师。在刘老师的帮助下，吴易风学习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数学课程，他们还一起合译了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的名著《数理经济学》，留下一段传颂了半个多世纪的“人间佳话”。

如果说英语、数学的自学为他精通西方经济学创造了条件，那么，“三通”中的另外“两通”又是如何呢?1959年，吴易风留校后教学任务是讲授经济学说史，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统编教材《经济学说史》的编写。

当时吴易风的任务是研究和编写空想社会主义部分，这使得吴易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代宗师”陈岱孙先生和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陶大镛教授。吴易风的勤奋和虚心学习的精神，赢得了两位经济学大师的青睐。1964 年吴易风完成了35 万字的《空想社会主义》初稿，陈岱孙和陶大镛审阅了全部或部分手稿或清样，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为16年后出版的《空想社会主义》增添了不少成色。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除了读书期间，吴易风认真研读了《资本论》等书外，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1969 年12月，吴易风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干校的3 年中，艰苦的劳动没有磨掉吴易风报效祖国的坚强意志，他靠着手电筒通读了当时已有中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还阅读了《资治通鉴》。在劳动之余，带在身边的俄文版和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成了吴易风最好的学习材料。

如果说在结束吴易风成长历程时，不讲一下他自学计算机的故事，那一定是一个遗憾。进入21世纪后，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年逾古稀的吴易风认为只有掌握计算机技术，才能跟上时代步伐，于是吴易风买回了10本计算机书，开启了计算机自学之旅。也许没有人会想到，不久，吴易风就能熟练地在计算机上写作、查资料、修改博士论文、翻译、处理邮件了。2010年出版的《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全部是他逐字逐句自己敲出来的，那时他已经是79岁高龄了。吴易风“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精神是他成为我们永远的老师、永远的榜样不可或缺的部分。

尽管吴易风先生在《吴易风文集》《我的成长探索之路》中，都没有将经济思想史列入主要研究领域，仅仅把《英国古典经济理论》《空想社会主义》两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当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个来源来看待，但是，从著作的边界贡献、著作对后续外国经济思想史教材和研究的影响、著作涉及的范围看，本文作者认为有必要将经济思想史列入吴易风先生主要研究领域。需要强调的是，吴易风先生是我国较早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导师，迄今为止，还有在读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博士，吴易风先生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从未停止。从后期成果看，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成果，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果，经济思想史的方法一直贯穿于吴易风先生研究的始终。

1.英国古典经济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发现

《英国古典经济理论》是吴易风先生1978年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经过连续6年的刻苦写作，于1984年完成书稿，1988年出版的著作。根据吴易风先生(2013)的介绍，在这6年中，吴易风先生跑了北京图书馆不下百次。每完成一章书稿，还要再到北京图书馆去逐一核对引文和出处。可以说，《英国古典经济理论》是吴易风先生呕心沥血完成的一部奠定其学术地位的著作。1995 年，此书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需要特别强调，据本文作者考证，《英国古典经济理论》除了对《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有关英国古典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外，还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挖掘，对书中15位代表人物的著作进行了全面阅读，对当时外国经济思想史文献进行了认真研究，不仅“包含内容之丰富在国内现有的经济思想史论著中尚属首位”，而且“探察出许多别人虽曾研究却又未能发现的新见”，本文仅介绍两个影响至今的重要发现。

《英国古典经济理论》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卢森贝、卡拉达也夫等对古典经济学派的定义是错误的。当时，对我国经济思想史和研究工作影响较大的是卢森贝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史》和一卷本《政治经济学史》。卢森贝经过筛选，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中只选出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三位经济学家，而将休谟、洛克、斯图亚特作为重商主义者轻易地排除了。除了卢森贝的著作，卡拉达也夫等人的《经济学说史》在我国影响也很大，但是由于受到卢森贝的影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同样也只选择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三位经济学家。通过独立考证，吴易风先生对古典学派进行了重新定义，提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有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经济学家都属于古典学派，而后来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历史条件下妄图掩盖资本主义矛盾和阶级对抗关系的经济学家 都不属于古典学派。与只研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三位代表人物的相关著作不同，吴易风先生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分为产生、发展和完成三个时期， 研究了各个时期15位代表人物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商务印书馆根据吴易风先生的研究，修订了关于古典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计划，吴易风先生关于古典学派的定义成了我国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关于古典学派规定的批判，在当时并没有分歧，构不成边际贡献，这里不做评论。

《英国古典经济理论》第二个重大发现是亚当·斯密的优势理论不只是包含绝对优势理论，而且也包括比较优势原理。这一发现，既推翻了国外学者关于比较优势的“托伦斯——李嘉图——穆勒优势理论”，也推翻了国内学者关于比较优势理论为李嘉图创造的结论。不仅如此，关于比较优势原理，吴易风先生还发表了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批判。吴易风先生指出，比较优势原理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是为英国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现代比较优势原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武器。吴易风先生关于比较优势原理的研究，对于一国如何建立本国的经济体系和如何正确处理对外经济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吴易风先生于1962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关于空想社会主义阶级倾向问题若干引证的释疑》，1964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专著《空想社会主义》初稿。从这里不难发现，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在吴易风先生早期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在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后期的相关著作超过《空想社会主义》这部早期著作的。从文献引用看，《空想社会主义》被引用107次，比《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引用还多2次。

《空想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为基础，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渐趋没落的历史。与当时流行教科书中只讨论圣西门、傅里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该书把空想社会主义划分为4个阶段，并对4个阶段中的16位代表人物的学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探索了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和继承关系， 阐明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是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成熟的结果。该书犀利的笔触、优美的文字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3.吴易风先生对经济思想史的后续研究

吴易风先生对经济思想史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最早对西方宏观经济学史进行全面总结。1998 年，吴易风先生和王健、方松英合著的《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一书，在国内首次对两大学派的理论背景、发展轨迹、主要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介绍、分析和评论，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

吴易风先生对经济思想史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中马克思溯源的发现，尤其在产权理论和增长理论研究最为典型。1994年，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对科斯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该文引用高达193次。2000年，吴易风先生在《当代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经济增长理论:从马克思的增长模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增长模型》，对马克思的增长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该文引用也高达83次。

不像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是吴易风先生本人列入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在西方经济学研究方面，吴易风先生是我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前沿跟踪的主要开拓者，并从理论上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批判。

1.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教学

以高鸿业1979年翻译出版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版)为标志，我国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内容体系的了解中断了将近90年后打开了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大门。

同年，我国西方经济学研究者在杭州成立了“外国经济学说会”(后更名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吴易风先生凭借对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影响，成为17个发起人之一，并继陈岱孙、胡代光之后担任了第三任会长。该研究会成立当年就组织专家学者翻译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到1997年共出版了17辑)，举办了“国外经济学讲座”(到1981年共60讲)，对系统介绍和评价国外的主要经济学说和流派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为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鸿业和吴易风先生率先开设了现代西方经济学课程，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高鸿业和吴易风先生在《教学与研究》上陆续发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讲座》(1985年6月第一讲，共十二讲)，在当时影响很大。他们还合编了教材《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册)，这是国内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一部西方经济学教材。从1988年到1998 年十年间印刷了 11次，后来经过修订，又发行了第二版，该书入选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近年，吴易风先生和颜鹏飞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以及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与课题组共同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在教材编写方法上，吴易风先生最鲜明的特征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准确、细致介绍的同时，对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作出科学说明，为在我国沿着正确道路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作了若干探索。

在教学方面，吴易风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不管什么专业都要求系统地学习《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必须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要牢牢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思想。正是吴易风先生的严格要求，使我在博士生期间下决心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日后从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创造了条件。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吴易风先生迄今为止60年的教学生涯的话，除了“立德树人”的“人民经济学家”，我还不知道其他的表达，只是这里的“立德树人”中的“立德”不是当今教育中空洞的品德优先教育的“立德”，而是以教师的“德”为垂范，通过教师的“立德”来实现对学生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树人”目标。这里的“人民经济学家”不是将“人民”视为口号的可有可无点缀品，而是将“为人民做学问”作为毕生追求并贯彻于教学和科研始终的信念。

2.对西方经济学研究进展的跟踪

1989年至1990年，吴易风先生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访问了南加州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等美国高校，并花了大量时间收集和整理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文献。回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评西方经济学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论战》，以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尽管这篇文章不是最早对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派进行介绍的文章，但是在我国它却是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对两个学派进行了梳理，在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拓性进展。该文的英文版“Market Economy and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The Debate between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 and New Keynesian Economics”于1995年2月在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上发表。在持续跟踪的基础上，吴易风先生和他的两位博士生王健、方松英合作于199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一书。对该书的学术地位，有书评认为“是一部研究西方经济学前沿问题的代表作， 该书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以翔实的资料、严密的论证，在国内首次对两大学派的理论背景、发展轨迹、主要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介绍、分析和评论，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时任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胡代光给予了“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演变过程进行了回顾和追踪考察，这在国内还是首创”的高度评价。虽然从知网的引用情况看，该书被引次数不算很高，但是就本文作者掌握的文献看，该书是第一部系统介绍两个学派的著作，也是研究两个学派著作中为数不多具有学术价值的中文著作。

3.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对新自由主义批判是吴易风先生整个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其学术贡献而言，本文作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科斯产权理论进行系统的学术批判。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出现了“科斯热”“张五常热”，科斯的产权理论在我国甚嚣尘上，一些经济学家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私有化联系起来，认为低估贱卖或者赔钱出卖国有企业是“明晰产权”的最好方式。

在这个思想混乱的时期，吴易风先生1994年在《高校理论战线》上发表了《西方产权理论和我国产权问题》、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997年在《财经研究》上发表了《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指导国有企业改革》三篇引用率很高的学术文章，对科斯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批判，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进行了深度挖掘。就产权理论方面的学术影响力而言，吴易风先生与段毅才的影响力最大;第二，对俄罗斯转型失败进行系统介绍。1995 年，吴易风先生访问俄罗斯回来后发表了《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简称为《访俄报告》)，包括“私有化及其后果”“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俄罗斯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等10个专题。《访俄报告》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海外、国外媒体反响强烈，争相报道。“以俄为鉴”“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对于引导我国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对“华盛顿共识”危害性的分析。2006 年，吴易风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重点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该书指出，“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里，哪里就会遭到巨大风险和灾难， 甚至成为重灾区，如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等。这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前车之鉴。”

作为外国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吴易风先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一直坚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紧扣时代的需求深入挖掘其中的经济思想，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对马克思的产权思想进行了深度挖掘、以增长理论为重点对马克思经济学数学化进行了探索。

1.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全新阐释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论”不绝于耳，尤其是在研究对象方面，马克思只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当然的共识”，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方面，处于天然劣势。

在这种背景下，吴易风先生出场了，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深入挖掘和西方经济学相关文献系统梳理，于199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吴易风先生以翔实的资料和严密的逻辑，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过时论”进行了批判，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一，对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了研究，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虽然“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如前所述，并不是吴易风先生原创性发现，但是吴易风先生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资本论》第一卷所做的重大修改、《资本论》第三卷的引证，第一次逻辑严密地论证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对纠正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解上的错误，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

第二，对政治经济学是否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的论证，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配置, 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的、具体的资源配置及其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有力地批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研究人与人关系”的“过时论”的论断，而且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优势。

通过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阐述和对生产方式的重新定义，吴易风先生得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结论。

2.对马克思产权思想的深入挖掘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初期，科斯的产权理论风靡我国，以得到科斯真传而自居的张五常热的发紫，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无产权理论，主张用科斯的产权理论指导我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仿佛唯有“产权清晰”的改革才能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吴易风先生于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文，不仅回答了马克思有无产权理论的问题，而且还对国有企业改革发表了具有指导性的建议。在这篇文章中，吴易风先生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蕴藏的产权理论进行了挖掘和研究，并在对有关产权理论的文献充分占有的基础上，很有把握地指出，早科斯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创立了科学、系统的产权理论，马克思是“社会科学史上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他“第一次发现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从而把握住了产权的本质”，他“是第一位深入研究和科学阐述产权的各种权利统一与分离学说的理论家”。

在这篇文章中，吴易风先生对我国理论界几种错误的产权改革方案进行了剖析，指出西方产权理论是适应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理论，决不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的理论依据。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吴易风先生指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 即在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对法律上的财产关系和经济上的生产关系进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和调整。

3.对马克思经济数学化的探索

马克思非常重视数学的学习，并留下了《数学笔记》，《资本论》对数学的应用在当时还是比较超前的。苏联学者菲尔德曼1928年建立的国民收人增长模型是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西方学者哈罗德、多马受到《资本论》启发在40年代才建立了我们熟知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化(或模型建立)我国比较晚，据本文作者不完全考证，1957年何祚庥和罗劲柏在《力学学报》上发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数学分析(一) ：为什么不断实现扩大再生产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可能是第一篇，后期这类文章很少，可能与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掌握数学工具的人比较少有关。

针对马克思经济学定量研究不足的问题，吴易风先生与当时博士生王健合作于1994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一文，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学术价值的内容，建立了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上的多层次生产函数论，用数学模型表述了劳动价值论中的商品二重性和价值规律等理论。从该文的引用和此后的研究情况看，这种带有开拓性质的研究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不重视数学的状况。1995年，宋则行在《当代经济研究》发表的《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探索——兼与西方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比较》，是国内比较系统研究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章，对推进马克思经济学数学化起了一定作用。2000年吴易风先生在《当代经济研究》发表了《经济增长理论:从马克思的增长模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增长模型》，提出了“马克思第一次将静态分析动态化、短期分析长期化，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②。2007 年，吴易风先生在《经济研究》发表了《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一文，用数学方法对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表述，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关注和马克思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兴趣。2012 年，吴易风和白暴力主编的《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一书出版，该书按照《资本论》的逻辑顺序，建立起商品价值量决定模型、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实现的平衡条件模型等一系列模型，力求建立起准确、系统、全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体系，用数量关系分析方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吴易风先生在推动马克思经济学数学化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在马克思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对于推动我国马克思经济学定量化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经济理论体系进行比较，是吴易风先生长期从事研究的内容，在吴易风先生研究成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吴易风先生在比较理论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最早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对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紧贴时代的需求，对马克思和科斯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对包括研究对象、增长理论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对于纠正马克思经济学“过时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1.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最早系统比较

吴易风先生最早的比较理论经济学成果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萨缪尔森<经济学>》,它刊登在1984年出版的《西方经济思想评论》(第一辑)中。对于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评述，高鸿业除了在中文版序言中表明了立场和态度外，还在1983年发表了5篇评论文章，巫继学也在1983年发表了《两种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及任务——马克思〈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经济学〉研读札记之一》，不过可能是受当时传播手段限制，这6篇文章影响并不大，最多一篇也就是一个引用，与当时对萨缪尔森《经济学》学习狂热相比，简直可以忽略。吴易风先生的论文是第一次对马克思经济学和当时影响巨大的的萨缪尔森《经济学》进行了系统比较，通过关于异化的概念、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关于资本积累理论、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的运动规律六个专题比较，对于歪曲历史、肆意攻击马克思的萨缪尔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判，这对于当时阻止西方经济学占领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发挥了一定作用。

2.对马克思和科斯产权理论的比较

吴易风先生比较理论经济学成果中影响最大的是2007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引用次数高达180，并以下载次数8493高居先生发表论文的榜首。该文从方法论、理论体系、政策含义、历史地位等方面对马克思和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以翔实的材料对马克思产权理论在社会科学史上地位进行了论证，对“科斯有产权理论而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的错误的流行观点进行了批判。论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多家报刊进行了报道或摘要转载。

3.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全面比较

吴易风先生关于研究对象的比较、关于经济增长理论比较，如前所述，影响也较大。吴易风先生两大比较理论研究几乎涉及所有经济领域，最鲜明的特征是一以贯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最可贵之处是将比较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是有理有据的学术比较而不是对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简单批判。

为了实现两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系统比较的溯源，吴易风先生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几十位老中青专家学者进行了合作研究，并于2009年出版了由吴易风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一书。该书共3卷、255万字，几乎涵盖了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大主题。对于这部书，虽然入选“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荣获2010 年度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光明日报》书评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就本文作者阅读后的感受而言，那是一部水平参差不齐的论文集，与吴易风先生亲自写的几乎每一篇论文都“光彩夺目”且做出了边际贡献相比，有不小的距离，那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过，考虑到吴易风先生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几乎所有重要主题都亲自写论文进行了比较，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吴易风先生在比较理论经济学全面系统比较方面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吴易风先生非常关注的领域。吴易风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在于， 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构建了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破解历史性难题的清晰图式(可以称之为“吴易风公式”)，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至少在国有企业改革等四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成果的研究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并在1958-1960年组织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的探索,这些探索究竟是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还是成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重要推手?吴易风先生在大量研究基础上，从2003年开始陆续发表了《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毛泽东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等学术成果,认为毛泽东为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又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理论遗产。吴易风先生从12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这12个方面是:(1)论苏联经济学范式;(2)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3)论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4)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5)论过渡时期;(6)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7)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8)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9)论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10)论社会主义管理;(11)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12)论共产主义。我们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为例，看看吴易风先生是如何深入挖掘毛泽东研究成果的。

吴易风先生在认真研究了毛泽东相关文献后发现，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索集中体现在他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时的谈话之中。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范围过窄问题，三次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从两个方面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在第一次论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时，毛泽东指出：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 但是, 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 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里除了将研究对象拓展为“主要研究生产关系”，还强调了上层建筑问题研究。在第二次论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时，还从两方面来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毛泽东指出：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 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 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 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在第三次论述时，主要是强调了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规定，他指出：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 即：所有制, 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 产品分配。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对象规定成了我国学术界的共识，即“主要研究生产关系，但是要密切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密切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

除了毛泽东外，邓小平无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国从经济上跨越“卡夫丁峡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邓小平的贡献，吴易风先生于2004年在《当代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历史性理论难题和邓小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一文，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系统地研究。这篇文章最突出特点是它的学术性味道。吴易风先生以系统的学理性研究对邓小平的理论贡献进行了论证。这篇文章最让人吃惊的是，他竟然出自于一个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之手，因为左派学者普遍贴着对市场经济怀疑的标签!但是在读完论文之后，你会发现，吴易风先生是一个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严肃学者,而这篇论文也正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人民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吴易风先生对陈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吴易风先生对陈云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对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梳理。吴易风先生对陈云提出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综合平衡基本条件的“四大平衡”(即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平衡)进行了探析，对陈云在综合平衡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开创性探索进行了挖掘，认为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调节市场的根据。通过系统研究，吴易风得出了“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范例”的结论。

吴易风先生在发现了毛泽东、陈云、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之后，并没有停留在对三人的单独贡献进行研究层面，而是站在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他们破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历史性难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吴易风先生研究发现，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 毛泽东、陈云和邓小平对计划和市场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70年代末和80 年代初陈云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论, 70年代末至90 年代初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 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展现了我国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展轨迹。

2.吴易风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探索

【郭冠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办公室主任、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致力于马恩经典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出版专著《文化、技术与企业制度变迁》《西方经济思想史导论》两部、译著《为什么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经济增长演讲集》《公共资源的未来：超越市场失灵和政府管制》两部，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本文原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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